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0126

1703040127

1703040128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43]

1703040129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二 “斯大林式”的“道歉”：苏共中央的秘密建议

1703040130

1703040131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学者安·列多夫斯基披露了“俄联邦总统档案”中所收藏的、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期间秘密访问中共中央的部分档案[47]。档案显示，米高扬在访问期间曾代表苏共中央正式建议中共不要采取“让少数民族独立”的政策。米高扬2月4日晚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称：

1703040132

1703040133 我已转告毛泽东，我们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要过分大度，如让少数民族独立以致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版图。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48]

1703040134

1703040135

1703040136

1703040137 众所周知，受到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方面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曾长期主张“民族自决”和“中华联邦”。这份电报却为我们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斯大林并不支持甚至反对新中国采用建立在“民族自决”基础之上的“联邦制”。

1703040138

1703040139 从米高扬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斯大林认为“让少数民族独立”的政策“过分大度”了。虽然斯大林的建议对列宁所一贯主张并在十月革命后付诸实践的“民族自决”和“自愿联邦”政策存在违背之处，但反映了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真实看法。他的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在米高扬出访之前或出访期间才形成的。早在1913年，斯大林就曾提出“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区域自治，就是像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单位的自治”[49]。1917年，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联邦制》的文章，认为“力求在俄国实行联邦制是不合理的，因为实际生活本身已经注定联邦制必然要消失”，主张“凡居住在俄国一定区域内而不能或不愿留在国家整体范围内的民族都有分离的权利”，而“凡具有一定的民族成分而仍旧留在国家整体范围内的各个区域都可以在具有统一宪法规范的统一的（合为一体的）国家范围内实行政治自治”[50]。十月革命之后，原沙皇俄国统治下的许多地区纷纷独立，其中有些国家在俄共（布）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起苏维埃国家制度。1922年8月，俄共（布）中央委托斯大林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如何“实现各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将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自治化”方案，但该提议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和抵制。列宁最后采取的是“国家联盟”的方法，即以各共和国平等加入的方式，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虽然斯大林的方案被否决，他本人也曾因此受到列宁和党内批评，但最终掌握苏联最高权力的斯大林，通过不断强化个人权威，加强中央集权，还是把“苏联”从“国家联盟”变成为了一个“联盟制的多民族国家”[51]。斯大林在强调和肯定俄罗斯民族在苏联中的主导作用，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大小民族中最卓越的民族”，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领导力量”[52]的同时，不断打击、压制其他联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民族意识和分离主义，造成苏联内部的民族关系不断恶化，埋下了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政治隐患[53]。尽管在斯大林掌握最高权力之后，苏联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但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在此之前并没有向中共方面表示收回共产国际此前要求中共采取的民族自决、自愿联邦的民族政策，或宣布其失效。共产国际主席团1938年通过决议，仍要求中共将“忠实地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54]——尽管有些具体政策有了明显调整，比如提出要广泛开展工作“吸收中国少数民族，蒙古人和穆斯林参加全国自卫斗争”，且没有直接提出“民族自决”口号[55]，但没有再次对“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重新做出明确的解读和解释，那就意味着并没有明确否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3年11月强加给国共两党的那个主张“民族自决”和“自愿联邦”的“三民主义”。这进一步印证了苏共及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支持“民族自决”、实施“自愿联邦”的做法，并不完全是出于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或出于“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的考虑，其中还夹杂着削弱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代理人力量，以首先确保苏联国家安全和既得利益的政治动机——纵然这将会导致中国的民族分离和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

1703040140

1703040141 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所提的秘密建议，反映了斯大林和苏联方面为建立和巩固苏共、中共两党和苏中两国同盟关系所做出的战略考虑。米高扬1949年初的访问，发生在蒋介石集团行将败亡、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前夕，不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直接与苏共中央全面交换意见”[56]，而且斯大林本人通过电报的形式直接参与了会谈[57]，协商解决了中苏两党存在的一系列战略分歧和政治误会，“促进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58]，对中共选择“一边倒”并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1月12日，针对苏方准备接受国民党的请求调停“国共冲突”，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表示坚决反对，并要求苏方公开宣示“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59]。毛泽东的强烈反应，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放弃调停国共冲突的考虑。由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侵犯中国主权，强租大连旅顺港，推动外蒙古实现法理独立，逼迫国民党与之签署了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内部的反苏情绪一直高涨。为弥合两党之间的战略分歧，加强双方的了解和信任，斯大林决定派米高扬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秘密访问西柏坡。为建立一个面向未来的两党、两国的同盟关系，苏联方面必须在访问中消除中共和中国内部在国家主权方面对苏共的疑虑[60]。因此，不仅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国提出了“不要让少数民族独立”的建议，旨在表明苏方不希望中国出现分裂的局面、希望中国实现统一的立场；而且，对斯大林和苏联方面而言，既然中共即将掌握国家政权的趋势不可阻挡，一个统一的中国显然更有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原本旨在削弱中国力量的“民族自决”与“联邦制”自然也就非其所需。

