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0148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1703037844]

1703040149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三 “自治”与“联邦”，孰为中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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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51 中共中央之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重提“民族自决”和“中华联邦”，更多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之下采取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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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53 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十分恶劣。国内方面，蒋介石集团对中共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武装虎视眈眈，急欲除之而后快。国际方面，美苏两大阵营日渐对立所导致的冷战局面，使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最终选择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以攫取抗战胜利果实，并帮助蒋介石防范、遏制中共实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史学界认为，1944—1946年“的确存在一个美国与中共交好并发展关系的‘机会’”[65]，但这个所谓的“机会”实际上早在抗战胜利之前就已被美国放弃了。1944年10月、11月，对中共较为友好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后被美国政府解职，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否决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提出的支持中共并与中共保持联系的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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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55 苏联方面的态度亦不容乐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和苏联为维护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势力范围，建立的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的战略设想：凡不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共产党都被要求放弃武装斗争，争取与资产阶级政党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同时集中精力和力量协调、统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和行动。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先后被迫放弃武装斗争；就在中共七大召开的同时，由于得不到苏联的直接支持，希腊共产党也被英军缴械，军事斗争失败。在中国，由于蒋介石基本满足了由苏联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的战略要求[66]，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向蒋介石做出了“不支持中共”的“政治承诺”。在此背景之下，苏联方面不仅不想在国共冲突中支持中共，反而担心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无论成败都会危及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67]。苏联方面甚至向中共领导人直接表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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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57 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使中共充满了危机感。中共不得不与美国方面一直保持某种形式的接触，“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69]，以尽可能降低美国直接干预中国革命的可能性[70]。同时，考虑到当时能支持中共的国际力量只有苏联，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就成为中共的唯一选择。这就是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中一方面强调“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国际）援助”、号召“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另一方面又对苏联的国际援助寄予厚望、认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71]的深层原因。但在国共冲突的前途和命运并不明晰的时候，中共不可能与苏联方面平等对话和谈判。在构建对苏关系方面，中共显然落败于掌握国家政权的国民党——只有国民党才能给予苏联在华势力范围和特殊地位的合法性。同时，中共、苏共两党领导人彼此之间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一方面，中共在抗战期间开展的“整风运动”、在抗日战场上采取的“独立自主”立场，引起斯大林及苏共的严重不满[72]。1956年，毛泽东承认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73]。另一方面，斯大林毫不掩饰其对中共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疑，甚至认为毛泽东会成为亚洲的铁托[74]。虽然中共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但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决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和“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的客观事实[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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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59 在此背景之下，强化两党的意识形态联系，突出苏共和斯大林在世界革命中的领导、领袖地位，成为中共争取苏联理解、信任和支持的重要方式。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书面和口头报告、讲话中，几乎回回都提到苏联和斯大林，其深层目的就是“寄望于苏联将会大力援助中国革命”[76]。在政党关系方面，毛泽东强调“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日的”，承认“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指出“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联合外国，主要就是联合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将斯大林与“马、恩、列”并列，视其为唯一活着的领袖，谦称“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77]。在斯大林和苏共开始批判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离经叛道之后（1948年6月），毛泽东一方面积极表态支持苏共立场；一方面在党内主动提出调整“毛泽东思想”的使用和提法，提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并表示反对“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78]。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完全的法则，必须遵行，不能有任何修正。因为它完全适用，这是原则性；而我们所添的是枝叶，不是根本，这是灵活性”[79]。这些举措显然是为避免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猜疑，修补和巩固中共、苏共两党关系，以实现维护中国革命大局、争取苏共支持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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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61 既然中共在战略上有求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两党关系上要示好于苏联，在方针政策上自然不能悖逆于苏联。