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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51 陶希圣进一步论述道：“在这种态度之下，北方诸异族，如匈奴、鲜卑等等，依其向中原的迁徙和战斗，各持其宗族的传说，加入了民族融合的过程。”[66]在如何认识汉、满、蒙、回、藏等各族的现实存在的问题上，陶希圣将汉、满、蒙、回、藏等族视为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单位（Ethnic Unit）”[67]；而顾颉刚则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而提出以三大“文化集团”，即“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和“藏文化集团”替代各族的名称[68]。蒋介石显然采纳和借鉴了陶希圣的观点。对蒋介石这样的政治家而言，给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确定替代名称，“科学性”显然并不是第一条件，各族群众的“意愿”更不是权衡、考量的重点，能否为自己巩固统治地位“所用”、能否为各派政治力量“接受”才是其首要考虑的内容。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推出“国族—宗族论”，在政治上显然是蒋介石的最佳选择：看起来既满足了国民党内要求推行“国族融合”政策的呼声，又顺应了社会各界呼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舆论，而且还能强化其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政治继承者的形象。虽然“国族—宗族论”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先有家族，再有宗族，再有国族”的断章取义和刻意歪曲，但这对于蒋介石集团而言本来就轻车熟路——无论是戴季陶“纯正的三民主义”还是蒋介石“三民主义实行程序”，无不是以歪曲、曲解、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毫无疑问，蒋介石才是“国族—宗族论”真正的“推动者”和“创造者”；也只有蒋介石才有胆量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宗族论”是继承孙中山的“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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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53 第三，蒋介石所倡导的“国族—宗族论”，不过是为维护其“抗战领袖”“民族英雄”的声望，满足其巩固一党专政、一人独裁专制统治的需要而精心编造的政治谎言和理论骗局。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虽然主张“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但其“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式和“分治”“分裂”的“民族主义”思想实际上并没有丝毫改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八年抗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终于改写了近代以降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败多胜少的历史，以巨大牺牲和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国际而言，中国已经跻身世界五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国际环境绝无仅有；就国力而言，经受住了长期战争考验的中国在民族凝聚力、军事组织力、政治动员力方面早胜抗战初期，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能力更加强大；就民意而言，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早已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和共同意志。然而，在此大好背景之下，蒋介石竟然出人意料地重新回到了“民族分治”的立场。就在同年8月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提出了实施“民族主义”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凡对于他持有自治能力与独立精神的民族，必须予以精诚的扶持其成长，使之达成自主和独立的目的”；第二，“在省区以外的边疆民族，具备自治能力，与有独立意志，而在经济政治上到达了可以独立程度之时，我们的国家对他们必以亲爱友好的态度和精神，自动的扶助他们独立自由，永久视为中国平等的兄弟之邦”；第三，“各省区以内的大小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在信仰上、经济上亦予以充分自由而不加以干涉，以达成我们各宗族间精诚团结友爱互助之目的”[69]。蒋介石提出的三个原则，再次将外蒙古和西藏划分在“国族”之外，提出要承认外蒙古“独立”，扶持“西藏独立”，同时对他所称的“各省区以内的大小民族”进行“厉行同化”。蒋介石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显露出其主张民族“分治主义”的庐山真面目。在“分治主义”的民族主义指导之下，蒋介石不惜以牺牲外蒙古主权为代价，换取苏联政府的所谓“三项政治承诺”，并于1946年初启动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所谓“法理程序”。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在解释其为什么放弃外蒙古主权时称，“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70]。1959年，在西藏发生武装叛乱之际，蒋介石在台湾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公然“许诺”将“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达成”达赖集团关于“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地位”的“愿望”[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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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58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27]

1703039259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四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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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61 通过对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历史真面目的还原和剖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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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63 第一，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文化化”的民族概念、“儒家化”的政治伦理、“军国化”的专制思维、“实力化”的政治原则共同孕育的一个历史怪胎。“文化化”的民族概念，在文化、语言、地域、血缘的基础之上划分“民族”界限和“民族国家”界限，既奠定了蒋介石集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分治主义的“国家”观念，也奠定了蒋介石集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融合主义”民族观念的思想基础。“儒家化”的政治伦理，以其“先亲后疏”“先中心后边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治伦理，奠定了蒋介石集团“本部—边疆”的“地域”观念和“国族—异族”（蒋介石集团常常使用“边胞”“边民”的概念指代少数民族）的“人民”观念，将国家赖以生存的主权和人民按照地域划分为三六九等，以维护“核心”为政治根本，将牺牲和交换“边疆”主权、人民利益视为“平常之事”，完全视人民意志和国家主权如掌中玩物。