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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周恩来：《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和纲领的特点的报告（摘要）》（1949年9月22日），载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人民出版社，1980，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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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1926年11月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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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1921年），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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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决议（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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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1935年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上的演讲），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744～7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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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决议（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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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洛甫（张闻天）：《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1938年10月15日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纲），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7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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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1943年6月27日《解放日报》社论），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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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1944年2月4日《解放日报》社论），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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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943年5月26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59，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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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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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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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附论1 现代“民族”概念的形成及其基本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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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宪政革命、法国大革命与德国统一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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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民族”或与之相似的概念古来有之。在西方，早在古罗马时期，罗马人就用Nation表示罗马人之外的“野蛮人”和“未开化的”或者“异教的”族群、部落。经历英国宪政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原始意义上的“民族”概念逐渐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公民共同体”的代名词，被赋予“公民”和“人民”的内在含义。但是现代意义上“民族”概念的诞生，却并不能彻底斩断与原始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脐带。通过德意志统一的战车，原始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实现了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融合，重新塑造了“公民革命”的概念内涵。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形成了两个基本的迈向：作为“公民共同体”的“民族”和基于血缘、语言的“民族”，并最终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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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人权宣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宣示“整个主权的原则本质上以民族为基础”。为什么以反抗君主专制、建立充分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的现代国家为目标的法国大革命，会将“民族”视为国家主权的来源？为什么具有悠久语言学历史的“民族”概念，最终会在反抗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登上近代政治的舞台？原始的“民族”概念经受了怎样的嬗变和洗礼，使之成为迄今为止依然充满迷局、陷阱、争议、狂热且仍在发挥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概念？历史的迷局，也许还需要回到历史中才能寻找到应有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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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奴隶与德性：公民权利的诉求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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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的欧洲，王权专制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无论是英格兰，还是欧洲大陆，自由依然被视为国王授予臣民的特权或豁免权，是国王慈悲的恩典。1607年，约翰·考维（John Cowell）将自由（Libertas）定义为“依据授予或法令而特有的一项特权，持有者借以享受普通臣民所没有的利益和好处”[1]。但是伴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兴起与壮大，情势开始发生微妙变化，17世纪中期，英国议会的反对派开始严肃质疑国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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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7世纪中期许多议会发言人提供批判王权的理论灵感的英国著名思想家布雷克顿和利特尔顿，在其作品中吸收了古罗马思想家关于自由与奴役、自由民与奴隶的分析和界定，使赋予并保障公民自由权利成为反对君主专权的最佳和最有力的武器。罗马法的经典文献《学说汇纂》，将奴隶制视为“一种属于习惯法的制度，根据这种制度，有些人与本性相违背地屈从于其他人的支配”，并宣称“所有男人和女人不是自由民就是奴隶”。所谓自由民，就是不受其他人的支配而能够根据自己的权利采取行动的自权人。而所谓奴隶，就没有自由民的地位，不是自权人而是从权人，是生活在他人的权力之下或屈从于他人意志的人。亨利·德·布雷克顿（Henry de Bracton）在《论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中，区分了自由民和奴隶，把奴隶定义为任何“生活在他人支配之下的屈从中的人”。托马斯·利特尔顿爵士（Sir Thomas Littleton）15世纪所作的《租佃论文》则更明确地区分了人格的从属与财产的从属，他认为奴隶就是缺乏自由的人，其人格——对佃农来说仅仅是其财产——都是从属的，掌握在其他人的权力或控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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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反对派显然无法容忍像“奴隶”一样被剥夺自由的权利。如果不是“奴隶”，那就是“自由民”，就是能够根据自己的权利采取行动的“自权人”，而不是生活在国王或他人的权力之下或者屈从于他人意志的“臣民”或“从权人”，因为作为一个君王的臣民而生活显然与作为奴隶而生活别无二致。托马斯·海德雷爵士（Sir Thomas Hedley）指责国王有未经议会同意就擅自征税的特权，把自由臣民的财产置于“他人的绝对权力和命令之下”，“剥夺臣民们在其收益或财产中的自由”，“不加区别地混淆了自由人和束缚的奴隶”。另一位法学家理查德·克雷谢尔德（Richard Cresheld）也认为，如果允许国王拥有这种权力，那“我们就成了奴隶”。1642年，亨利·帕克（Henry Parker）在《评论》（Obervations）中警告说，如果国王可以用否决权阻止立法，那么议会——代表整个国家——将沦为国王意志的附属品，包括生命、自由、法律、议会在内的所有一切“都掌握在纯粹的任意决定权之手中”，从而人们把自己卖身为奴，生而自由的英国将沦为一个奴隶的国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斗争，英国国民实现了从作为“从权人”的“臣民”到作为“自权人”的“公民”的身份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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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看来，英国通过奴隶与自由民的辩证关系来论证公民身份之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自由主义公民传统显然是局限、妥协、不彻底的革命方式。一方面，公民身份及其权利与自由只是被赋予一部分特殊的人，并没有达至全体；另一方面，从奴隶与自由民的区分中论证出来的自由权利并没有涵盖公民权利的全部内涵，因为公民身份还应当注重公民的德性和公共责任，从而在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中使个体和共同体相互受益。如果说英国在1789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里实现了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开创了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传统，那么法国大革命则将公民身份的原则和实践确立为社会政治的核心特征[2]，沿袭了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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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注重公民身份的德性与责任，乃是受到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的斯巴达和雅典以及罗马共和国近500年的太平盛世，开启了公民共和主义的序幕[3]，因为这些城邦制国家都强调公民的忠诚及公共义务。正是在此背景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全体公民应当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以便使他们能够知道彼此的性格；只有通过这种亲密关系，才能真正形成“和睦相处”（concord）的、兄弟般的公民身份，“结合为共同体”。他认为，公民不应存在政治冷漠的空间，而是必须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公民身份”，就“要求好的公民必须全心全意地通过其思想和行动来奉献于共同的福祉”[4]。通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公民不仅使自己受益，而且使国家受益。这就是公民的良善、美德，或者德性。亚里士多德强调，“公民必须拥有并展示其良善或美德”。受他的影响，罗马思想家西塞罗（Cicero）同样强调公民对于“共同体”的责任。他宣称，“一个真正可敬的勇敢的公民，将完全献身于公民服务，但不是出于个人财富和权利的目的，……将对整个共同体萦萦于怀，不会忽略其中任何的部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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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并没有公开论及亚里士多德，但是学者们认为，通过对文艺复兴和18世纪教育、文学领域经典思想的深切研究可以发现卢梭无疑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教诲[6]。卢梭宣称，没有自由，国家便不可能存在；没有美德，自由便不可能存在；没有美德，公民便不可能存在。他认为，主权者必须做出能使整个共同体受益的判断，而公民则是“公意”的创立者。因此他要求“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示之下”，并且“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个成员成为全体之不可侵害的一部分”。卢梭的思想成为法国革命反抗王权专制的强大武器。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之一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正是卢梭思想的忠实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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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友谊与和谐：作为“公民共同体”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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