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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革命力量上来看，美国华人华侨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支持力量和经费来源。孙中山的革命运动，自始至终得到了海外华人华侨的资助和支持，海外华人华侨可谓革命运动的策源力量。自兴中会成立于美国檀香山，孙中山即着力于与洪门致公堂等海外会党组织联络，并改订美洲致公堂章程[31]。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海外，其中包括美国，在华人华侨中广泛宣扬革命、募集善款、策划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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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外交关系来看，孙中山一直幻想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能够支持其正在进行的革命事业。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提出希望美国政府和人民能够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对中国的革命运动“给以同情和支援”，并希望能在美国人中间找到许多的辣菲德[32]。1908年，孙中山甚至与美国人制订过一份秘密的“长堤（Long Beach）计划”，试图通过设立“中国革命公司”的形式向美国资本家筹借巨款，以美国为根据地开展革命运动[3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孙中山曾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希望美国在拯救欧洲之后“转以拯救中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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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意识形态、政治现实还是外交关系出发，孙中山都极度幻想可以依赖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获得应有的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和革命组织中处处宣扬“以美国为榜样”，将“三民主义”等同于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将“民族主义”等同于美国威尔逊总统所提倡的“民族自决”，在与美国官方和非官方人士接触时处处宣称美国“事事皆足为吾国模范”[35]，背后显然具有开展“价值观外交”，争取美国支持、承认和援助的目的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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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孙中山热切企盼、一厢情愿的“热脸”，遇到的是美国政府决绝无情、趾高气扬的“冷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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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美国政府和政治家看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无论是最初的辛亥革命，还是其后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都将极大地损害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无论是对清政府，还是对随后的北洋政府，美国的在华政策基本上一直秉承“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基本原则。维护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而不是实际上的统一）是美国在华的最大利益。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扮演了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角色；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实际上成为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孙中山旨在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运动，以及旨在推翻北洋政府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显然都有损于美国利益，美国政府把孙中山视为“鼓励推翻与美国友好的国家政府的领袖”[36]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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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美国政府和政治家看来，孙中山并不是可靠的政治伙伴或政治盟友。美国政府怀疑孙中山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会损害美国利益，有损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的实施。1918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指出，“孙中山是一个危险的机会主义者，他出于绝望和天真可能把中国出卖给日本”[37]。1921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Charles R. Crane）曾称，孙中山“与日本及安福系私通”，在“为个人目的而牺牲国家利益”，是“不慎重的冒险家”[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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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美国政府和政治家看来，孙中山的政治品性值得怀疑。为方便开展革命活动，孙中山曾伪造其在夏威夷出生的证明，“冒充”美国公民。1908年11月，孙中山自新加坡到暹罗（泰国）宣传革命，遭到曼谷市政府的驱逐，曾试图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请求美国帮助，并与美国驻暹罗公使哈密尔顿·金进行会谈。但美国政府以孙中山“不但没有履行美国公民的责任，而且所从事的完全是中国的政治活动”为由，拒绝了孙中山的请求[39]。1922年，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声称孙中山的“自负和自信几乎无限膨胀”，“不可能称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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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学者的研究结论所显示的那样，美国政治家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低估和误解，导致了美国政府对孙中山的傲慢态度[41]。基于上述立场和认知，美国政府显然不可能承认、支持或援助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仅如此，出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目的，美国政府还千方百计阻挠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从中华民国成立到孙中山决定与苏俄结盟之前，美国政府至少四次给孙中山以沉重的政治打击，终于让他心灰意冷，彻底断绝了得到美国承认、支持、援助的不切实际的幻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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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欧美国家纷纷支持北洋政府，镇压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运动”。