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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顾颉刚对蒋介石集团所鼓吹的放任主义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戴季陶“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之下，蒋介石集团一方面幻想通过“修王道”来“柔远人”；另一方面又将蒙藏等“边疆地区”视为“不毛之地”“皮外之伤”，对其分离运动和前途命运听之任之，辩称“在今日情势之下，虽欲不放任，事实上也只能放任”[65]，声称“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业”“穷人作穷人之打算”，公然宣称不能“为边疆离析而为种种保存体面之徒劳无益的努力”[66]。顾颉刚对蒋介石集团的这种“放任主义”态度深恶痛绝，指斥所谓“修王德”“行王道”只是一种“无办法”的“玄想”，指出对于边疆地区“哪里出问题就哪里放弃”的放任主义更是“不对的”[67]；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边疆确实没有根本的政策和一贯性的工作，只有敷衍的空话”[68]，“对于边疆毫无办法，毫无信用”[69]；警告以汉族文化“同化”少数民族的想法“只是填鸭子”，是“揠苗助长”，“做得好是种了不生根的草，做得坏那竟是漫山遍野放了一把恶火”[70]；并且直白揭露南京国民政府的“安抚大员都是大事搜刮，地方官吏也是横暴之极”，逼得边疆人民“走投无路”[71]。顾颉刚的批判可谓针针见血，至今读来依然可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书生意气和政治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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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在政治地位、政治能量上，还是在对蒋介石集团政治决策的影响上，顾颉刚都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在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戴季陶表面上只是长期担任考试院院长一职，但实际上把持着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的最终决策权，控制着边疆（民族）政策的政治走向，被时人称为蒙藏委员会的“太上委员长”。打一个形象的比喻，顾颉刚对蒋介石集团边疆（民族）政策的批判是一场蚂蚁挑战大象的战争。纵然戴季陶的边疆民族政策伪篡、歪曲了孙中山“国族主义”的本意，纵然顾颉刚戳破了戴季陶所谓“继承道统”的政治神话和“同祖同源”的政治谎言，纵然顾颉刚实际上继承、充实了孙中山先生的“国族主义”的精髓，纵然“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在学界、政界和舆论上都引起了广泛响应，两人虽在学识上的高下已分，在政治上的胜负却也不言自明。1942年，蒋介石炮制“国族—宗族论”，虽然表面上顺应了学界和舆论要求捍卫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诉求和呼声，骨子里却仍然延续着戴季陶“以文化定义民族（国族），以民族定义国家”的基本逻辑，其构建的“国族”也是“文化化”“传统化”的“国族”。换言之，主张构建“政治化”国族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学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影响蒋介石集团边疆民族政策的走向和决策。这也就决定了顾颉刚在与国民党经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不得不感慨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是鬼界，不是人世”“是兵国，绝非民国”，他对“救国”理想逐渐心灰意冷，最终宁愿脱党从商，也不愿意再参与国民党的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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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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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四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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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呼吁，以及他关于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在民国时期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力，也做出了十分重大的理论贡献。这个贡献主要体现在“正本”和“清源”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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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正本”，就是顾颉刚重新凸显了“政治”在孙中山“国族主义”学说中的地位，再次强调“民族/国族”是“政治造成的心理现象”，说明“政治”对于“国族构建”具有关键性作用，从而在理论上再次回归了孙中山“国族主义”中的“政治化”路径与“美国化”传统。在顾颉刚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孙中山所理解的、以“政治化”为基础的“美国模式”表现出信服与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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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清源”，就是顾颉刚的“辨伪”不仅颠覆了蒋介石集团中华民族“同宗同源”的“血统论”和“累世姻亲”的“融合论”的史学依据，而且戳破了戴季陶精心编制的所谓“道统论”的政治谎言。如果“三皇五帝”存在的真实性与否尚有疑义、“孔孟之道”的分歧与差异泾渭分明，那么，所谓“中山先生的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72]的说法，又是从何谈起？蒋介石集团以所谓的“儒学”“国学”“国粹”“道统”包装、解读“三民主义”的做法，岂不成为赤裸裸的政治谎言？因是之故，顾颉刚空有一腔“救国”的理想，终究不会见容于蒋介石统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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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为学界所长期忽略的事实是，顾颉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信奉到了“心悦诚服到极度”的地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人认为顾颉刚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直接渊源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思想，所以说孙中山才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真正首倡者。而以伪篡孙中山“三民主义”起家的蒋介石集团，显然不会容忍他人在意识形态领域挑战自己的权威、拆穿自己的谎言。顾颉刚的“救国”理想在戴季陶的直接打压之下，必然成为“黄粱一梦”。尽管如此，顾颉刚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是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志士仁人积极探寻中国民族问题解决之道的一个缩影；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及其所引发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蒋介石统治集团伪篡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的愤懑与不满。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才能肩负起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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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1939年2月13日），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94～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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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2月），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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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顾颉刚：《白寿彝先生来函及颉刚按》（《益世报·边疆周刊》第十六期，1939年4月3日），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106～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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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十九期，1939年5月1日），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133～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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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第六卷第1期，194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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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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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一九四○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科学版）2007年第4期；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赵志研《“中华民族是一个”？——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中国民族报》2008年12月26日第07版；张雷《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2期；马戎《“民族”之辨——从1939年的那场大讨论说起》（1～4），《中国民族报》2012年11月2日、9日、16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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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著名的史学家、民俗学家。他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本科毕业。求学期间他在民俗学、历史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毕业不久即开创了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同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先后组织或参与组织了禹贡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边疆学会等多个学术团体，主编或参与主编了《禹贡》《边疆周刊》《歌谣周刊》等多种报刊，先后参加中国社会党（1912—1913年）、中国国民党（1936—1942年）等党团组织，与胡适、傅斯年、罗家伦、黄绍竑、朱家骅、叶圣陶等民国政要、学界名流有密切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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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1979年3月—1980年9月），载《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1，第149～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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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5—6月），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第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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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5—6月），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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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5—6月），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第364～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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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顾颉刚：《我的事业苦闷》（1948年1月22日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演讲稿），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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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5—6月），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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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三），中华书局，2011，第228、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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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具体版本不详，不过从顾颉刚引用的情况来看，应当是孙中山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之后所讲演的版本，参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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