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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的“民族”概念实际上受到西方现代意义上“民族”概念的不同内涵和不同迈向的双重影响。革命派所倡之“民族革命”，实与西方基于血缘、语言、文化或地域的“民族”概念一脉，其目的在于推翻满人统治，建立汉族国家；而保皇派或曰改良派所称“大民族主义”，实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基于“公民共同体”的“民族”概念一系，其目的在于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完整、反对西方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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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无论是改良派“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大民族主义”，还是革命派“驱除鞑虏”、建立“汉人国家”的狭隘“民族主义”，实际上都具有“民权革命”的性质，都是针对“皇权专制”下的“君臣”关系提出来的，要求从“天下主”变革到“民主”，从“臣民”变革到“新民”（梁启超语）或“国民”（孙中山语），具有“公民共同体”的内在涵义，只是在实现变革的方式——是改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革命实行“民主共和”，是在既有国家（清朝）基础之上建设“新民”还是在“民族”（汉人）的基础之上建设“国民”——上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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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革命派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所针对的对象并不是“民权革命”应该对应之皇权，因而陷于鼓动和制造“华夷”“族类”“民族”间的嫌隙与仇恨且不能自拔的境地，不仅弱化了“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民权革命”本意，而且违背了古代中国“华夷一家”的政治理念。这并非“国民革命”之所必需，必然加剧“族类”撕裂、国家分离的政治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在选择革命派“民权主义”道路的同时也选择改良派“大民族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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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民族”概念的内涵差异及其不同迈向，共同导致了近代中国“民族”概念的内在差异与政治冲突。革命派所倡的“民族主义”之所以不得人心，实际上在于它忽略了古代中国“华夷一家”的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历史凝聚力。而改良派的“大民族主义”不仅认识到西方现代的基于血缘、语言、文化、地域的“民族”概念对于近代中国的局限性和危险性，而且在古代中国的“华夷”“族类”思想和现代西方的基于公民共同体、国民的“民族”概念中找到了立足点，将“天下”与“皇权”体系下的“华夷”与“族类”都视为不可分离的国家成员，最大限度地继承和维持了既有的疆域，也使人民能够建设新的民权国家。但是，革命派的“民族主义”使他们不能回避并且不得不使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基于血缘、语言、文化和地域的“民族”概念，只能以“大民族”和“小民族”进行简单区分。总之，近代中国的“民族”概念既不能完全等同于古代中国的“华夷”和“族类”，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基于血缘、语言、文化、地域之上的“民族”或“公民共同体”意义上的“民族”，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各自酝酿的政治运动相互掣肘，共同塑造了近代中国的“民族”概念，而如何整合、凝聚“民族”概念所具有的内在含义和内在张力，则将成为现代中国的现实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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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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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礼记·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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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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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与兵部尚书李靖商讨政事，李靖就曾说：“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参见《李太公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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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韩愈：《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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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礼记·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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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隋书》卷一百一十一，《西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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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太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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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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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太宗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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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史》卷七十五，《卢言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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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明太宗实录》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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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明太宗实录》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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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清世宗实录》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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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此为顾炎武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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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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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清朝续文献通考》，转引自王开玺《清代的外交礼仪之争与文化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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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组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479～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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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第2册，卷四），上海书店，1981，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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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乔治三世在致乾隆皇帝的函中，称自己与乾隆皇帝“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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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1911年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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