1916年袁氏帝制失败之后，北洋军阀群龙无首、派系纷争，一幕幕丑剧、闹剧相继上演。1917年，孙中山在部分国会议员和南方军阀的支持下，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就任大元帅，开展“护法运动”。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欧美国家不仅从一开始就不承认广州政府，反而更为积极、急切地支持和援助北洋政府。1918年11月，孙中山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试图说服美国放弃支持北方政府的立场，称“美国以道义物质之力为北方武人假借以压折人民，则中国民权发达之望，生机必绝，唯搔首问天而已”[43]，结果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美国的档案记录显示，电报根本就没有送呈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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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美国政府漠视孙中山关于广州军政府派遣代表参加太平洋会议的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瓜分战败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遗产，以及平衡西方列强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势力，美国政府组织召开了太平洋会议。孙中山曾希望广州政府也派代表参加。1921年9月，孙中山致函美国国务院，称“南方合法政府，为代表中华民国之全国政府，故派遣太平洋会议代表，应由合法正式政府派出”；并宣称“北方政府为非法政府”，“如由非法政府派遣代表，所议决条件，在中华民国绝对不可能发生效力”[44]。但是孙中山的提议再次遭到美国政府的漠视和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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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在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命悬一线、几乎走投无路之时，美国政府不仅对孙中山见死不救，还落井下石。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的政治盟友、广东军阀陈炯明炮轰观音山，公然叛变革命。孙中山死里逃生，登上永丰舰避难。在此期间，孙中山曾通过美国驻广州副领事休斯敦，转达其“有尊严”地“下野”以及“希望领事团斡旋”的愿望。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接到休斯敦的报告后断然予以拒绝，要求“美国驻广州的领事馆，既不可从中斡旋，也不应该提供良好的帮助”。不仅如此，舒尔曼还致电美国国务院，称“孙中山是中国重新统一的显著障碍”，“现在别无他法，只有清除孙中山”[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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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美国政府带头抵制、破坏广州政府收回“关余”的努力。在民国初期，中国海关的关税盈余继续由西方列强把持。在开展“护法运动”、成立广州军政府之后，孙中山一直希望西方列强能够将广州海关的“关余”转交给广州政府而不是北洋政府。在驻穗多国领事一度倾向同意的情况下，美国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国务卿科尔比（Brainbridge Colby）坚称北洋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美国只承认北京政府，各国“无权”将“关余”交给广州政府[46]。1923年，欧美国家甚至不惜派遣军舰进入广州港进行武力恫吓，令孙中山始料未及的是，美国“同来之战舰”竟然还“较多于别国”[47]。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其致美国国民书中，不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华盛顿及林肯之国是否誓拒其对于自由之信仰，而转为力争自由国民之压制者乎？”[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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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幻想中清醒下来的孙中山，终于认识到中国的祸乱之源不仅“在军阀”，还在那些“援助军阀的帝国”[49]；认识到“如果没有从外国政府那里取得的支援，北京政府就不可能存在一天”，“如果不是因为有外国这个后台，人民将不费吹灰之力来推翻整个的军阀制度”[50]。孙中山甚至义正词严地公开宣称：“对于我们现时的大混乱和大崩溃，美国必须特别地承担责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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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幻想的破灭，促使孙中山在“国族主义”构建后期阶段刻意回避、有意消解“美国模式”对其“国族主义”思想的影响。1923年前后，经过多次接触与谈判，孙中山与苏俄达成了政治协议，形成了战略同盟。此后，孙中山有关“民族主义”的论述再次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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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再提及“以美国为榜样”的态度和立场，转而强调儒家传统思想在解决民族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和苏俄结盟之前相比，无论是在民族主义还是在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孙中山1923年后基本上不再提及或突出“美国榜样”的地位和作用。与之相对应的是，儒家传统思想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分量显著增强。1924年，他在其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讲座中，公开宣称“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52]；强调要“恢复固有的民族地位”，就要“善用”中国“固有的旧团体”，恢复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固有的智能”“固有的能力”等[53]。此时孙中山所谓的“固有的旧团体”，就是“家族和宗教团体”；所谓的“固有的旧道德”，就是儒家传统思想所宣扬的“忠孝”“仁爱”“信义”“爱和平”；所谓的“固有的智能”，就是儒家传统思想所宣扬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及“修身、齐家、治国”[54]。按照孙中山此时的设想，中国“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的“恢复”，是以上述诸般“国粹”的恢复为前提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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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再提及“共同意志”意义上的“国族”或“民族”概念，重新强调所谓自然力（血统、文化、语言等因素）在“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1920年前后的孙中山，以为“最文明高尚”是“以意志为归”的；但在1924年前后，尤其在与苏俄结盟之后，孙中山对他曾经推崇备至的“最文明高尚”闭口不提，反而在宣称“民族”就是“国族”的同时，强调“民族”是由自然力（包括血统、文化、语言等因素）“造成”的，重新回归到以血缘、宗教、历史、习俗、语言等为基础和归宿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最文明高尚”的“民族主义”。