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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如孙中山所说：“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我。他们自己只顾著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参见郝盛潮、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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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孙中山：《致美国总统威尔逊电》（1918年11月18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2006，第513～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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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孙中山：《致美国国务院函》（1921年9月5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第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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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Schurman，FRUS，1922，Vol.I，pp.725；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22～123页。转引自陈三井《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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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陶文钊：《美国与中国的三次革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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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孙中山：《国父全集》（第二册），（中国台湾）“文物供应社”，1949，第128～129页，转引自陈三井《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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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孙中山：《国父全集》（第二册），（中国台湾）“文物供应社”，1949，第128～129页，转引自陈三井《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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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1924年11月19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2006，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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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郝盛潮、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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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郝盛潮、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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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3月2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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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3月2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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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3月2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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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3月2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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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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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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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186-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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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图中显示数据是以“主题”检索的有关“美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论文数量，检索时间为2014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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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1938年3月1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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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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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第七章 “国族主义”的起源与异变（下）：“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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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是民国时期各界志士仁人积极探寻中国民族问题解决之道的一个缩影；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及其所引发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蒋介石统治集团伪篡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的愤懑与不满。一个为学界所长期忽略的事实是，顾颉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信奉到了“心悦诚服到极度”的地步；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人认为顾颉刚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实际上直接渊源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孙中山才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真正首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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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提出应警惕“民族自决”之类的口号、“中国本部”之类的概念、中国内部的“民族”划分所带给中国的现实危害，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提出以“文化集团”来替代“民族”的划分，并呼吁“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1]。他的文章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民族政治和民族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激烈争论，傅斯年[2]、白寿彝[3]、费孝通[4]、翦伯赞[5]等诸多名家参与其中，并最终延伸为国共两党在民族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交锋。而这场具有重大思想史意义的论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隐而不彰”，“不但这场争论的重要当事人事后都较少提及，甚至相关文章也基本没有收入个人文集”[6]。近年来，学界才对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的大讨论，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史料挖掘和理论分析[7]。这种关注，一方面自然要归功于傅斯年、顾颉刚、费孝通等相关重要当事人的“全集”或“文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公开出版，使长期淹没于世的学术文献重新公之于众。另一方面，也有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学界对于中国民族政治和民族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反思”争论的因由，以古为鉴、借古喻今的意味显而易见。也正因为如此，正确、真实地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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