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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在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命悬一线、几乎走投无路之时，美国政府不仅对孙中山见死不救，还落井下石。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的政治盟友、广东军阀陈炯明炮轰观音山，公然叛变革命。孙中山死里逃生，登上永丰舰避难。在此期间，孙中山曾通过美国驻广州副领事休斯敦，转达其“有尊严”地“下野”以及“希望领事团斡旋”的愿望。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接到休斯敦的报告后断然予以拒绝，要求“美国驻广州的领事馆，既不可从中斡旋，也不应该提供良好的帮助”。不仅如此，舒尔曼还致电美国国务院，称“孙中山是中国重新统一的显著障碍”，“现在别无他法，只有清除孙中山”[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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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美国政府带头抵制、破坏广州政府收回“关余”的努力。在民国初期，中国海关的关税盈余继续由西方列强把持。在开展“护法运动”、成立广州军政府之后，孙中山一直希望西方列强能够将广州海关的“关余”转交给广州政府而不是北洋政府。在驻穗多国领事一度倾向同意的情况下，美国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国务卿科尔比（Brainbridge Colby）坚称北洋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美国只承认北京政府，各国“无权”将“关余”交给广州政府[46]。1923年，欧美国家甚至不惜派遣军舰进入广州港进行武力恫吓，令孙中山始料未及的是，美国“同来之战舰”竟然还“较多于别国”[47]。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其致美国国民书中，不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华盛顿及林肯之国是否誓拒其对于自由之信仰，而转为力争自由国民之压制者乎？”[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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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幻想中清醒下来的孙中山，终于认识到中国的祸乱之源不仅“在军阀”，还在那些“援助军阀的帝国”[49]；认识到“如果没有从外国政府那里取得的支援，北京政府就不可能存在一天”，“如果不是因为有外国这个后台，人民将不费吹灰之力来推翻整个的军阀制度”[50]。孙中山甚至义正词严地公开宣称：“对于我们现时的大混乱和大崩溃，美国必须特别地承担责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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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幻想的破灭，促使孙中山在“国族主义”构建后期阶段刻意回避、有意消解“美国模式”对其“国族主义”思想的影响。1923年前后，经过多次接触与谈判，孙中山与苏俄达成了政治协议，形成了战略同盟。此后，孙中山有关“民族主义”的论述再次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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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再提及“以美国为榜样”的态度和立场，转而强调儒家传统思想在解决民族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和苏俄结盟之前相比，无论是在民族主义还是在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中，孙中山1923年后基本上不再提及或突出“美国榜样”的地位和作用。与之相对应的是，儒家传统思想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分量显著增强。1924年，他在其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讲座中，公开宣称“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52]；强调要“恢复固有的民族地位”，就要“善用”中国“固有的旧团体”，恢复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固有的智能”“固有的能力”等[53]。此时孙中山所谓的“固有的旧团体”，就是“家族和宗教团体”；所谓的“固有的旧道德”，就是儒家传统思想所宣扬的“忠孝”“仁爱”“信义”“爱和平”；所谓的“固有的智能”，就是儒家传统思想所宣扬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及“修身、齐家、治国”[54]。按照孙中山此时的设想，中国“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的“恢复”，是以上述诸般“国粹”的恢复为前提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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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再提及“共同意志”意义上的“国族”或“民族”概念，重新强调所谓自然力（血统、文化、语言等因素）在“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1920年前后的孙中山，以为“最文明高尚”是“以意志为归”的；但在1924年前后，尤其在与苏俄结盟之后，孙中山对他曾经推崇备至的“最文明高尚”闭口不提，反而在宣称“民族”就是“国族”的同时，强调“民族”是由自然力（包括血统、文化、语言等因素）“造成”的，重新回归到以血缘、宗教、历史、习俗、语言等为基础和归宿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最文明高尚”的“民族主义”。1924年，孙中山在其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讲座中，认为“造成”民族的最大的力是“血统”，其次是“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自然力”[56]。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这一转变，是其“国族”“中华民族”概念和内涵的严重倒退，不仅此前“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的态度悄然不见，而且连多民族国家的国情都被忽略不计——在明知中国还有“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的情况下，他仍认为“四万万的中国人”具备“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因此“完全是一个民族”[57]。在几年之前，孙中山还曾主张要把“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短短几年之后，这一目标突然变成了一种“现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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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再提及“民主政治”“国家政治”在国族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转而强调所谓的“王道”和“民族精神”。在1920年前后，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的实现，是以“民权主义”为基础的，正是因为美国、瑞士实行直接民主，民权发达，消弭社会分歧而形成“共同意志”，从而凝聚语言、文化、宗教都不相同的各族，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但在1924年前后，孙中山转而突出“国家”与“民族”的区别，并否定“国家”在“民族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国家”是“用霸道造成的团体”，是“人为力结合而成的”；民族是“用王道造成的团体”，是“自然力结合而成的”——“这便是国家和民族的区别”[58]。而孙中山所谓的“王道”，就是要恢复“旧道德”“旧智能”“旧能力”，利用“旧团体”。孙中山此时的“民族主义”和“国族构建”是以恢复“民族精神”为主要目标进行的：要恢复“民族地位”，就要恢复“民族精神”；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实行古代中国的“王道政治”而不是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不仅“民族主义”和“国族构建”与“民主政治”“国家政治”无关，而且在他同期关于“民权主义”的论述中，也没有通过建立民主政治以消弭各族分歧、凝聚各族“共同意志”的内容。也就是说，所谓“王道”割裂了“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共生关系，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的理论框架和逻辑结构因此受到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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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孙中山对美国处理种族问题的经验和做法（所谓“美国模式”）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认识，“美国模式”对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学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宣称要“以美国为榜样”的孙中山，对待“美国模式”，实际上显露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强调“政治”在“美国民族”形成中的主要作用，认为“美国民族”在“直接民权”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共同意志”；另一方面，他又在其“国族主义”学说中，继续使用基于血统、文化、语言、习俗等因素的“民族”概念，凸显“同化”和“种族融合”的作用。