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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陈扬勇：《〈共同纲领〉与新中国三大政治制度的确立》，《党的文献》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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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载《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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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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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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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人民出版社，1979，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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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第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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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刘少奇：《同斯大林谈推翻国民党问题》（1949年7月2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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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第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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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很显然，由于深受“教条主义”和苏联影响，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是否实行“民族自决”和“联邦制”并非没有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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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有学者根据斯大林“民族”学说在中国的翻译、引用情况，认为斯大林“民族”学说对中国“民族”概念产生影响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之后的事，参见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斯大林“民族”学说的传播完全可以通过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来实现，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纲领性文件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这种影响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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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国内学者引用关于米高扬访华期间与莫斯科的往来电文，大多间接引自俄罗斯学者安·列多夫斯基从“俄联邦总统档案”中挖掘出来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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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第十章 走向人民共和：逾越“国族主义”的缺陷与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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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违背列宁“民族自决”理论的初衷与原意、强行在中国推行中华民族“各自斗争、相互斗争”路线失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伪篡“三民主义”学说、炮制“国族—宗族论”的理论背景下形成的。它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飞跃，也是继承和发展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精髓与精华的理论飞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新中国的诞生，是“民族政治”迈入“人民政治”，“民族（五族）共和”迈入“人民共和”的伟大转折点，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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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实现者和发展者。毛泽东曾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1]，“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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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新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为基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纲领》）由中国共产党主持起草[3]，正是这份“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具有临时宪法意义的历史性文件，奠定了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基本原则、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由此我们不难形成如下追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是否对新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产生了影响？如果这种影响确存在，它存在于哪些方面？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种影响？很显然，回答上述问题的最佳路径，就是厘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之间的理论关系，尤其是毛泽东的“民族思想”[4]与孙中山“民族主义”之间的理论关系。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缔造者、决策者和领导者，这一点毋庸置疑[5]。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民族思想”的渊源做了初步研究和阐述。有研究已经指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或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文化）、中外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等对毛泽东的“民族思想”都有一定影响[6]，但既有研究和阐述并没有回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学说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影响了毛泽东，也没有回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什么可以影响毛泽东，更没有深入挖掘和阐述毛泽东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这一历史事实本身所具有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鉴于目前学界和舆论中屡屡有人重唱“中华民族以汉族为凝聚核心”[7]、强化“民族国家”或“国家民族”（国族）建构的老调，毛泽东民族思想中长期以来为人所忽略、忽视的理论创造和伟大贡献，显然就更不应继续湮没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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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一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的分歧与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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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随后精心策动所谓“内蒙自治运动”和“华北自治运动”，一步步实施其旨在侵吞中国的“大陆计划”，直至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当此国家危亡存续之际，“团结抗日、抵御外侮”成为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普遍共识。经历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最终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两党达成的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7月15日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宣示中国共产党“愿为其贯彻的实现而奋斗”[8]，拉开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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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并未因抗日救国而改变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独裁专制统治，并未因国共合作而改变其“防共”“反共”“融共”的基本方针；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搞摩擦，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解放区在经济上搞封锁；同时在政治上大肆挤压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空间，污蔑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不信”“不实行”，或者“不真信”“不真实行”；攻击共产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国情，声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在中国“不可两立”；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放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放弃政治组织和军事上的独立性，不断给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事端和危机。同时，国共合作抗日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三民主义”仍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有部分人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继续持一种轻视、批判或反对的态度，认为共产党员不能信仰“三民主义”，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引起认识混乱和“思想危机”[9]。很显然，上述两种错误的思想和观念，不仅严重损害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声誉，同时也给国共合作抗日的胜利前景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稳固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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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如何处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继承和发展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灵魂和精髓，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还是解放战争期间联合民主党派推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政治任务。也就是说，在探索、酝酿、构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在理论上、政治上妥善处理其与“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必须妥善处理其与孙中山“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学说之间的关系。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会议上明确要求“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10]。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先后撰文论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关系[11]。史学界在研究中共七大时，注意到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反复提到苏联和斯大林，以论证毛泽东其时对于巩固中苏两党关系的重视程度[12]。而另一个现象其实同样值得关注，那就是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同样多次、反复提到孙中山和三民主义[13]，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孙中山及“三民主义”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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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共产党主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三民主义”。就发展的观点而言，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一大之前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之后的是“新三民主义”，国民党所主张的是“旧三民主义”而共产党所主张的是“新三民主义”。就辩证的观点而言，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伪篡、歪曲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本意，是“假三民主义”；而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中国革命之必需”，是“真三民主义”。就群众的观点而言，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反之则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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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最彻底的继承者和实现者。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14]，“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则“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共产党员在信仰“共产主义”的同时信仰“三民主义”也“不相冲突”，“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15]，“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16]；而“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17]，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显然比“三民主义”更科学、更彻底。因此中国共产党才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和“三民主义”最坚定的继承者、实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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