1703040142

1703040143 考虑到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苏方的建议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就会被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理解为“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米高扬正是在中苏两党刚刚对是否应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的历史背景之下访问西柏坡的。就在米高扬访问之前（1月19日），毛泽东还曾专门指示中共中央在外交问题上应以“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为“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强调“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61]。更何况，中共方面曾在《论联合政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文献中，公开宣示“联邦制”的主张。但是，毛泽东对苏联方面的建议不仅没有丝毫的抵触情绪，反而表现得“很欣赏这项建议”[62]。毛泽东甚至根本就没有去追问苏方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与根据，就迫不及待地与米高扬直接讨论外蒙古、新疆等敏感议题，最后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再次发电报以“内外蒙古统一将威胁中国统一”的理由，明确告诫中共不要奢望外蒙古重回中国版图[63]。中共领导人对苏共中央所提建议的反应，不仅出乎米高扬的意料，而且让他觉得苏共中央的建议实际上多此一举[64]。由此可见，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民族自决、实行联邦制，并非出于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中共领导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在民族问题上贯彻“民族自决”并实行联邦制的打算和愿望。不仅如此，苏共中央关于“不要让少数民族独立”的建议，显然还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如释重负。

1703040144

1703040145

1703040146

1703040147

1703040148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44]

1703040149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三 “自治”与“联邦”，孰为中共策略

1703040150

1703040151 中共中央之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重提“民族自决”和“中华联邦”，更多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之下采取的政治策略。

1703040152

1703040153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十分恶劣。国内方面，蒋介石集团对中共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武装虎视眈眈，急欲除之而后快。国际方面，美苏两大阵营日渐对立所导致的冷战局面，使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最终选择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以攫取抗战胜利果实，并帮助蒋介石防范、遏制中共实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史学界认为，1944—1946年“的确存在一个美国与中共交好并发展关系的‘机会’”[65]，但这个所谓的“机会”实际上早在抗战胜利之前就已被美国放弃了。1944年10月、11月，对中共较为友好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后被美国政府解职，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否决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提出的支持中共并与中共保持联系的政策性建议。

1703040154

1703040155 苏联方面的态度亦不容乐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和苏联为维护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势力范围，建立的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的战略设想：凡不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共产党都被要求放弃武装斗争，争取与资产阶级政党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同时集中精力和力量协调、统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和行动。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先后被迫放弃武装斗争；就在中共七大召开的同时，由于得不到苏联的直接支持，希腊共产党也被英军缴械，军事斗争失败。在中国，由于蒋介石基本满足了由苏联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的战略要求[66]，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向蒋介石做出了“不支持中共”的“政治承诺”。在此背景之下，苏联方面不仅不想在国共冲突中支持中共，反而担心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无论成败都会危及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67]。苏联方面甚至向中共领导人直接表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68]。

1703040156

1703040157 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使中共充满了危机感。中共不得不与美国方面一直保持某种形式的接触，“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69]，以尽可能降低美国直接干预中国革命的可能性[70]。同时，考虑到当时能支持中共的国际力量只有苏联，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就成为中共的唯一选择。这就是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中一方面强调“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国际）援助”、号召“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另一方面又对苏联的国际援助寄予厚望、认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71]的深层原因。但在国共冲突的前途和命运并不明晰的时候，中共不可能与苏联方面平等对话和谈判。在构建对苏关系方面，中共显然落败于掌握国家政权的国民党——只有国民党才能给予苏联在华势力范围和特殊地位的合法性。同时，中共、苏共两党领导人彼此之间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一方面，中共在抗战期间开展的“整风运动”、在抗日战场上采取的“独立自主”立场，引起斯大林及苏共的严重不满[72]。1956年，毛泽东承认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73]。另一方面，斯大林毫不掩饰其对中共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疑，甚至认为毛泽东会成为亚洲的铁托[74]。虽然中共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但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决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和“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的客观事实[75]。

