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39614
[49] 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1924年11月19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2006，第338页。
1703039615
1703039616
[50] 郝盛潮、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89页。
1703039617
1703039618
[51] 郝盛潮、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88页。
1703039619
1703039620
[52]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3月2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242页。
1703039621
1703039622
[53]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3月2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243页。
1703039623
1703039624
[54]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3月2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250页。
1703039625
1703039626
[55]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3月2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250页。
1703039627
1703039628
[56]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187～188页。
1703039629
1703039630
[57]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188页。
1703039631
1703039632
[58]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186-187页。
1703039633
1703039634
[59] 图中显示数据是以“主题”检索的有关“美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论文数量，检索时间为2014年5月2日。
1703039635
1703039636
[60]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1938年3月1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1页。
1703039637
1703039638
1703039639
1703039640
1703039641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32]
1703039642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第七章 “国族主义”的起源与异变（下）：“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渊源
1703039643
1703039644
顾颉刚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是民国时期各界志士仁人积极探寻中国民族问题解决之道的一个缩影；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及其所引发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蒋介石统治集团伪篡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的愤懑与不满。一个为学界所长期忽略的事实是，顾颉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信奉到了“心悦诚服到极度”的地步；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人认为顾颉刚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实际上直接渊源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孙中山才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真正首倡者。
1703039645
1703039646
1939年2月，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提出应警惕“民族自决”之类的口号、“中国本部”之类的概念、中国内部的“民族”划分所带给中国的现实危害，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提出以“文化集团”来替代“民族”的划分，并呼吁“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1]。他的文章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民族政治和民族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激烈争论，傅斯年[2]、白寿彝[3]、费孝通[4]、翦伯赞[5]等诸多名家参与其中，并最终延伸为国共两党在民族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交锋。而这场具有重大思想史意义的论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隐而不彰”，“不但这场争论的重要当事人事后都较少提及，甚至相关文章也基本没有收入个人文集”[6]。近年来，学界才对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的大讨论，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史料挖掘和理论分析[7]。这种关注，一方面自然要归功于傅斯年、顾颉刚、费孝通等相关重要当事人的“全集”或“文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公开出版，使长期淹没于世的学术文献重新公之于众。另一方面，也有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学界对于中国民族政治和民族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反思”争论的因由，以古为鉴、借古喻今的意味显而易见。也正因为如此，正确、真实地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1703039647
1703039648
1703039649
1703039650
1703039651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33]
1703039652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一 顾颉刚的“救国理想”及其“边疆/民族”研究
1703039653
1703039654
顾颉刚[8]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深厚，学识卓著。他曾自述其学术渊源，称郑樵、姚际恒、崔述给他“疑古的思想”[9]，梁启超与章太炎给他“批评的精神”，胡适给他“整理的方法”，钱玄同给他“研究的题目”[10]。但笔者认为，此专指其“治经”（做学问）的方面而言。顾颉刚曾回顾其前半生（1949年前），称自己一直在“治经”与“救国”之间徘徊不定：少年时受梁启超、孙中山的影响，“满心想救国”；青年时受章太炎、刘申叔的吸引，“立志想治经”；辛亥革命后参加中国社会党想实现“社会主义”；大学时代“死心塌地走向‘整理国故’”；“九一八”事变后“又大动了一下”，想“救国”；直到“对国民党无希望”了，最后“又投进商界去了”[11]。顾颉刚关注边疆民族问题，“一半由於研究古史，一半则仍（有）缘作了几次旅行”[12]。所谓“研究古史”，是指顾颉刚曾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组织禹贡学会、编辑《禹贡》学刊，他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研究中自然会涉及满、蒙、新疆、西藏等问题；所谓“旅行”，是指他曾于1932年考察内蒙古自治运动，陪同南京国民政府代内政部部长黄绍竑赴乌兰察布盟“宣慰”德王，以及抗战初期为考察西北教育而“游历”甘、青两省，深感政府“边疆政策”的失败、无能及其巨大危害。帝国主义的侵略、分化图谋，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刺激，促使他改变对于“民族”和“中华民族”最初的认识和看法。
1703039655
1703039656
从顾颉刚对“边疆工作”倾注大量心血、将之视为其“整理国故”和“民间文学和民众教育”之后的“第三个方面的事业”[13]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边疆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中找到了“治经”与“救国”的结合点。孙中山的学说曾经给予少年顾颉刚以“救国”的理想，顾颉刚坦陈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心悦诚服到极度”，认为“孙中山领导之下的”国民党是“惟一有办法、有希望的政党”[14]。根据顾颉刚日记的记载，在发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之前，他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的著作，其中包括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1934年）、思慕的《中国边疆问题讲话》（1937年）、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1928年）、罗家伦的《新民族观》（1936年）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至少曾在1934年8月至9月（游历内蒙古之后）[15]、1938年12月（考察西北之后）专门研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6]。在有关边疆民族问题的论著中，顾颉刚不仅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学说推崇备至，而且多次直接引用、引述孙中山的观点，并且以“实现孙中山先生想望中的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17]为己任。既然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学说在顾颉刚的“救国”思想中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和地位，我们显然有必要追问：“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是否存在关联，存在怎样的理论关联？“中华民族是一个”到底是顾颉刚的“原创”，抑或是受到孙中山“国族主义”或其他理论、思想启发，并与之相互砥砺的结果？
1703039657
1703039658
表7-1 顾颉刚引用孙中山“民族主义”著述的情况（部分）
1703039659
1703039660
1703039661
1703039662
1703039663
大体而言，顾颉刚的“民族（边疆）观”（1949年之前[18]），也曾经历多次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