1924年，孙中山在其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讲座中，认为“造成”民族的最大的力是“血统”，其次是“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自然力”[56]。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这一转变，是其“国族”“中华民族”概念和内涵的严重倒退，不仅此前“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的态度悄然不见，而且连多民族国家的国情都被忽略不计——在明知中国还有“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的情况下，他仍认为“四万万的中国人”具备“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因此“完全是一个民族”[57]。在几年之前，孙中山还曾主张要把“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短短几年之后，这一目标突然变成了一种“现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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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再提及“民主政治”“国家政治”在国族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转而强调所谓的“王道”和“民族精神”。在1920年前后，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的实现，是以“民权主义”为基础的，正是因为美国、瑞士实行直接民主，民权发达，消弭社会分歧而形成“共同意志”，从而凝聚语言、文化、宗教都不相同的各族，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但在1924年前后，孙中山转而突出“国家”与“民族”的区别，并否定“国家”在“民族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国家”是“用霸道造成的团体”，是“人为力结合而成的”；民族是“用王道造成的团体”，是“自然力结合而成的”——“这便是国家和民族的区别”[58]。而孙中山所谓的“王道”，就是要恢复“旧道德”“旧智能”“旧能力”，利用“旧团体”。孙中山此时的“民族主义”和“国族构建”是以恢复“民族精神”为主要目标进行的：要恢复“民族地位”，就要恢复“民族精神”；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实行古代中国的“王道政治”而不是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不仅“民族主义”和“国族构建”与“民主政治”“国家政治”无关，而且在他同期关于“民权主义”的论述中，也没有通过建立民主政治以消弭各族分歧、凝聚各族“共同意志”的内容。也就是说，所谓“王道”割裂了“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共生关系，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的理论框架和逻辑结构因此受到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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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孙中山对美国处理种族问题的经验和做法（所谓“美国模式”）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认识，“美国模式”对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学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宣称要“以美国为榜样”的孙中山，对待“美国模式”，实际上显露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强调“政治”在“美国民族”形成中的主要作用，认为“美国民族”在“直接民权”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共同意志”；另一方面，他又在其“国族主义”学说中，继续使用基于血统、文化、语言、习俗等因素的“民族”概念，凸显“同化”和“种族融合”的作用。换言之，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或“新”的“民族主义”）经历了前后两个构建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是以美国、瑞士经验为参照标准，主要倡导依托“政治化”“美国化”进行“国族构建”，主张“以美国为榜样”构建超越血统、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界线而成一“新的民族”，其“国族”概念是跨文化、跨血统、跨种族的“国民”意义上的“政治国族”；在后一个阶段则是以“儒家”传统为参照标准，主要倡导依托“文化化”“传统化”进行“国族构建”，主张以所谓“王道政治”恢复“旧道德”、依靠“旧组织”、传承“旧文化”，凝聚四万万人为一体“共同奋斗”，构建“新的民族”，其“国族”概念却是以一种文化（即儒家文化）构建而成的“文化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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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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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三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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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所谓“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及二者之间的分歧与争议，早已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新宠”，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有的甚至延伸到自然学科。根据CNKI（中国知网）的检索数据，有关“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论文数量自2000年前后即同步呈现急剧增长的态势，直到“十八大”之后才有所回落（见图6-1[59]）。在此背景之下，参照“美国模式”反思、构建新一代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意见出现绝非偶然，由此所引发的广泛争议亦当在意料之中。通过本章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现今借鉴所谓“美国模式”来构建中国民族理论、制定中国民族政策的主张和尝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并非是第一次出现。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曾主张和倡导通过学习、借鉴“美国模式”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并根据对“美国模式”的理解和认识，重新建构其“民族主义”学说，使其“旧民族主义”脱胎换骨而成为“新民族主义”，也就是以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为精髓的“国族主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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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有关“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研究的词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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