1703040158

1703040159 在此背景之下，强化两党的意识形态联系，突出苏共和斯大林在世界革命中的领导、领袖地位，成为中共争取苏联理解、信任和支持的重要方式。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书面和口头报告、讲话中，几乎回回都提到苏联和斯大林，其深层目的就是“寄望于苏联将会大力援助中国革命”[76]。在政党关系方面，毛泽东强调“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日的”，承认“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指出“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联合外国，主要就是联合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将斯大林与“马、恩、列”并列，视其为唯一活着的领袖，谦称“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77]。在斯大林和苏共开始批判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离经叛道之后（1948年6月），毛泽东一方面积极表态支持苏共立场；一方面在党内主动提出调整“毛泽东思想”的使用和提法，提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并表示反对“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78]。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完全的法则，必须遵行，不能有任何修正。因为它完全适用，这是原则性；而我们所添的是枝叶，不是根本，这是灵活性”[79]。这些举措显然是为避免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猜疑，修补和巩固中共、苏共两党关系，以实现维护中国革命大局、争取苏共支持的政治目的。

1703040160

1703040161 既然中共在战略上有求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两党关系上要示好于苏联，在方针政策上自然不能悖逆于苏联。在国共内战期间，毛泽东曾多次要求赴莫斯科访问，并向苏方表明希望“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80]，“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81]。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主张理所当然地不能例外。毛泽东是国民党一大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曾经参加过国民党一大宣言草稿的内部讨论[82]，对宣言中所提出之“民族自决”和“中华联邦”的内容，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为中国国民党所确立的“先独立，再自由联合”民族主义路线[83]的历史背景自然是一清二楚。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毛泽东在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之前，奉中央通知先赴上海，与其他代表一起“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84]。而鲍罗廷正是于1924年1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上，提出以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的相关决议——其中当然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3年11月2日通过的、旨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确立对国民党的总态度。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还曾回忆起国民党一大会议宣言由中共和鲍罗廷代为起草的情况[85]。也就是说，毛泽东之所以在七大会议上重提“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问题与政权问题上，包含着联邦的问题”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86]，并不是中共对自身在抗日战争期间所确立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一体”的方针政策有了动摇，更不是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民族自治”的探索和实践有了怀疑，而是因为这是共产国际曾经提出的政策和主张——虽然共产国际1943年解散，但斯大林和苏共方面却并没有明确提醒或要求中共取消或改变这一政策。正如胡乔木所言，“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它的影子还存在，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87]。由于缺乏必要的信任和了解，相似的政治策略和试探在中苏两党关系史上并非孤例。有研究表明，因担心中共主张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政策与苏联政治体制不同而引起斯大林的疑虑，毛泽东曾故意向斯大林提出相反的主张，表达中国革命胜利后“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应当从政治舞台消失”的意见，以试探斯大林的态度和反应[88]。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一方面重提“民族自决”和“中华联邦”，另一方面却“对怎样实行联邦制从来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设想”[89]，在实践中完全无意去贯彻执行之。这一点在七大会议上亦可发现端倪，虽然在书面报告中提出“民族自决”和“中华联邦”，但毛泽东在多场口头报告中对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却只字未提[90]。

1703040162

1703040163 从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到1949年1月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只经过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在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中锁定胜局，不能不让原本并不看好中国革命前途的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刮目相看。1949年初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促进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91]。1949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高级代表团秘密回访莫斯科[92]，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就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协议，其中包括苏联承诺率先承认新中国并提供经济援助，这为中苏同盟建立创造了必要的前提[93]。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1703040164

1703040165 在此背景之下，原本出于缓和中共、苏共两党关系而重新提出的“民族自决”和“联邦制”方案，已经没有继续宣示的必要，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必在民族政策上顾虑和忌惮苏联方面的不同意见，更何况米高扬已经表明苏共中央支持中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政治立场。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罗列了中共中央准备“学习苏联”的四大类30项内容，并请求苏方帮助，但其中并不包括“联邦制”和“民族问题”[94]。由此可见，在正在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中删除“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等相关内容已是历史必然。完成回访使命的刘少奇于1949年8月14日离开莫斯科，8月30日到达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1日听取了他关于访苏情况的报告[95]。几乎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充分征求周恩来[96]、李维汉[97]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界政协委员的意见[98]，做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联邦制的重大决策，奠定了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政治基础。