“军国化”以推行“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专制统治为目标，在组织上强制要求国家政权、政党组织、普通国民实现军事化，不承认自由、民主、权利的正当性，不承认民族成分、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成为蒋介石集团罔顾民情民意、强力推行“国族融合”和“分裂主义”的政治基础。“实力化”的政治原则，漠视政治的正义性和反动性的区别，无视人民意愿和历史发展规律，完全将“边疆”“异族”视为“国家”“民族”的附庸和附属物，可以随时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力量的强弱采取不同的施政方略，甚至可以用“边疆”和“异族”来交易、交换可能更为核心的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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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65 第二，“民族融合”和“民族分治”的双面一体，是蒋介石集团“民族主义”思想和南京国民政府施政纲领的根本性特征。在“儒家化”“军国化”“实力化”左右之下，蒋介石最终形成了类似于日本“血族”主义的“国族”崇拜，既无法走出国民党一大宣言所提出的“民族自决”路线的陷阱，又无法真正理解和继承孙中山“国族主义”思想的精髓和灵魂，只能在“融合”与“自决”（分治）两条道路上相互倾轧、进退维谷、自寻绝途。从其走上反共、反人民的政治道路，走上背弃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路线的那一刻起，蒋介石集团就已经注定无法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自圆其说、自我创新。以血缘、文化界定“民族”的边界，又以“民族”去界定“民族国家”的边界的理论逻辑，使“融合”和“分裂”这对看似矛盾、实则孪生的“民族主义”路线，在蒋介石身上得到了切实的体现。对某些人而言，民族融合的愿望是多么美好。而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的历史却告诉我们，民族融合与分治主义虽在政治目标和主观愿望上背道而驰，但在政治理论上，尤其是在蒋介石的政治思想体系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之中竟然是如此紧密地联系、结合在一起，双面一体，密不可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文化、语言的差异和血缘、地域之别判定国家的“内—外”、民族的“我—异”、情感的“亲—疏”、利益的“核心—边缘”的思维模式，是“民族融合”和“民族分治”共同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出发点。蒋介石的失败教训告诉我们，罔顾人民意愿和国家统一，去追求狭隘的文化统一和民族融合；罔顾人民意愿和国家命运，去以文化、血缘基础之上的“民族”划定“国家”边界、构建“民族国家”，是多么危险的政治冒险！也许这就是蒋介石集团的失败在民族政治领域留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大的政治教训和最深刻的历史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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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67 第三，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是我们认识和分析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政治的理论武器和思想钥匙。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复杂性，充分说明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治，绝非“虚伪性”“反动性”“不现实性”的评价和判断那么简单。“国族—宗族论”并不能真实反映和完全代表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容和全貌。由于我们尚不清楚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双面一体”性，在过去有关民国民族政治的研究中留有太多的迷局和疑问。我们曾经将蒋介石集团的民族政策反复解释为“虚伪性”——就“虚伪性”而言，到底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哪一次宣示为“真”？哪一次的宣示为“假”？这种“虚伪”其实更多应被视为一种在“融合”与“分裂”的天平之间的摇摆和调适。我们曾经认为蒋介石集团的民族政策是“反动性”的民族政策，但是我们批判反动性的标准往往单纯地以其“融合主义”的一面为依据，恰恰忽略和忽视了其“分治主义”一面的反动性。总之，蒋介石的“民族主义”绝非“国族—宗族论”所能涵盖。国民党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之下通过时而“融合”时而“分裂”、时而“平等”时而“同化”的决议和提案，国民政府之所以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之下采取时而“融合”时而“分裂”、时而“平等”时而“同化”的政策、措施，难以形成统一的、长期的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反复无常，摇摆不定，不过是蒋介石集团“两面一体”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民族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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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69 第四，历史充分证明，肆意伪篡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反动派，不可能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国民党民族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各项政策措施都不是以民意、民利、民权为出发点，无法凝聚各族人民的力量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倒行逆施、独裁专制、利令智昏的腐朽统治，只会加剧而不是缓解国家危难和民族危亡的境地，只会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反对和反抗。国民党民族政策失败的思想原因，是名为继承、实为伪篡孙中山的“新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无法弥补的理论缺陷，也满布了政治陷阱：“融合”的“民族主义”违背各族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的现实和要求民主、自由、自治的历史大势，不可能得到各族群众衷心拥护；“分裂”“分治”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以降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异曲同工，只会加剧而不是缓解现代中国分崩离析的国家危机。国民党民族政策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没有形成统一的、长期的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虽然“融合”与“分裂”之间的理论分歧和政治冲突如此明显、如此强烈，但是在一党专制、一人独裁的政治体制之下，蒋介石集团不能接受“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不能接受“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观点，不能接受“国族是国族，民族是民族”的意见，这意味着蒋介石集团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可能依据中国国情和人民意愿完成根本性的蜕变与变革，反而常常沦为党内斗争、派系斗争中相互倾轧、相互拆台、相互攻讦的工具和口实，造成政府和具体操办人员在处理具体事务尤其是重大战略决策时进退失据、无所适从。蒋介石“双面一体”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就必然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一同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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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71 第五，民国时期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形成历史的研究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显然没有改变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中“分裂”“分治”的基本逻辑和专制、同化的政策取向，与蒋介石所炮制的“国族—宗族论”在基本概念、理论目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和差异。