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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年），岳麓书社，2010，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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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年），岳麓书社，2010，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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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年），岳麓书社，2010，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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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1939年2月13日），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94～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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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蒋介石：《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四日主持中央常会、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讲］，载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170～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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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蒋介石：《对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致词》，载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五），（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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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蒋介石：《告西藏同胞书》（1959年3月26日），载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三），（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22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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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第六章 “国族主义”的起源与异变（上）：“美国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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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族主义”是分辨孙中山“旧”的“民族主义”与“新”的“民族主义”的分水岭。美国处理种族问题的经验和做法（所谓“美国模式”）对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学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美国政府对于孙中山本人及其所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冷漠、傲慢与决绝，迫使孙中山最终不得不放弃寻求美国等西方国家承认、支持、帮助中国革命运动的政治幻想，同时降低甚至消减美国政治制度和美国模式在其“三民主义”学说（包括“国族主义”）中的地位和影响。换言之，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学说经历了两个构建阶段：前期阶段主要倡导依托“政治化”“美国化”进行“国族构建”，而后期阶段则主要倡导依托“文化化”“传统化”进行“国族构建”。这一理论变化给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带来十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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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深受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影响。虽然蒋介石集团曾试图将孙中山先生描绘成“中国几千年正统思想的承继者”[1]和“继往开来的圣哲”[2]，鼓吹“中山先生的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3]，但这不过是为其伪篡、歪曲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而行的障眼手法，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谎言。就“民族主义”而言，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明确主张“师法美国”、学习借鉴美国经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尚待明晰：所谓美国经验或美国模式对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学习借鉴“美国模式”的历史经验，又有怎样的启示值得当今学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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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一 “以美国为榜样”：孙中山“国族主义”学说的早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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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先后经历二次革命（1913年）、第一次护法运动（1917年）失败的孙中山，再次著书立说系统阐述其“三民主义”。此一时期的孙中山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仅与辛亥革命之前所主张的“驱除鞑虏”“汉满分治”“光复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为不同，而且对于辛亥革命后期所倡导的“五族共和”也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判和否定。以1919年的《三民主义》为标志，孙中山开始构建其“国族主义”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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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至1923年，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具有非常鲜明的“美国色彩”，几乎处处都以美国为学习的模范和镜鉴的对象。在他看来，不仅“美国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光荣”[4]“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5]的民族，而且“美国的民族主义”是“最文明高尚”的“民族主义”[6]，是“极好底先例”[7]。他明确主张中国“应以美国为榜样”[8]，“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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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归纳、综合孙中山的论述，不难发现他对于“美国民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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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美国民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民主政治”（共同意志）为基础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之范围”，有的根源于血统、宗教，有的根源于历史、习俗，有的根源于语言、文字，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义”，则“以意志为归”。瑞士和美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孙中山看来，瑞士“合日耳曼、以大利[10]、法兰西三国人民”“组合而建立”，虽然“三者各有（不同的）血统、历史、语言”，但能“各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成一瑞士之民族”[11]；美国“合欧洲之各种族而熔冶为一炉”，“收取数百万非洲之黑种而同化之”，“成为世界一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之民族”[12]。关键在于，瑞、美两国的民主政治极为发达，是“今世民权共和之元祖”，实现了“国内底政治及民族底结合”[13]，从而在“直接民权”的基础上形成“共同意志”，又在“共同意志”的基础之上形成“新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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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民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融合”（种族熔炉）为基础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自美国国家成立，有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参加入他底组织中”，美国“为世界中民族最多底集合体”[14]；而所谓的“美利坚民族”就是“合欧洲之各种族而熔冶为一炉”，同时“收取数百万非洲之黑种而同化之”[15]，最终“合英、荷、法、德种人同化于美而成底名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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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美国民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以“国家”（政治）为基础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孙中山对于美国、瑞士实现“国内底政治及民族底结合”的“直接民权”推崇备至[17]。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混合“条顿、斯拉夫、日耳曼等各具特性”的“数十种之民族以成国”，在于其能“以国家之关系”“吸取各族之善性”，“使（各民族）各自忘其为条顿、为斯拉夫、为日耳曼”，从而形成“以国家为基础之新民族”[18]；瑞士之所以能够“立国于意、法、德、奥之间”，在于“瑞士为政治制度最良好之国家”，能够以“以政治之方法，调洽各民族”，从而成为“一极优美之瑞士民族”[19]。也就是说，“国家”和“政治”是“美国民族”和“美国民族主义”得以形成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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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要“以美国为榜样”的孙中山，基本上按照上述对于“美国民族”和“美国民族主义”的认知和理解，对其旧“民族主义”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变革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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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把“民族”的内涵，从“汉族”扩大到包括其他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是以“汉族”为基础的，满、蒙等少数民族是“民族革命”的对象和敌人，是要“驱除”的“鞑虏”，这一时期的“民族”的概念与基于血缘、文化、语言等因素的“民族”概念相等同。而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则认为汉、满、蒙、回、藏等各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主张“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应当“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20]，其“民族”定义已经超越血缘、语言、文化等因素的边界，成为包含全体中国人的、公民意义上的“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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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把“民族主义”的目标，从“满汉分治”调整为实现“民族融合”。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汉人独立”，要“光复中华”，而且“以明时直省为根本”[21]建立中华民国，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分治主义”或“分裂主义”。但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明确提出“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22]，要实现“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的政治目标，并且直到“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民族主义乃为完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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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把“民族主义”的实现基础，与“民权主义”和民主政治紧密结合起来。1921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将其“三民主义”思想与美国总统林肯著名演说中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等同起来，认为林肯所称的“民有”“民治”“民享”（这一经典翻译正是出自孙中山之手[24]）就是他所创建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25]，明确赋予“民族”以“人民”（the people）、赋予“民族主义”以“民有”（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的政治内涵和鲜明特征。与之相对应，孙中山在强调要“拿汉族来做个中心”同化少数民族的同时，亦强调要保障“其他民族”与汉族一起“组织建国底机会”[26]，显示他同样重视“民主政治”和“国家”在融洽民族关系、构建“中华民族”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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