在国共内战期间，毛泽东曾多次要求赴莫斯科访问，并向苏方表明希望“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80]，“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81]。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主张理所当然地不能例外。毛泽东是国民党一大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曾经参加过国民党一大宣言草稿的内部讨论[82]，对宣言中所提出之“民族自决”和“中华联邦”的内容，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为中国国民党所确立的“先独立，再自由联合”民族主义路线[83]的历史背景自然是一清二楚。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毛泽东在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之前，奉中央通知先赴上海，与其他代表一起“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84]。而鲍罗廷正是于1924年1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上，提出以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的相关决议——其中当然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3年11月2日通过的、旨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确立对国民党的总态度。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还曾回忆起国民党一大会议宣言由中共和鲍罗廷代为起草的情况[85]。也就是说，毛泽东之所以在七大会议上重提“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问题与政权问题上，包含着联邦的问题”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86]，并不是中共对自身在抗日战争期间所确立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一体”的方针政策有了动摇，更不是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民族自治”的探索和实践有了怀疑，而是因为这是共产国际曾经提出的政策和主张——虽然共产国际1943年解散，但斯大林和苏共方面却并没有明确提醒或要求中共取消或改变这一政策。正如胡乔木所言，“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它的影子还存在，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87]。由于缺乏必要的信任和了解，相似的政治策略和试探在中苏两党关系史上并非孤例。有研究表明，因担心中共主张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政策与苏联政治体制不同而引起斯大林的疑虑，毛泽东曾故意向斯大林提出相反的主张，表达中国革命胜利后“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应当从政治舞台消失”的意见，以试探斯大林的态度和反应[88]。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一方面重提“民族自决”和“中华联邦”，另一方面却“对怎样实行联邦制从来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设想”[89]，在实践中完全无意去贯彻执行之。这一点在七大会议上亦可发现端倪，虽然在书面报告中提出“民族自决”和“中华联邦”，但毛泽东在多场口头报告中对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却只字未提[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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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63 从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到1949年1月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只经过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在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中锁定胜局，不能不让原本并不看好中国革命前途的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刮目相看。1949年初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促进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91]。1949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高级代表团秘密回访莫斯科[92]，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就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协议，其中包括苏联承诺率先承认新中国并提供经济援助，这为中苏同盟建立创造了必要的前提[93]。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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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65 在此背景之下，原本出于缓和中共、苏共两党关系而重新提出的“民族自决”和“联邦制”方案，已经没有继续宣示的必要，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必在民族政策上顾虑和忌惮苏联方面的不同意见，更何况米高扬已经表明苏共中央支持中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政治立场。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罗列了中共中央准备“学习苏联”的四大类30项内容，并请求苏方帮助，但其中并不包括“联邦制”和“民族问题”[94]。由此可见，在正在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中删除“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等相关内容已是历史必然。完成回访使命的刘少奇于1949年8月14日离开莫斯科，8月30日到达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1日听取了他关于访苏情况的报告[95]。几乎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充分征求周恩来[96]、李维汉[97]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界政协委员的意见[98]，做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联邦制的重大决策，奠定了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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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67 1983年，李维汉给中央领导同志起草了一封题为《关于建立满族自治地方的问题》的信，其中提及毛泽东在“1949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曾“就是否实行联邦制问题”征求他的意见。经过研究之后，李维汉认为中国同苏联国情不同，建议“不宜实行联邦制”；同时，他分析了斯大林所论述的“行政自治、比较广泛的政治自治、更加扩大的自治、最高自治形式即条约关系”的“四级自治”，认为“其中行政自治一级适合中国国情，建议采用”。仔细研读李维汉的建议，我们可以发现：针对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是否实行联邦制”，李维汉实际上回复了“两条建议”：一是根据“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建议“不宜实行联邦制”，二是根据斯大林“四级自治”的论述，建议采用“行政自治”。也就是说，李维汉重在说明：①“非联邦国家”政治体制下的“民族自治”，与马、恩、列、斯等经典理论家的一贯主张并不相悖；②苏联实行联邦制有其国情、历史方面的原因，是不得已而为之；③从斯大林的论著中，可以找到实行“民族自治”的理论根据。显然，他的每一个分析、每一条建议，其实都是为了说明一个没有明说而又隐藏在问题之后的问题：如果采取与苏联不一样的政治体制，实行民族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苏联会怎么看？也就是说，李维汉之所以没有按常理去权衡、论证实行联邦制的利弊得失，而是径直从马、恩、列、斯的经典学说及苏联模式的历史渊源出发，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显然是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有深刻了解与准确把握。