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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官僚制度之后,清官现象和贪官现象就成为世间熟见的东西。由此引发的抑扬褒贬用人心划出了一种非常古老而又历久弥新的善恶界限。然而在清代中国,地方官的清浊贪廉大半模糊漫漶,不易辨识。28 一方面,普遍的私征浮收常演为敛剥公行,使他们与经久不息的民间怨愤缠结在一起,在世人的指指点点中洗不掉一身污秽。另一方面,屡见的亏空和赔累又像无底的漏卮,使他们经常要面对公私交绌而不得不挪东补西,挹此注彼。这种矛盾使地方官们自由的人格空间非常狭小。他们当中会有人在取予之际内省良知而踌躇阢陧;也会有人踏着麻木的良知攫获捆载,长袖善舞而去。这两种人对比分明,但大约而论,在当日的官场里这两种人都是少数。嘉庆九年,皇帝与直隶总督对话论官界风气,以为“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人物俯视天下九年的结论。又过了九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应诏陈言,以一个疆吏的眼光言吏治,也说:“臣观近日道、府、州、县,贪酷者少而委靡者多。”29 所见非常相似。嘉庆一朝,国运居盛衰之交,当洪杨之役造出来的大批捐纳入仕者涌入官场以前,这些议论与清代吏治的真相大致相去不远。在上谕与奏疏中,“贪墨者少”和“贪酷者少”本意都是映衬“疲玩”、“委靡”之习久成风,并非旨在表彰。而以此觇地方官的众生相,正可以见宦味之淡薄。嘉道之交,以经世之意究天下利弊的人物曾接着嘉庆和蒋攸铦的话头往下讲:“内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所作为,以负圣天子之知遇,抑岂无心,或者贫累之也。”30 “疲玩”和“委靡”因之而与功名社会的生业连在一起,合为一种深深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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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造出了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不会久匮物力。然而与名器相对的财富却多在功名社会之外。黄钧宰说盐商之利曰:“扬州繁华以盐盛。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万有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中盐有期,销引有地,谓之纲盐。以每引三百七十斛计之,场作斛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作五六十不等。”以此计赢利,则两淮盐商岁入当在二千万两以上。31 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盛世期间户部库存银两的四分之一。32 由此孕育出来的是一批巨富。在小农经济的国度里,这些人曾长久地代表了奢汰和侈豪,并以奢汰和侈豪使功名社会的光华相形减色。一段出自诏书的文字说他们“衣物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家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33 财富太过集中,便会衍生出恣肆。能以多金而与盐商相埒的,还有包揽了对外贸易的行商。美国人亨特(W.E.Hunter)1824 年来中国,之后,在广州经商近二十年。他所作的《广州番鬼录》一书时常以羡慕之心述及行商和他们的财富。其中一节说:“他们自己的住宅,我们曾去过几处,都是园林深邃,叠石为山,引水为湖,溪上架桥,圆石铺路,奇花异卉,极为幽静。潘启官的住宅,距商馆三四英里,临河而居,盛名尤著。他的私人宫殿中,有大批的仆役,包括侍役、门丁、信差、名厨与轿夫。”人间的春色,都被商人买到自己家里去了。与这种外观的靡丽相比,另一节以货币计家财,说得更为具体:“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钱,大家常常辩论。但是有一次,因提到他在稻田、住宅、铺店、银号与在英美船上的货物,在 1834 年,他计算一下,共约值二千六百万元。当时的购买力约等于现在的两倍,以现在的钱币来说,他拥有五千二百万元。”34 后来的那场鸦片战争,战败的中国在炮口勒迫下交出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国库因之而缺了一大块。若亨特的估算与事实相去不远,则伍秉鉴(浩官)一个人的家产就可以打一场鸦片战争。而在当日的行商里,像他那样的人恐怕还算不上首富。35 盐商和行商都是以垄断致富的财阀。与他们相比,经营典当、票号、钱庄、船运的那些商帮更多些持筹握算的精刻和老辣,其世业也能够绵延得更加长久。在中世纪中国,这些人常常成为功名社会的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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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交通不便,各省士子率由陆路入都会试,沿途川资概由票庄汇兑,然士子未授官以前,川资多不充足,而票庄因以贷付若干以助之,以图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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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进入了仕途的功名之士又要继续举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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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清国定制,凡授外官,国家并不颁给旅费,故有职者一旦外任,非数千金不能敷衍,若款无着,则不能赴辕任事,而票庄因之贷付若干以济其急。该官吏等不惟不计息之轻重,反感荷票庄之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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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借贷以自愿为前提,而吃亏的总是负债一方。盖“票庄付此等官金之利息,实骇人听闻。例如借金一万两者,仅交现金七千,其余三千作为扣息。日后该官吏偿还之时,仍以万金纳付。如此重利,该官吏等非不知之,盖实出于不得已耳”。36 举手投足之间,票庄收到了重利,而背债的朝廷命官们则被刲割得体无完肤。嘉庆十四年,有一道上谕说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戴衢亨与京城德泰钱铺“交易数十余年,现在尚欠伊铺内银六百五十两”,37 户部尚书管国库,是一个为天下理财的人,而其一身一家却久为钱铺债户,以贵比富,实多调侃。因此,后来魏源作《都中行》十三首,列“山西债”为其中之一,于此深致不平:“山西债,山西债,乘急居奇真市侩。京宦俸苦贫,外宦远选行邅迍。借贷无门典无质,惟汝西侩敢乘急。网罗一入天地窄,蝼蚁反被蛟龙食。”38 在这种官与商之间的金钱交往中,容或有一时的“感荷”,而长久留下的却终究是难以泯除的痛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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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社会里的人都有一种守护名器之心,所以,他们大半不愿意用财富淹掉官界与商侩之间的贵贱之分。《履园丛话》说:“吾乡邹晓屏相国归田时,年已七十又四,一裘三十年仅存其鞟,赖门生赠遗以为薪水。其子光骏官徽州司马署府篆,有巨商某尝捐郎中,在刑部行走,其家出丧,以三千金为寿,乞太守一至为荣,往返再三,终不应。笑曰:‘岂能以阿堵物污吾家风耶?’其廉如此。”39 从不肯折节的清廉里透露出来的其实是世宦之家对商人的蔑视。在这种蔑视面前,捐来的郎中一点都不济事。然而,累积的财富毕竟是一种经济力量。它们自会推着商人越过贵贱之界。乾隆六次南巡,留下过许多与两淮盐商有关的故事。其中一则说:“某日,高宗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塔耳。’江(两淮总商江春)闻之,亟以万金贿近侍,图塔状。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高宗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叩之,果砖石所成。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40 盐商用财力作法以谀帝王,遂使他们在帝王眼中变得妩媚起来。那个曾一夜之间造出一座塔来的江春后来因“召对称旨”,也因捐输、河工、赈灾,“百万之费,指顾立办”而被赏加布政使衔,成为一个兼有财富和名器的人。41 乾隆二十二年,“翠华南幸”之后还有过一次普降甘霖,使“承办差务”的“两淮众商”们沾润俱足:“伊等本身原有职衔,如已至三品者,俱著赏其奉宸苑卿衔;其未至三品者,俱各加顶戴一级。”