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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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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三 几点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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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文对“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的理论源流与历史背景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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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国族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长期就“什么是‘三民主义’”“要不要信仰‘三民主义’”“如何实行‘三民主义’”进行政治论战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形成的，继承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精华，摈弃了其糟粕，逾越了其理论缺陷与历史局限。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相比较，“新民主主义”同样以“唤起民众”和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为目标，同样具有“团结”“共同”的思想基因；但团结的方法是“民主政治”而不是“国族构建”，团结的基础是“平等”而不是“同化”，动员的方式是“共同命运”而不是所谓的“民族精神”，倚靠的力量是“人民群众”而不是所谓的“汉族”，组织的核心是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所谓的“宗族”“会党”等“旧组织”。毫无疑问新民主主义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进步，这是“新民主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重大理论飞跃和伟大政治贡献。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一飞跃和贡献的理论地位和历史影响，应当绝不亚于中国共产党走出共产国际“民族自决”和“自愿联邦”的束缚与阴影，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地位和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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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道路的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建人民共和国、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是在共产国际所主导的、旨在促使中国各民族“各自斗争、相互斗争”的“民族自决”路线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已失败和破产；是在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的“团结”和“共同”路线被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断歪曲、伪篡、抛弃，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抉择；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经帝国主义侵略和抗日战争的血火洗礼不断凝聚“团结一体”和“国家统一”的政治共识等一系列宏大的背景下孕育、成长、成熟的。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顺应了时代要求，顺应了民心所向，奠定了新中国民族政治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基本格局。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形成的历史脉络和理论路径，充分显示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一看似枯燥、生硬、古板的宏大叙事背后，还隐藏着丰满、生动、鲜活的历史事件与思想宝藏，值得深入挖掘并细细品味。显然，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准确地认识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还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理性地看待一些诸如“照搬”“照抄”所谓“苏联模式”的误解和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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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人民国家”而不是所谓的“民族国家”。“新民主主义”以“人民共和”替代了“国族构建”，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家”和“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一体”，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复数”的争议。强化“民族国家”建构、推进“国族建设”的言论和观点，自始至终违背甚至抛弃了新中国缔造者的初衷和本意。“人民共和”和“人民民主”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也是凝聚全体中国人民和广大中华儿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政治基础，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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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1938年3月1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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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载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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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维汉、周恩来、胡乔木等人先后参与了《纲领》的起草、修订工作。在起草过程中，《纲领》曾一度被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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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界目前还有“毛泽东民族理论”“毛泽东民族观”“毛泽东思想的民族性”等诸多表述，并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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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无论是李维汉还是周恩来，他们对于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的作用和贡献显然不应被过度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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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杨荆楚主编《毛泽东民族理论研究》，民族出版社，1995；杨启辰等主编《毛泽东民族思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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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振玉：《中华民族理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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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人民出版社，1979，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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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伯达：《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载《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自修出版社，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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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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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要包括毛泽东的《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洛甫（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参见《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自修出版社，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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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168～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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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据笔者统计，仅在七大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共有29次提到“孙中山”，9次提到“三民主义”或“革命的三民主义”，这个数字远超过提到“苏联”和“斯大林”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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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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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毛泽东：《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和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91～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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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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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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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瞿秋白：《世界无产阶级独裁——共产国际党纲问题》（1928年10月13日），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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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瞿秋白：《三民主义的清算》（1932年1月2日），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76～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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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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