而毛泽东之所以听取和采纳李维汉的意见，很显然也是因为李维汉的意见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消除了他真实的担忧和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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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69 周恩来是另一个深刻领会并帮助毛泽东贯彻实现其战略意图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从1949年9月5日的一个《共同纲领》“草案”铅印稿来看，该“纲领草案”已经采纳了李维汉的建议，删除了“联邦制”的有关内容[99]。但周恩来9月7日就《共同纲领》“草案”专门征求部分政协代表的意见时，却在会议上对转变原因做了另一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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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71 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今天到会的许多人是民族代表，我们特地向大家解释，同时也希望大家同意这个意见。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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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75 上述讲话，显然不能视为周恩来赞成“民族自决”和实行联邦制的依据。周恩来参加过与米高扬在西柏坡举行的秘密会谈，又与毛泽东一起参与“纲领草案”的最后修改[101]，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为什么在李维汉的建议明明已经在理论上否定“联邦制”、“纲领草案”也已经采纳李维汉的建议删除了“联邦制”的情况下，周恩来在讲话中却仍没有否定“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而是从帝国主义挑拨、分裂图谋的现实威胁出发，希望会议代表同意不实行联邦制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意见呢？很显然，在斯大林的政治威望如日中天、中苏即将结成战略同盟、中央号召“全面学习苏联”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领域挑战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权威，突出、强调中国国情和自主道路，只会激化政协代表在“是否实行联邦制”“是否实行民族自决”等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甚至会阻碍和破坏第一次政协全体会议的最大政治目的——建立一个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8年10月，在李维汉主持起草的“纲领草稿”第一稿中，就有“少数民族有自决和自治之权利”“建立各民族自由联合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规定[102]。1949年6月，负责少数民族条款起草任务的人民政协筹备会议第三小组第五分组提出的起草建议中，亦认为“纲领草稿”中“所提出关于少数民族的条文都很适用”[103]，并建议共同纲领“承认少数民族的自治自决权”[104]。可见在党内和部分少数民族代表中，其时的确存在实行联邦制的意见。帝国主义的分化和挑拨，自然就成为周恩来说服不同意见者的最佳依据和理由，而这其实正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最终放弃“民族自决”和“中华联邦”的主要原因之一，只不过并非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帝国主义分化图谋突然加强所导致的结果。周恩来的讲话，用高超的语言艺术和政治技巧，争取到了政协代表的理解和支持，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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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81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四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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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83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之后重提“民族自决”和“联邦制”，只是在冷战背景之下为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争取苏联支持所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根据《论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草案等党史文献曾重新提出“民族自决”和“联邦制”，而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民族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斗争策略”、“不足以表明”中共中央“已改变和放弃了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设想”[105]，这样的推断和结论显然与史实大相径庭。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此之后不仅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在实践中继续坚持执行抗战期间形成的“民族区域自治”，成功建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树立了以民族区域自治形式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典范。就在《论联合政府》之中，毛泽东虽然一方面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问题与政权问题上，包含着联邦的问题，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并在这个联邦基础上组织联邦的中央政府”，但另一方面仍然强调抗战以来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106]。《中央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局和晋绥分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3日）亦明确要求“对内蒙的基本方针”仍是“实行区域自治”[107]。1947年，《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3月23日）确定“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而是作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的“民族自治区”，毫无疑问地“仍属中国版图”[108]。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南京国民政府组织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其中仍主张“在少数民族区域，应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及其自治权”[109]，而非“联邦”主张。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民族政策，既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开展抗日斗争、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选择，更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独立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政治道路的理论升华。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实现了从“民族主义”向“人民民主”的理论转变，开启了各族人民走向“人民共和”，共同缔造、建设新中国的光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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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85 第二，中苏同盟不仅没有促使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全面学习苏联，反而因为两党、两国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同盟关系，消除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的后顾之忧，使其更加坚定、坚决地抛弃了联邦制的设想。