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38984

1703038985 无论是戴季陶还是蒋介石，都对日本军国主义十分推崇。按照戴季陶的理解，“军国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作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势力，都附从在军国组织之下”的制度，“必须这样，才能成为军国主义的国家”[49]。戴季陶认为，“建国的工作，必须有军政的组织”，“武力和战争，是建国最要紧的手段”[50]。鉴于民国时期中日关系的敏感性，蒋介石不敢直接宣扬“日本军国主义”，转而将日本的国力强盛归因于“中国的哲学”的成功，认为“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学的“就是中国的儒道”，尤其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51]；“（日本）武士道就是采取了我们中国一部分的固有道德，和一部分固有的军人精神”[52]，日本还只是“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国的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反给日本人窃去，拿来压迫中国，还要来灭亡中国，这是多么可耻可痛的事情”[53]。他以这种将日本军国主义与“儒道”和“中国哲学”画上等号的方式，打着“恢复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的幌子，曲线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张目。在制度层面，他则显得肆无忌惮，大力推行军国主义统治。1928年，蒋介石在当时的北平发表演说宣讲南京国民政府的施政纲领，毫无掩饰地提出要在中国推行“军国主义”，宣称“军队实在是最讲究组织和纪律的”，“无论古今中外，要组成一个健全的国家和社会，都是要全国军队化的”，“各团体的军队化，实在是救国的不二方法”；提出“以后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全国以内，无论任何物品都有统计，无论任何团体，都有严密的组织”[54]。他甚至直白告诫“不要听共产党的挑拨，说蒋介石提倡军国主义”，“须知这是真正救国的方法”[55]。

1703038986

1703038987 蒋介石“三民主义实行程序”的第三个思想基础，就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史学界大多将蒋介石1931年在国民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作为其深受德国法西斯主义影响的例证。在该开幕词之中，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逐一进行批判。按照他的理解，“法西斯蒂[56]之政治理论本抽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有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57]。他评价说，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58]。蒋介石看似是要否定法西斯主义，实则只是批评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影响，对其制度层次的“成功”却是崇羡不已。德国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国家有机体学说，对蒋介石的政治思想影响甚巨，称他为“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忠实拥趸也不为过。他认为，“国家这个东西，是一个有机体”，“国家是一个有生命的超于一切的集体组织”，“就是一个完密的生命全体”[59]。一方面，蒋介石利用“国家有机体学说”为其唯心史观和唯意志论提供思想依据。按照他的理解，国民是国家的“细胞”，国民党是国家“动脉”，三青团是国家的“新血液”，代表“历史文化之传统的根本精神”的“三民主义”就是国家的“灵魂”。他强调，就是因为“灵魂”，国家才“成其为有生命的机体，而非死的无机物”[60]。另一方面，蒋介石利用“国家有机体学说”为其推行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支持。他认为，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第一就是教育，第二就是经济，第三就是武力”[61]。所谓教育，“就是要养成‘军国民’的风尚”，“亦就是‘军国民教育’”[62]；所谓经济，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所谓武力，“包括国家所有的国民，人人应参加战事，致力国防，所有一切的物质……皆为战争国防之需，莫不为武力之要件”，“就是要使全国四万万同胞，都能成为军国民，即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能够为国牺牲的战斗员”[63]。蒋介石将三者概括为“教”“养”“卫”，并依此将“三民主义”解构为包括教育、经济、军事“三个方面”的“五种建设”——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1703038988

1703038989

1703038990

1703038991

1703038992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22]

1703038993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四 几点思考和结论

1703038994

1703038995 蒋介石构建在“儒家化”“军国化”“法西斯化”基础之上的“三民主义实行程序”的可行性，完全依赖于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广大中国人民接受蒋介石集团篡改的“纯正的三民主义”并将其视为中国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二是广大中国人民服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并将其视为中国唯一的领导核心和权力中枢。可见蒋介石构建所谓“三民主义实行程序”的核心目的，是要中国人民服从独裁专制统治，牺牲自由，牺牲思想，甚至“牺牲个人的一切”，“一切属于领袖，一切听命于领袖”[64]，“有纪律”“有组织”“军国化”“共同一致”地去完成蒋介石所设定的五种建设，实现所谓的“建国”目标。

1703038996

1703038997 思想上，蒋介石谋求实现“一个主义”，也就是要实现“思想统一”。蒋介石强调，“要确定总理的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65]，“不能让第二个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出来，也不能让第三个第四个主义和国家主义派出来捣乱”[66]。为此，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季陶，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视如仇雠，而且对古如老庄之类的诸子学说，新如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之类的政治理论，也一概大加批判挞伐。

1703038998

1703038999 组织上，蒋介石谋求实现“一个政党”，也就是要实现“组织统一”。在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实行程序”的理论体系中，“党”占据着十分核心的地位，可谓其整个政治布局中的权力核心和根本保障。为此，他强调“中国国民党为领导中国革命唯一的革命党”，“不能够再许第二个党起来攻击国民党”[67]，“凡是违反三民主义的人，……是不容许他活动的”[68]。

1703039000

1703039001 行政上，蒋介石谋求实现“一个政府”，也就是要建立中央集权，实现“行政统一”。他认为，中国“政治的病源就是在地方割据，中央法令不行”，“要实施为民众谋利益的政治，一定要中国完全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一定要地方绝对服从中央，进入轨道，然后才能顺利的进行”[69]。

1703039002

1703039003 行动上，蒋介石谋求有纪律、有组织的“共同一致”，也就是要实现“行动统一”。他认为，“中国所以贫弱，所以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就是中国人太自由的毛病生出来的”；“革命四十年不能成功”，就是因为“只知个人自由，不能遵守党的纪律”[70]。所以他强调，“要建设健全的国家，不受外国人欺侮，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最要紧的”是“守纪律”，“无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都要遵守公认的纪律，不能随便自由”[71]。

1703039004

1703039005 按照“戴季陶主义”和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实行程序”，“三民主义”已然沦为蒋介石集团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招牌和附庸，孙中山先生的“新的民族主义”自然无法幸免。

1703039006

1703039007 [1] 如高翠莲《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1703039008

1703039009 [2] 如卢勋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1998。

1703039010

1703039011 [3] 如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703039012

1703039013 [4] 如喜饶尼玛、苏发祥编著《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703039014

1703039015 [5] 此项内容占据了对民国时期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民族政治研究的绝大部分，关于蒙、藏、新疆问题的研究著述尤为突出，可参见段金生《30年来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

1703039016

1703039017 [6] 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学者林恩显于1994年出版了专著《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中国台湾）“国立”编译馆，1994］，但因缺乏该书资料，故本书不予置评。

1703039018

1703039019 [7] 〔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中慧译，民族出版社，2004。

1703039020

1703039021 [8] 金绍先：《忆述国民党元老吴忠信》，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1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第90页。

1703039022

1703039023 [9] 黎洁华：《论戴季陶的民族主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703039024

1703039025 [10] 蒋介石的权力谱系，以军权为先，政权次之，党权又次之，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1703039026

1703039027 [11] 郝时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53、64页。

1703039028

1703039029 [12] 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703039030

1703039031 [13] 黄天华认为，“国民党在孙文‘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借顾颉刚等‘禹贡派’的理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国族概念”。参见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一九四○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703039032

1703039033 [14] 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赵志研：《“中华民族是一个”？——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26日第7版。

[ 上一页 ]  [ :1.70303898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