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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载《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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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顾颉刚：《三皇考·自序》（1936年），载《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中华书局，2011，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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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1939年2月13日），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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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1939年2月13日），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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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二十三期，1939年5月29日），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12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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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林恩显：《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中国台湾）“国立编译馆”，1994，第193～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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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蒋介石：《东亚大势与中国复兴之道》［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五日在南昌北坛官邸讲］，载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9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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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顾颉刚：《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1942年9月在重庆中央大学、中央组织部及边疆学校等处的演讲稿），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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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顾颉刚：《内蒙蒙旗要求高度自治问题》（1934年11—12月在杭州之江大学等校演讲记录稿，1948年修订），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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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1950年5—6月），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0，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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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顾颉刚：《边疆教育和边疆文化》（1938年1月），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中华书局，2011，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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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顾颉刚：《我的事业苦闷》（1948年1月22日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演讲稿），载《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六），中华书局，2011，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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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年6月），载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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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第八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上）：共产国际与“民族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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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所制定的“民族自决”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共产国际做出的有关中国民族问题的决议、决定、指示也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共产国际对“民族自决”政策的调整和放弃，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开创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创造了有利的理论环境和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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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作用与影响，长期以来都是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就此议题展开研究，形成了一批学术成果[1]。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和认知，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系列偏差或误区。第一，既有研究没有对共产国际自成立至解散期间就中国民族问题所做出的决议、决定和政策进行系统性的文献梳理。一方面，学界所做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以国内20世纪90年代之前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没有使用苏联解体之后公开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虽然这些文献早已在国内翻译出版。另一方面，掌握、翻译了大量国际文献资料的历史学家，目前还没有就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进行专题性的深入研究。第二，既有研究将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早期，也就是遵义会议之前的影响之上，对遵义会议之后的影响则较少涉及。第三，既有研究多将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决议、决定和指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等同，忽略了有关决议、决定和指示都是在一定政治形势之下、基于一定政治目的形成的。第四，正因为存在上述缺陷，既有研究无法全面、真实地还原共产国际不同时期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认识变化与政策转变，更无法客观、全面地评价其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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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史学界利用国外文献——主要是俄罗斯解密的大量苏联文献，通过国际视野解读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贡献及影响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2]。大量新的档案文献也已经在国内翻译并出版发行[3]。这些文献与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共产国际与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二者之间关联性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历史材料与更清晰的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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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一 被忽略的转变：“民族自决”的提出、调整与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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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俄共（布）[4]联合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成立了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自1919年成立至1943年解散的24年间，共产国际通过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团、共产国际远东局、东方书记处等机构，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民族问题的决议、决定和指示，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国内革命运动、制定民族政策。这些决议、决定和指示，既包括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基本方针、基本政策，也包括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新疆、西藏、内蒙古等民族地区的立场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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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开辟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承认“被压迫国家和殖民地”与帝国主义、殖民国家的“分立权”。既有研究表明，共产国际正是中共二大决议（1923年）和国民党一大宣言（1924年）先后提出“民族自决”主张的幕后推手。但是大量的历史文献表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其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前后经历了多次变化，对于“民族自决”的态度也先后经历了提出、调整直至最后实际放弃、取消的过程。厘清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历史背景，对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的作用，认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思想、实践与历史渊源，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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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产国际对于“民族自决”方针的态度变化，我们可以将其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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