正如史学家所言，毛泽东“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的方针，“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极力周旋于美、苏政策的缝隙间，独立自主地推进革命的过程”，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110]。1949年7月，斯大林在与秘密到访的刘少奇举行会谈时，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两次错误干预中国革命进程委婉地表示歉意，并不无自责地表示，“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111]。中共实力的不断壮大和国共内战形势的日渐明朗，迫使斯大林和苏联方面改变初衷。为了消除两党之间的战略分歧和历史误解，斯大林和苏联方面做出否定和推翻历史上曾要求中共实行“民族自决”方针的政治姿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既是一个有意“讨好中国人民”的“建议”，也是一种斯大林式的“道歉”。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让人感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在极其凶险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下，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以令人叹服的政治智慧采取了正确的革命战略和斗争策略，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争取和创造了一个光明的前途。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提到，“关于我们的策略、政策和办法，和某些苏联同志谈了，他们说我们做得很对”[112]。可见斯大林的意见和态度对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而言，依然具有相当的支持作用，增强了中共领导人的信心和底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中共党内可能出现的意见分歧和政治阻力，其积极作用依然不可忽视和低估[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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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87 第三，我们应客观、辩证地看待斯大林在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在中国革命与中共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上，斯大林犯过一系列错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国民党与中国革命的决议，当时是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同意的。共产国际此后一直要求中共主张“民族自决”和“自愿联邦”，没有斯大林的批准或同意，这也是不可想象的。根据学界的研究，斯大林本人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中国革命策略与方针）的最终决定者[11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实现和维系在雅尔塔体系中获得的既得利益，苏联不惜侵犯和损害中国主权，强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将中国东北、新疆、内蒙古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历史污点。但只要我们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就应该承认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乃至对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和影响。米高扬访华期间代表苏共中央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对中共提出的建议，客观上给予了中共自主选择和创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空间；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之下，苏联承认了中国对内蒙古、东北、新疆、西藏拥有主权，并在中共和平解放新疆的过程中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尽管其中也有维护其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考虑到斯大林战后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无与匹敌的政治威望和国际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他坚持中共应实行“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主张，或采取某种“模糊态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应该不会那么顺利。对此，我们亦应有清醒的认知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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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89 第四，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和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和解读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过程和决策背景，无疑提供了更丰富、完整、真实的历史场景，使那段历史更加饱满、鲜活、生动，但是历史的盖头还远未完全揭开。目前解密、公开的档案文献依然有限，更多、更重要的档案可能依然酣睡于舱底。对于米高扬访华的历史档案，俄方只是解密了其中一部分，米高扬与莫斯科之间的往来电文档案并未全部公开[115]，以至目前还无法获知苏方的建议是先期做出的决定还是米高扬抵达西柏坡之后根据莫斯科的授意而采取的行动，更无法从档案中直接获知苏方做出这一建议的决策过程和背后的政治动机。我们也就只能从有限的档案材料中寻找史实的蛛丝马迹。但已经打开的这一扇小窗，已经足以让我们在历史面前表示谦卑——离开档案支撑和脱离历史场景的理论研究，得出的判断和结论往往会与真实的景象大相径庭。仅仅因为在有关文献中发现中共曾重新提出“民族自决”和“联邦制”，就认定这是中共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实际想法和真实意图；仅仅因为中苏同盟和中共“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就断定中国照搬了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模式，显然放大了国际环境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影响，忽略了历史和政治本身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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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91 [1]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为本章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档案文献，在此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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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93 [2] 〔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下），《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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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95 [3] 参见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1991年）、《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999年）和沈志华的《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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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0197 [4] 马戎、关凯：《反思民族研究：理论与实践》（下），《中国民族报》2007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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