1703040166

1703040167 1983年，李维汉给中央领导同志起草了一封题为《关于建立满族自治地方的问题》的信，其中提及毛泽东在“1949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曾“就是否实行联邦制问题”征求他的意见。经过研究之后，李维汉认为中国同苏联国情不同，建议“不宜实行联邦制”；同时，他分析了斯大林所论述的“行政自治、比较广泛的政治自治、更加扩大的自治、最高自治形式即条约关系”的“四级自治”，认为“其中行政自治一级适合中国国情，建议采用”。仔细研读李维汉的建议，我们可以发现：针对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是否实行联邦制”，李维汉实际上回复了“两条建议”：一是根据“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建议“不宜实行联邦制”，二是根据斯大林“四级自治”的论述，建议采用“行政自治”。也就是说，李维汉重在说明：①“非联邦国家”政治体制下的“民族自治”，与马、恩、列、斯等经典理论家的一贯主张并不相悖；②苏联实行联邦制有其国情、历史方面的原因，是不得已而为之；③从斯大林的论著中，可以找到实行“民族自治”的理论根据。显然，他的每一个分析、每一条建议，其实都是为了说明一个没有明说而又隐藏在问题之后的问题：如果采取与苏联不一样的政治体制，实行民族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苏联会怎么看？也就是说，李维汉之所以没有按常理去权衡、论证实行联邦制的利弊得失，而是径直从马、恩、列、斯的经典学说及苏联模式的历史渊源出发，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显然是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有深刻了解与准确把握。而毛泽东之所以听取和采纳李维汉的意见，很显然也是因为李维汉的意见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消除了他真实的担忧和疑虑。

1703040168

1703040169 周恩来是另一个深刻领会并帮助毛泽东贯彻实现其战略意图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从1949年9月5日的一个《共同纲领》“草案”铅印稿来看，该“纲领草案”已经采纳了李维汉的建议，删除了“联邦制”的有关内容[99]。但周恩来9月7日就《共同纲领》“草案”专门征求部分政协代表的意见时，却在会议上对转变原因做了另一番解释：

1703040170

1703040171 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今天到会的许多人是民族代表，我们特地向大家解释，同时也希望大家同意这个意见。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100]

1703040172

1703040173

1703040174

1703040175 上述讲话，显然不能视为周恩来赞成“民族自决”和实行联邦制的依据。周恩来参加过与米高扬在西柏坡举行的秘密会谈，又与毛泽东一起参与“纲领草案”的最后修改[101]，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为什么在李维汉的建议明明已经在理论上否定“联邦制”、“纲领草案”也已经采纳李维汉的建议删除了“联邦制”的情况下，周恩来在讲话中却仍没有否定“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而是从帝国主义挑拨、分裂图谋的现实威胁出发，希望会议代表同意不实行联邦制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意见呢？很显然，在斯大林的政治威望如日中天、中苏即将结成战略同盟、中央号召“全面学习苏联”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领域挑战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权威，突出、强调中国国情和自主道路，只会激化政协代表在“是否实行联邦制”“是否实行民族自决”等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甚至会阻碍和破坏第一次政协全体会议的最大政治目的——建立一个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8年10月，在李维汉主持起草的“纲领草稿”第一稿中，就有“少数民族有自决和自治之权利”“建立各民族自由联合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规定[102]。1949年6月，负责少数民族条款起草任务的人民政协筹备会议第三小组第五分组提出的起草建议中，亦认为“纲领草稿”中“所提出关于少数民族的条文都很适用”[103]，并建议共同纲领“承认少数民族的自治自决权”[104]。可见在党内和部分少数民族代表中，其时的确存在实行联邦制的意见。帝国主义的分化和挑拨，自然就成为周恩来说服不同意见者的最佳依据和理由，而这其实正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最终放弃“民族自决”和“中华联邦”的主要原因之一，只不过并非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帝国主义分化图谋突然加强所导致的结果。周恩来的讲话，用高超的语言艺术和政治技巧，争取到了政协代表的理解和支持，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阻力。

[ 上一页 ]  [ :1.70304012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