认为当时的学界为蒋介石“国族—宗族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或理论依据的看法显然是一种历史误解。与之相反的是，学界的研究动机和研究结论或是出于批判蒋介石集团在民族政治领域的倒行逆施，或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担忧和焦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时隔七八十年，依然可以从顾颉刚认为国民党“用汉族的文化来统一其他各族的文化”的“民族融合”政策是“削足适履”的“笨事”的指责之中，从吕思勉“为要求各族亲近、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的批评之中，强烈感受到学者们的理论良知和拳拳之心。虽然民国时期学者们的研究基本都是以“血缘”意义上的“民族”或“国族”为前提，试图以历史的研究方法和结论解决和回答现实的政治问题，存在诸多先天性的缺陷和不足，但是他们的研究和结论是中国人民探索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将在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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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73 [1]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年3月16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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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75 [2]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年3月16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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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77 [3]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1924年8月10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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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79 [4] 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1924年7月28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2006，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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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81 [5] 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年4月4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2006，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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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83 [6] 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年4月4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2006，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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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85 [7]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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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87 [8]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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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89 [9]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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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91 [10]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346页。所谓“智仁勇之三达德，及其所以行此达德之诚字”，被蒋介石视为“民族德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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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93 [11] 蒋介石“力行哲学”的核心，就是“一切方略程序，总理已经为我们详细的订定了，我们只须按照方略，依着实行，各就行性学识之所宜，确定计划步骤，本乎良知良能，竭尽我们救国救民的本职，勇往积极的去做，就必然能达到目的”，“因为我们都是后知后觉，我们除了基本的革命大义以外所知的实在是有限，因此我们一方面固然应当竭力求知，同时还应该从力行中去求真知，凡是我学问经验中认为已经获得的知识，如果不是经过实行而证明为有效，就不能断定所知者果为真知。所以我们一切的事业，必须实行而后始有真知，也唯有能行而后能知”，参见蒋介石《行的道理（行的哲学）》［民国二十八年（1938年）三月十五日讲］，载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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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95 [12] 蒋介石将“三民主义”化解为五个建设：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参见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实行程序》，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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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97 [13]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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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39299 [14]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载《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第13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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