42 这些用银子巴结来的东西虽是虚衔,却分属名器,它们使本无功名的商界中人能以同样的翎顶补服周旋揖让于功名社会之中,被人尊为缙绅。后人述史,慨乎言之曰:“商为四民之末,盐商特邀圣主之知,或召对,或赐宴,赏赉优厚,拟于大僚。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43 其言词之中自有一股无可奈何的愤懑。与盐商相仿佛,同时的行商和其他巨商也大半身带道衔、盐运使衔、布政使衔,岸岸然以富致贵。功名社会里长久同一不起来的两种东西,在这些人身上似乎轻易地联为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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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名造出来的不平等里,个人的财富本来并不是一种价值。然而财力之歆动人心,又常常使功名造出来的不平等显得非常空泛。道咸间名士金安清说:“乾隆中,江浙殷富至多,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仆难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其间有大富王江泾陶氏“偶至苏阅绝秀班,优者厌其村老,戏诮曰:‘尔好观,何不于家中演之?但日需风鱼、火腿方下箸耳!’是时戏价需二百金。陶归,遽定一百本。闭之厅事使其自演,无人阅者,一日两餐,舍风鱼、火腿无他物。十日后,诸伶大窘,乃谢过始罢”。44 诸伶以口舌轻薄自取其辱,本无可悯。但陶氏以二万金掷倒诸伶,洋洋乎以富而傲,表现出来的正是一种自负财力而睥睨一时的气概。另一个江南“富翁”更刻薄,“尝谓人曰:‘钱财,吾役使也;百工技艺,吾子孙也;官吏缙绅,亦吾子孙也。’人有诘之者,富翁答曰:‘吾以钱财役诸子孙,焉有不顺命者乎?’”45 他用钱财评点天下,目中已全无贵贱尊卑之界。时人叹为:“语虽刻薄,而切中人情。”46 这些都说明人间的财富能够自造声势。因此,天下财力多归于商,则以士、农、工、商序四民往往会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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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中国的开新之士倡商战以来,贤者多热心为历史上的商人鸣不平,以“抑商”致讨。然而读史至清代的功名与富贵之际,则颇疑过申“抑商”之说,或未尽得真相。47 道光间,沈垚作《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说过一番非常醒目的话:“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48 这一套道理里的许多东西都是可议的,但抑士扬商的意思却非常明白。沈垚以经学知名公卿间,是文苑传中的人物,这些话都可以作为思想史上的资料。商人之备受出格恭维,表达了一个文人对富与贵的一种称量。显然,在“天下之势偏重于商”面前,功名社会之尊有时而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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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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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史林》杂志,题目为《清代的功名与富贵》;后收入《百年嬗蜕》一书,题目改为《科举制度下的功名和生业》,今收入本书,仍用最初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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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庆皇帝语。见《庸庵笔记》卷三,《查钞和珅住宅花园清单》,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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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啸亭杂录》,中华书局 1980 年版,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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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诗铎》下册,中华书局 1960 年版,6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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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世臣传》、《包慎伯先生年谱》,《包世臣全集·小倦游阁集·说》,黄山书社 1991 年版,201、235、202、223、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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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冷庐杂识》,中华书局 1984 年版,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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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随园诗话》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版,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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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林则徐:《致敬舆函》,转引自《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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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 1985 年版,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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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书,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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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上书,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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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 1982 年版,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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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下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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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两般秋雨庵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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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守令》,《皇朝经世文编》卷十五《吏政》,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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