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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孙中山批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号称学者，竟不明春秋大义，陷于以汉攻汉，终致太平天国灭亡，参见孙中山《〈太平天国战史〉序》（1904年），载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册上），民智书局，1930，第10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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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孙中山：《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1900年7月10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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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新政府之建设》（《江苏》，1903年），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第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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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20日），载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一册上），民智书局，1930，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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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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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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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蜇伸（朱执信）：《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期，19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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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第9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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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梁启超：《新中国建设之问题》（1911年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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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2006，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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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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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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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2006，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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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2006，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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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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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1月），载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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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2006，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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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1月），载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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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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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附论3 西方自由主义天平之上的“民族”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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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运动在20世纪末期不断冲击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西方国家内部族群关系也持续紧张。为完成“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构建、缓解西方国家内部族群紧张，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在“文化化”的基础之上力图改造民族主义的主张和途径，在理论上结束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对立状态，实现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第二次联合。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学说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亦已证明，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公民权利与民族权利并非只有简单的对立相悖或此消彼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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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从孪生到仇离的历史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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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曾是自由主义积极争取实现的目标之一，“民族主义”的最初含义，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推翻贵族君主制政体的社会运动[1]。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孪生物。资产阶级革命以自由、人权、公民权利为革命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开掘了皇权专制和封建奴役制度的坟墓。而在此历史过程中，凭借着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者和领导者们对于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共同体”道德的期待与塑造，“民族”这一具有悠久文化渊源，以血缘、语言、地域等社会初级纽带联结的社会共同体，被赋予了资产阶级革命意义上的政治新含义：掌握国家主权的公民共同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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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者还是革命者，最初只是期待建立在自由、人权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全体公民成为一个有似于“民族”那样血脉相连、团结一体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在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公民共同体”意义上的“民族主权”，但是古老、悠久甚至原始的“民族”概念却成功地通过德国统一运动奠定了其在近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们，也从中看到了基于文化、语言、血缘和地域意义上的原始“民族”概念在反抗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试图利用“民族”力量进一步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快速扩散和成功，主张以“民族”为基础建立现代国家，并认为“民族自治”是“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3]，要求“族裔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疆界”[4]。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在一个由不同民族（nationality）所组成的国家里，自由主义制度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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