1703038884
1703038885
[101]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新民族主义的解读与阐释。
1703038886
1703038887
[102] 大陆某些学者有此观点。
1703038888
1703038889
[103] 台湾地区一些学者持此观点。参见朱宏源《再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1993年6月。
1703038890
1703038891
[104] 孙中山：《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1912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06，第565页。
1703038892
1703038893
[105] 《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06，第3页。
1703038894
1703038895
[106] 关于日本对于中国民族思想的影响，笔者将另外写专文论述。
1703038896
1703038897
[107] 孙中山：《三民主义》（1919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第187页。
1703038898
1703038899
[108] 《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06，第3页。
1703038900
1703038901
[109]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15页。
1703038902
1703038903
[110] 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日、15日），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00页。
1703038904
1703038905
[111]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209页。
1703038906
1703038907
[112]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265页。
1703038908
1703038909
[113]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8月25日于北京），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第267页。
1703038910
1703038911
[114] 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要不要实行联邦制的讨论和争议，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理解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
1703038912
1703038913
1703038914
1703038915
1703038916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1703037818]
1703038917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第四章 从戴季陶到蒋介石（上）：伪篡“三民主义”的歪理邪说
1703038918
1703038919
大陆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政治的研究存在较多缺陷，对蒋介石集团“民族主义”的思想史、政治史研究更显苍白，以致一直以来存在诸多以讹传讹的误解和歧见。其中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所提出的“国族—宗族论”的研究偏差尤为突出。本章试图通过还原蒋介石集团“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真面目——包括厘清其基本特征、衍变逻辑和思想基础——来认识、理解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的思想脉络。本章的研究表明，“厉行同化”的“融合论”只不过是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一个表象。建立在传统儒家学说、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基础之上的蒋介石“民族主义”，不是“继承”而是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新的民族主义”的“遗训”，加剧了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强化了“中心—边缘”的政治模式，最终演化为彻头彻尾的“放任主义”“分治主义”，注定将被中国人民所抛弃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1703038920
1703038921
受研究立场、研究资料、研究主题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大陆学界对于中国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的研究目前仍属草创阶段。大陆学界涉及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的研究，多以“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自觉历程[1]、凝聚力发展[2]、民族关系的变迁[3]，以及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实践；而对中国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研究主题大多集中于处理民族（边疆）问题的法规政策、机构设置（诸如对蒙藏委员会的研究[4]）、边疆治理（诸如对涉藏、涉疆、涉蒙等“边政”问题的研究[5]）等政务和局部层面，对决定和左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边疆）政策走向的政治思想和理论主张的研究尤为匮乏和单薄。
1703038922
1703038923
国内方面，李国栋所著《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是大陆学者迄今唯一一部以民国时期为背景、以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民国时期民族政策的通史性学术著作，但其研究仍以民族（边疆）政策制定、民族（边疆）事务机构、民族（边疆）危机与治理为主要内容[6]。国外方面，日本学者松本真澄于1999年出版了《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一书[7]，注重挖掘清末民国时期（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历史资料，对研究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颇有镜鉴、启发之处。但松本真澄的主要贡献较多体现在历史考据和文献搜集方面，更深层次的政治史、思想史内容仍非其所注重，该书也缺乏对蒋介石集团和南京国民政府处理民族政治的思想基础及其内在逻辑路径的解释。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松本真澄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政策（她称之为“孙文之后民国时期的民族论”）的研究中，显然缺乏对戴季陶和蒋介石政治思想的研究和分析，而正是蒋、戴二人，一个掌控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全局，一个长期幕后主导蒙藏委员会，在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领域是毋庸置疑的灵魂人物和实际操控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戴季陶长期担任考试院院长之职，但同时他也是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政策和蒙藏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决策者之一。虽然并未在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他却是这一南京国民政府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政府机构的实际操控者，被时人称为蒙藏委员会的“太上委员长”[8]。目前已有国内学者对戴季陶民族主义思想展开研究[9]，但就研究成果的数量、深度以及学界对此的关注程度而言，与戴季陶的政治影响和实际作用并不相符。
1703038924
1703038925
在此背景之下，关于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的误解和歧见在所难免，其中尤以对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最为紧要和关键。蒋介石本人手握军、政、党大权[10]，左右甚至支配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施政纲领和政治决策，其对于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的历史走向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然而迄今为止，既有研究一方面将“国族—宗族论”等同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其“民族主义”思想整体性的专题研究乏善可陈，甚至堪称空白；另一方面对于“国族—宗族论”的讨论和关注又侧重于在政治立场、历史影响之上对其进行正确与否的价值判断，恰恰忽略了对蒋介石炮制“国族—宗族论”的政治动机与思想渊源进行更深层次的辨析与挖掘，因此目前尚存诸多疑问和歧见。
1703038926
1703038927
有学者认为，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奠定了蒋介石“国族—宗族论”的思想基础，将“国族—宗族论”视为蒋介石“承袭”孙中山先生“遗训”的产物[11]；也有学者认为，“国族—宗族论”是蒋介石在孙中山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衍化”和“发挥”[12]；甚至有学者认为顾颉刚等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为“国族—宗族论”提供了理论依据[13]。针对第一个观点，蒋介石伪篡甚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史学界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难道有充足的史料证明蒋介石在“民族主义”问题上选择性地承袭孙中山先生的“遗训”？针对第二个观点，如果蒋介石炮制的“国族—宗族论”是“承袭”或“发挥”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那就意味着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估“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孙中山本人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影响。针对第三个观点，学界同时亦有研究认为顾颉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是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14]，其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历史误会或误解，竟令学界产生如此截然相反的认识和结论？由此也就引起一连串的历史疑问：“国族—宗族论”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理论关联？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又来自何方？它在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又对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1703038928
1703038929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事关“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地位与历史影响，而且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的理论前提和历史基础。大陆学界对于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模糊、矛盾的认知和评价，直接影响到对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认识的整体性和评价的正确性。在相关研究结论中，国民党一大宣言几乎成为评判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政治标尺，“虚伪性”“欺骗性”“不现实性”几乎成为粘贴在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身上的政治标签，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出台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政策法规及其采取的具体措施总是“反动性”与“先进性”交替、交织，却鲜有研究去挖掘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在“反动性”与“先进性”之间左右摇摆的深层原因，更鲜有研究去深层思考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作为评价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先进性”与“反动性”的标准是否恰当。鉴于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在理论层面奠定了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在民族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基础，蒋介石集团在实践层面操纵着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战略决策和政治走向，因此缺乏对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入、全面的了解和客观、科学的评价，而对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治进行的分析与评价，显然缺乏科学的方法支撑和坚实的理论依据。还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实原貌，也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1703038930
1703038931
1703038932
1703038933
[
上一页 ]
[ :1.70303888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