换言之，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或“新”的“民族主义”）经历了前后两个构建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是以美国、瑞士经验为参照标准，主要倡导依托“政治化”“美国化”进行“国族构建”，主张“以美国为榜样”构建超越血统、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界线而成一“新的民族”，其“国族”概念是跨文化、跨血统、跨种族的“国民”意义上的“政治国族”；在后一个阶段则是以“儒家”传统为参照标准，主要倡导依托“文化化”“传统化”进行“国族构建”，主张以所谓“王道政治”恢复“旧道德”、依靠“旧组织”、传承“旧文化”，凝聚四万万人为一体“共同奋斗”，构建“新的民族”，其“国族”概念却是以一种文化（即儒家文化）构建而成的“文化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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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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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三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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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所谓“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及二者之间的分歧与争议，早已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新宠”，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有的甚至延伸到自然学科。根据CNKI（中国知网）的检索数据，有关“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论文数量自2000年前后即同步呈现急剧增长的态势，直到“十八大”之后才有所回落（见图6-1[59]）。在此背景之下，参照“美国模式”反思、构建新一代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意见出现绝非偶然，由此所引发的广泛争议亦当在意料之中。通过本章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现今借鉴所谓“美国模式”来构建中国民族理论、制定中国民族政策的主张和尝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并非是第一次出现。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曾主张和倡导通过学习、借鉴“美国模式”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并根据对“美国模式”的理解和认识，重新建构其“民族主义”学说，使其“旧民族主义”脱胎换骨而成为“新民族主义”，也就是以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为精髓的“国族主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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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有关“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研究的词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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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参照“美国模式”构建其“国族主义”学说的努力和尝试，时至今日仍然具有相当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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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孙中山对于“美国模式”的理解和认识可谓独辟蹊径。近年来，学界围绕“美国模式”展开了一系列学术争论，各方不仅对于“美国模式”的立场和态度如同隔着楚河汉界，对于“美国模式”的认识和理解也是泾渭分明。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在处理民族（种族）问题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的引导、约束、救济作用，美国政府或政治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非常有限，并将之概括为“去政治化”的模式。有的学者认为，政府或政治在处理美国民族（种族）问题的过程中扮演的是主导性角色，发挥的是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美国的宪政、联邦、自治、政党、选举等政治制度都存在“种族政治”的考虑，另一方面社会在此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是有限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由此不由得让人追问，在美国处理民族（种族）问题的过程中，“美国政治”或者“美国政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的孙中山，将其“国族主义”学说构建在“民权主义”的基础之上，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认识“美国模式”的“新”视野和“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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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孙中山“国族主义”的历史境遇和政治命运令后人唏嘘。孙中山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的“国族主义”，不仅立意高远，而且切中时弊，实在是可以堪称“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先声。台湾学者李敖批评“三民主义”就是“统战主义”，恰恰道出了孙中山“新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精髓和真谛。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提出多年以后，毛泽东曾将“三民主义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视为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60]，毛泽东本人也将“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但在孙中山所处的那个时代，无论是国内环境还是国际形势，都没有实现其“国族主义”政治设想的基础和条件。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军阀割据混战、满蒙渐行渐远，四万万人支离破碎的状况和危机较辛亥革命之前更甚。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政治对手——北洋政府，还三番五次地对他所领导的二次革命、护法革命进行阻挠、破坏，甚至不惜直接进行干预和打击，终于使孙中山认识到西方列强的真实面目，放弃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能支持其革命运动的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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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孙中山“国族主义”还有许多理论缺陷，并不是成熟、完备的政治学说。一方面，孙中山虽然看到了中国“一盘散沙”的社会现实，也在其“国族主义”中指明了中国应当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的政治方向，但是孙中山所设想的实现“国族主义”的方法却乏善可陈。“依靠旧团体”“发扬旧文化”“恢复旧道德”，显然不足以支撑和达成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的政治目标，新政治（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新文化（科学精神）和新道德（公民责任）并没有在孙中山“国族主义”学说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另一方面，孙中山的“国族主义”虽然看到了中华各民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事实，并且在其“国族主义”中提出了承认各民族存在现实，包容、包含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概念，但是并没有放弃“融合”“同化”少数民族的基本主张。孙中山“国族主义”的这些理论缺陷，实际上为蒋介石集团假借所谓的“道统学说”伪篡其“民族主义”思想、臆造臭名昭彰的“国族—宗族论”，埋下了历史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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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的演讲词——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在中国大学》，载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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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年6月），载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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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年6月），载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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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0年11月4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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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中山：《三民主义》（1919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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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中山：《三民主义》（1919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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