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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11 通过对比《共同纲领》三次起稿、三次命名形成的几个版本，我们可以发现，不论其是否在具体条文中提出过“民族自决”或“联邦制”，都在“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的基本立场上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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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13 “纲领草案”（1948年10月27日）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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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15 “草案初稿”（1949年8月22日）规定：“各少数民族皆有权成立各级政权中的民族自治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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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17 “纲领草案”（1949年9月5日稿）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按照民族聚居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建立民族自治机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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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19 “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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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21 相对于“草案初稿”中“各少数民族皆有权成立各级政权中的民族自治区”的规定，“纲领草案”区分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各民族杂居的地方”，规定“按照民族聚居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建立民族自治机构”，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政策保障少数民族在各级政权中的平等权利；“共同纲领”则将“民族自治区”和“民族自治机构”（更名为“民族自治机关”）的性质，更明确地界定为“民族的区域自治”[46]。也就是说，在“要不要实行民族自治”的问题上，“共同纲领”各时期的版本前后表述并没有实质性分歧，只是在“实行什么样的民族自治”和“怎样实行民族自治”方面，有一个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成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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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23 也就是说，中共在七大以后重提“民族自决”和“中华联邦”，显然另有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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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28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43]

1703040129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二 “斯大林式”的“道歉”：苏共中央的秘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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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31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学者安·列多夫斯基披露了“俄联邦总统档案”中所收藏的、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期间秘密访问中共中央的部分档案[47]。档案显示，米高扬在访问期间曾代表苏共中央正式建议中共不要采取“让少数民族独立”的政策。米高扬2月4日晚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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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33 我已转告毛泽东，我们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要过分大度，如让少数民族独立以致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版图。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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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37 众所周知，受到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方面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曾长期主张“民族自决”和“中华联邦”。这份电报却为我们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斯大林并不支持甚至反对新中国采用建立在“民族自决”基础之上的“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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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39 从米高扬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斯大林认为“让少数民族独立”的政策“过分大度”了。虽然斯大林的建议对列宁所一贯主张并在十月革命后付诸实践的“民族自决”和“自愿联邦”政策存在违背之处，但反映了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真实看法。他的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在米高扬出访之前或出访期间才形成的。早在1913年，斯大林就曾提出“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区域自治，就是像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单位的自治”[49]。1917年，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联邦制》的文章，认为“力求在俄国实行联邦制是不合理的，因为实际生活本身已经注定联邦制必然要消失”，主张“凡居住在俄国一定区域内而不能或不愿留在国家整体范围内的民族都有分离的权利”，而“凡具有一定的民族成分而仍旧留在国家整体范围内的各个区域都可以在具有统一宪法规范的统一的（合为一体的）国家范围内实行政治自治”[50]。十月革命之后，原沙皇俄国统治下的许多地区纷纷独立，其中有些国家在俄共（布）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起苏维埃国家制度。1922年8月，俄共（布）中央委托斯大林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如何“实现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将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自治化”方案，但该提议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和抵制。列宁最后采取的是“国家联盟”的方法，即以各共和国平等加入的方式，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虽然斯大林的方案被否决，他本人也曾因此受到列宁和党内批评，但最终掌握苏联最高权力的斯大林，通过不断强化个人权威，加强中央集权，还是把“苏联”从“国家联盟”变成为了一个“联盟制的多民族国家”[51]。斯大林在强调和肯定俄罗斯民族在苏联中的主导作用，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大小民族中最卓越的民族”，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领导力量”[52]的同时，不断打击、压制其他联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民族意识和分离主义，造成苏联内部的民族关系不断恶化，埋下了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政治隐患[53]。尽管在斯大林掌握最高权力之后，苏联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但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在此之前并没有向中共方面表示收回共产国际此前要求中共采取的民族自决、自愿联邦的民族政策，或宣布其失效。共产国际主席团1938年通过决议，仍要求中共将“忠实地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54]——尽管有些具体政策有了明显调整，比如提出要广泛开展工作“吸收中国少数民族，蒙古人和穆斯林参加全国自卫斗争”，且没有直接提出“民族自决”口号[55]，但没有再次对“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重新做出明确的解读和解释，那就意味着并没有明确否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3年11月强加给国共两党的那个主张“民族自决”和“自愿联邦”的“三民主义”。这进一步印证了苏共及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支持“民族自决”、实施“自愿联邦”的做法，并不完全是出于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或出于“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的考虑，其中还夹杂着削弱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代理人力量，以首先确保苏联国家安全和既得利益的政治动机——纵然这将会导致中国的民族分离和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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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41 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所提的秘密建议，反映了斯大林和苏联方面为建立和巩固苏共、中共两党和苏中两国同盟关系所做出的战略考虑。米高扬1949年初的访问，发生在蒋介石集团行将败亡、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前夕，不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直接与苏共中央全面交换意见”[56]，而且斯大林本人通过电报的形式直接参与了会谈[57]，协商解决了中苏两党存在的一系列战略分歧和政治误会，“促进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58]，对中共选择“一边倒”并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1月12日，针对苏方准备接受国民党的请求调停“国共冲突”，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表示坚决反对，并要求苏方公开宣示“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59]。毛泽东的强烈反应，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放弃调停国共冲突的考虑。由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侵犯中国主权，强租大连旅顺港，推动外蒙古实现法理独立，逼迫国民党与之签署了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内部的反苏情绪一直高涨。