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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郭忠华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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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厄尔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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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尼克·史蒂文森编《文化与公民身份》，陈志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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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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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袁志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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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忠华、刘训练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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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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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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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态”，“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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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非常态”的学术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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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是“非常态”，一是因为它没有经过论证、申报、立项、结题等常规性的课题研究程序，几乎完全是在个人兴趣喜好的诱导、驱使下完成的；二是因为它研究的内容与主题、形成的结论与成果都不是预先规划、设计的结果，基本上处于“写到哪算哪”“想到哪是哪”的自然生长状态。史学家顾颉刚曾在《禹贡》第一卷第二期编后语中提出，学术的见解与成就无论“就全体而言”还是“就个人而言”都“是一条长途”，本没有所谓的“十成之见”，关键是要“向前走”。依顾先生所言，只要心中有问题，眼中有材料，通过问题去寻材料，更通过材料去增加问题，逼得你“欲罢不能”，一定要这样才有真正的研究可言[1]。诚如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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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本“新常态”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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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是“新常态”，是因为如若不是在这个“互联网+”的信息化时代，笔者根本不可能完成预期的愿望。作为一名“学术流民”，笔者也曾试图通过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所需要的档案文献。但是所需的很多书籍和材料，要么在图书馆属于“基本藏书”，要么在档案馆处于“不对外”的状态，概不外借，难以查阅。面对难说“公共”与“服务”的图书馆、档案馆，幸好有几乎“无所不能”的“互联网+”。参考文献中的绝大部分书籍，要么是“网购”所得，要么是“百度”而来，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除此之外，笔者也从北京相对丰富的旧书店、二手书市场及收藏市场“淘”到了许多不可多得的“宝贝”。笔者相信，“互联网+”对学术生态的影响乃至变革方兴未艾，必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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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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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耗时数载、竭尽全力，但受能力、学识、时间、精力等诸多方面的局限，本书亦有不小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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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内容的完整性而言，本书未对近代日本“血族化”的“民族主义”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尽管笔者就此已筹划了好几年。依据笔者目前接触到的材料，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应对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今。笔者还曾有意通过对翻译文本和传播渠道的考证，梳理与归纳“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传入、散布、影响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的阶段与过程，终因难以短时期内收齐相应的研究资料而暂时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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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方法的互补性而言，由于笔者更多采用思想史、政治史的方法研究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关注的对象又主要集中在曾经支配、统御民国时期民族政治走向的党派或政治家，并没有对当时的各种“分离主义”运动及其政治思想基础展开具体的实证分析，因此本书在内容上显然并不敢妄称反映了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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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结论的有效性而言，虽然笔者并不讳言本书的主旨或目的之一，是还原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形成的理论渊源和历史背景，并以此澄清、疏解学界及舆论对其存在的一些历史误会与理论误解，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正因如此，本书的研究、思考或结论，显然只能反映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情形，并不能因之推及1949年之后。1949年之后中国民族政策的演化历程，显然需要构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基础之上。这一点需要在此特别予以声明，并请读者朋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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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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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能够顺利出版，要感谢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的提携之恩。虽然笔者的某些观点与马戎教授并不相合，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但他仍然在其主编的《民族社会学研究》中多次转载笔者的文章。在书稿初成之时，笔者曾试探性地询问马戎教授能否拨冗为本书写一篇序言，他不仅很快做出肯定答复，还主动提议把本书纳入由其主编的这套《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对一个观点迥异、素昧平生的后学之辈，能如此包容、提携、错爱，马戎教授的胸襟和气度无疑值得后辈敬仰、敬佩与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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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曾在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给予笔者各种帮助的人。《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的编辑孙雅莉、王辉、牛锐、吴艳，以及《民族工作研究》的诸位编委和编辑，他们对本书早期研究成果的肯定和认可，给予了笔者最初的鞭策和鼓励。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慷慨提供了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档案文献，这些文献当时尚未公开出版，为笔者正在进行的研究提供了直接、关键的佐证材料。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2014年给予笔者“青年项目”资助，为笔者缓解了因长期独立研究所承受的经济压力与经费负担。中央民族大学严庆教授似兄长一般悉心审读本书初稿，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和修改建议。此外，还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蕊芬、杨阳等诸位编辑为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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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笔者的领导和同事们。自2004年夏天笔者作别校园、孑然北上，十余年来正是领导和同事们的关爱、培养、支持、帮助和宽容，让笔者逐渐熟悉并热爱所从事的工作。他们或如灯塔，指点迷津；或像高山，巍峨矗立；或似严师，谆谆告诫；或是益友，春风化雨……笔者的每一个进步、每一次成长，无不汇集、凝聚着他们的关心、呵护与培养。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指导、鼓励、帮助笔者的研究和本书的出版。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吴仕民副主任欣然为本书作序，笔者将牢记教诲，“低头拉车，抬头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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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感谢还要送给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以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IUAES 16th Congress）。因为工作关系，笔者曾参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的筹组工作，以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此期间，笔者从研究会、筹委会的各级领导、各位同事以及在日常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众多学者身上获益良多，留下了许多美好且非常难忘的印记。可以说，如果没有在这段特殊工作经历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就不会有这本小书的诞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他们以及那段共同经历的岁月一一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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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还要致谢一下已经消失的地坛书市和北大周末旧书市，它们也是培养笔者阅读习惯、激励笔者独立思考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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