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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报告通过的决议》（1938年6月11日于莫斯科），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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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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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根据目前公布的档案文件，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12次正式会谈，中共方面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领导人参加，参见王奇《中苏同盟启示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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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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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转引自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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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关于中共对苏联干预中国领土完整的担心，西方学者也有精辟论述，并将之列为中共“一边倒”的“最重要的因素”，参见〔美〕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242～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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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1949年1月19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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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俄联邦总统档案”全宗39，目录1，案卷39，转引自〔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下），《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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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斯大林的电文内容为：“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中国境内各地蒙古族人和外蒙古联合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虽然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出一大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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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俄联邦总统档案”全宗39，目录1，案卷39，转引自〔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下），《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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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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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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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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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315～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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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6页。这是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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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这类接触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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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91～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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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胡乔木回忆说，抗战期间“苏联的目的主要是中共大规模出兵（抗日）为它解除后顾之忧。中国党就是坚持打游击战争，当时也不可能打大规模战争。苏联对此很不满意，认为中共不愿意支持苏联”。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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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2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21页。这是毛泽东与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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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毛泽东对此深有感受，认为斯大林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参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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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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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168～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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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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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毛泽东：《关于“毛泽东主义”问题给吴玉章的电报》（1948年8月15日），载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选集》（第六卷·文稿下），北京出版社，1993，第23页。沈志华认为，毛泽东最早于1948年11月才主动调整“毛泽东思想”的使用和提法，依据之一就是这份电报（另一个依据是刘少奇1948年11月7日发表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显然是因为弄错了电报的具体时间。参见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148、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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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第532页。《毛泽东选集》中刊载的报告文本显然是删节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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