为弥合两党之间的战略分歧，加强双方的了解和信任，斯大林决定派米高扬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秘密访问西柏坡。为建立一个面向未来的两党、两国的同盟关系，苏联方面必须在访问中消除中共和中国内部在国家主权方面对苏共的疑虑[60]。因此，不仅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国提出了“不要让少数民族独立”的建议，旨在表明苏方不希望中国出现分裂的局面、希望中国实现统一的立场；而且，对斯大林和苏联方面而言，既然中共即将掌握国家政权的趋势不可阻挡，一个统一的中国显然更有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原本旨在削弱中国力量的“民族自决”与“联邦制”自然也就非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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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43 考虑到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苏方的建议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就会被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理解为“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米高扬正是在中苏两党刚刚对是否应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的历史背景之下访问西柏坡的。就在米高扬访问之前（1月19日），毛泽东还曾专门指示中共中央在外交问题上应以“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为“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强调“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61]。更何况，中共方面曾在《论联合政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文献中，公开宣示“联邦制”的主张。但是，毛泽东对苏联方面的建议不仅没有丝毫的抵触情绪，反而表现得“很欣赏这项建议”[62]。毛泽东甚至根本就没有去追问苏方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与根据，就迫不及待地与米高扬直接讨论外蒙古、新疆等敏感议题，最后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再次发电报以“内外蒙古统一将威胁中国统一”的理由，明确告诫中共不要奢望外蒙古重回中国版图[63]。中共领导人对苏共中央所提建议的反应，不仅出乎米高扬的意料，而且让他觉得苏共中央的建议实际上多此一举[64]。由此可见，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民族自决、实行联邦制，并非出于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中共领导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在民族问题上贯彻“民族自决”并实行联邦制的打算和愿望。不仅如此，苏共中央关于“不要让少数民族独立”的建议，显然还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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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48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44]

1703040149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三 “自治”与“联邦”，孰为中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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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51 中共中央之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重提“民族自决”和“中华联邦”，更多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之下采取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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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53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十分恶劣。国内方面，蒋介石集团对中共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武装虎视眈眈，急欲除之而后快。国际方面，美苏两大阵营日渐对立所导致的冷战局面，使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最终选择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以攫取抗战胜利果实，并帮助蒋介石防范、遏制中共实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史学界认为，1944—1946年“的确存在一个美国与中共交好并发展关系的‘机会’”[65]，但这个所谓的“机会”实际上早在抗战胜利之前就已被美国放弃了。1944年10月、11月，对中共较为友好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后被美国政府解职，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否决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提出的支持中共并与中共保持联系的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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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55 苏联方面的态度亦不容乐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和苏联为维护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势力范围，建立的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的战略设想：凡不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共产党都被要求放弃武装斗争，争取与资产阶级政党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同时集中精力和力量协调、统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和行动。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先后被迫放弃武装斗争；就在中共七大召开的同时，由于得不到苏联的直接支持，希腊共产党也被英军缴械，军事斗争失败。在中国，由于蒋介石基本满足了由苏联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的战略要求[66]，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向蒋介石做出了“不支持中共”的“政治承诺”。在此背景之下，苏联方面不仅不想在国共冲突中支持中共，反而担心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无论成败都会危及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67]。苏联方面甚至向中共领导人直接表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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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57 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使中共充满了危机感。中共不得不与美国方面一直保持某种形式的接触，“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69]，以尽可能降低美国直接干预中国革命的可能性[70]。同时，考虑到当时能支持中共的国际力量只有苏联，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就成为中共的唯一选择。这就是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中一方面强调“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国际）援助”、号召“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另一方面又对苏联的国际援助寄予厚望、认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71]的深层原因。但在国共冲突的前途和命运并不明晰的时候，中共不可能与苏联方面平等对话和谈判。在构建对苏关系方面，中共显然落败于掌握国家政权的国民党——只有国民党才能给予苏联在华势力范围和特殊地位的合法性。同时，中共、苏共两党领导人彼此之间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一方面，中共在抗战期间开展的“整风运动”、在抗日战场上采取的“独立自主”立场，引起斯大林及苏共的严重不满[72]。1956年，毛泽东承认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73]。另一方面，斯大林毫不掩饰其对中共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疑，甚至认为毛泽东会成为亚洲的铁托[74]。虽然中共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但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决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和“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的客观事实[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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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59 在此背景之下，强化两党的意识形态联系，突出苏共和斯大林在世界革命中的领导、领袖地位，成为中共争取苏联理解、信任和支持的重要方式。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书面和口头报告、讲话中，几乎回回都提到苏联和斯大林，其深层目的就是“寄望于苏联将会大力援助中国革命”[76]。在政党关系方面，毛泽东强调“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日的”，承认“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指出“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联合外国，主要就是联合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将斯大林与“马、恩、列”并列，视其为唯一活着的领袖，谦称“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77]。在斯大林和苏共开始批判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离经叛道之后（1948年6月），毛泽东一方面积极表态支持苏共立场；一方面在党内主动提出调整“毛泽东思想”的使用和提法，提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并表示反对“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78]。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完全的法则，必须遵行，不能有任何修正。因为它完全适用，这是原则性；而我们所添的是枝叶，不是根本，这是灵活性”[79]。这些举措显然是为避免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猜疑，修补和巩固中共、苏共两党关系，以实现维护中国革命大局、争取苏共支持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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