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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49 [5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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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51 [5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第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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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53 [5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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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55 [56] 〔苏〕索波列夫等:《共产国际史纲》,吴道弘等译,人民出版社,1985,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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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57 [57] 〔苏〕索波列夫等:《共产国际史纲》,吴道弘等译,人民出版社,1985,第411~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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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59 [58] 〔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1935年8月20日至13日),载解放社编辑部《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49,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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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61 [59] 〔苏〕索波列夫等:《共产国际史纲》,吴道弘等译,人民出版社,1985,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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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63 [60] 〔苏〕索波列夫等:《共产国际史纲》,吴道弘等译,人民出版社,1985,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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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65 [61] 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6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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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67 [6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前言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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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69 [6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前言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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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71 [64]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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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77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第九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下):中苏同盟与新民主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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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79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曾经经历了从“联邦”到“自治”的重大转折,只不过这一转折并非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而是更早。本章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前建立的中苏同盟关系,不仅没有促使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全面学习苏联”,反而为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独立自主地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消除了后顾之忧,使其更加坚定、坚决地抛弃了“民族自决”政策和实行联邦制的政治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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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81 苏联方面对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影响,在学界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焦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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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83 一方面,国内学界大多倾向于把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视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如何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如何“独立自主”地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如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几乎成为梳理、解读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形成过程和历史背景的通行论述路径。在这类研究中,苏联的影响不仅是负面的,而且被严格限定在遵义会议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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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85 另一方面,也有国外和国内学者认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影响被有意忽略或严重低估。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主要关注苏联对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影响,他们根据苏联方面的档案文献,认为是斯大林建议中共中央放弃了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设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2]。国内学者则主要关注苏联在思想理论、政治制度层面对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影响。如何看待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所受到的国际影响,尤其是苏联方面的影响,已经成为学界必须正确回答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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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87 近年来,根据国外、国内的最新文献,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解密的大量档案资料,史学界已就斯大林及苏共方面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论证,相关成果足以表明: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对某些特殊事件和在特殊时期)他本人和苏共始终都是影响甚至左右中共决策和中国革命进程的不容忽视的力量和因素[3]。这就使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在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是否会如有些学者所怀疑和推断的一样,中苏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建立的同盟关系,使中国共产党“把苏联的模式搬到了中国,包括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制度和政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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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93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一 从“联邦”到“自治”:令人困惑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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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95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曾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之下,长期主张“民族自决”、建立“中华联邦”。中国共产党何时放弃“民族自决”政策,探索和确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学界虽然对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划分,但基本上都认为在解放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政策和设想。只不过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转变以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5];有的学者认为虽然在抗战期间发生政策转变,但在解放战争时期才真正实现和完成转变[6]。但是,随着一些档案文献的解密和披露,学界有关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转变过程的结论正在面临新的争议和分歧。2003年,《党的文献》杂志刊载了《关于周恩来与共同纲领起草过程的一组文献》,首次全文披露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1949年8月22日)[7]。“草案初稿”在“一般纲领”中提出,要“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成中华各民族联邦”[8]。2007年,党史专家龚育之[9]确认,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等文献的通行版本里,删除了最初主张“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相关内容[10]。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真正实现了从“联邦”到“自治”的转变[11],而且这种转变是一种“临时的”“突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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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09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过程经历了三次起稿、三次命名[12]。1948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主持起草了第一个版本,名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以下简称“纲领草稿”),于同月27日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后经周恩来修订,于1949年2月汇编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之中;1949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第二个版本,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以下简称“草案初稿”),于同月22日送毛泽东审阅;根据周恩来提交的第二个版本,毛泽东亲自主持修改、起草了第三稿,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9月5日,以下简称“纲领草案”)[13],经征求部分代表意见后,正式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审议。也就是说,在“草案初稿”(1949年8月22日)提交毛泽东审定和“纲领草案”(1949年9月5日)征求委员意见之间只有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在这十几天之内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决定: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联邦制。如此重大的改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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