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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转引自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 1962 年版，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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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 1976 年版，6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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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履园丛话》下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639—6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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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转引自《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4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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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四《人物·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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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晋等：《南巡盛典》卷六九《褒赏》，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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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王守基：《长芦盐务议略》，《盐法议略》，中华书局 1991 年版，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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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水窗春呓》卷下，中华书局 1984 年版，4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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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履园丛话》上册，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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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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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陈长华君作《“抑商”质疑》，《史林》1995 年第 3 期，先揭此意，思而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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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落帆楼文集》，卷二四，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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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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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读清史的时候勘对历史地图，则会非常容易地看到，出现在乾隆末年至咸丰初年的湘黔苗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与广西金田起义，都集中地先后起于东经 110 度附近的中南山区。这种屡现的历史迭合是一个富有内涵的题目。由此切入，可以见二百年人口西迁的历史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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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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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人口西迁，主要是指金田起义以前的两百年间，中国人口从东南地区向西南地区所做大规模迁移的历史过程。今天被泛称为西南地区的川滇桂黔四省，在明清之交曾长久地延烧过熄灭不了的兵火。自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奢崇明之乱起到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乱芟平，中经张献忠五次入川与南明武装长期抗清，六十年间厮杀、屠戮、践踏、蹂躏连绵不断，成为战乱蔓延之区。当兵燹终于过去之后，这个地区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一片残破。四川汉中一带，在昔“烟户稠密，无地不耕”，此时却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1 四顾荒凉。在那一片广袤的地区里，类似的景象比比皆是。六十年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使川滇桂黔四省人丁在全国丁口总数中由万历六年（1578）的百分之十降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百分之一点六，仅四川一省就由明末六十八万余丁减少到清初的一万八千五百丁。嘉庆《四川通志》追叙当时情景，叹为：“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如果把这些直观的描述换算作统计数字，那么，康熙二十四年（1685）时，西南四省的人口密度是东南八省（江浙皖赣闽粤湘鄂）的三十四分之一，是华北六省（冀鲁豫晋陕甘）的二十四分之一。显然，这种由战事造成的人口凋残之后将会是社会经济的长久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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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三藩之乱结束以后全国总人口的迅速增加。从康熙二十年（1681）到咸丰初年，中国人口的总数大约增加了三亿一千万。其中仅东南八省就增加了一亿八千万，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在一百七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地区成为中国人口压力最重的区域。但这一地区的土地资源却自宋明以来已被反复开发，在几百年时间里一面是人口的日见其多，一面是余地的日见其少。有些地方，《宋史》已称“虽硗确之地，亦耕耨殆尽”。这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却不能不导致农业人口日益过剩的社会后果。当东南与西南的人口密度存在着一种悬殊落差的时候，过剩的人口由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移动，就会成为不可阻遏的潮流。乾隆年间，由地方官起家的兵部尚书甘汝来曾以广东为例指述说：“潮惠二府，嘉应一州，所属之县或系层岩叠嶂之区，或系海边斥卤之地。此两府一州生齿最繁，田畴甚少，耕佃资生之民，终岁劳苦，止供输租，不敷口食，所以一闻川省田土肥美，欣然欲往。”他所描述的是一种自发趋势。这种自发趋势被拿到朝廷里来讨论，又往往会化作政府的自觉导向，于是而有人口西迁的漫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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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最早，持续最久的一次移民高潮后来被称作“湖广填四川”。自顺治十年（1653）战火平息以后，外省人口越来越多地涌入四川盆地，此后绵延不绝，长达半个多世纪。其间，从康熙三十六年（1697）到康熙五十二年，仅湖南零陵一县就有十余万人移民入川。2 至雍正五年（1727），一年当中就有“不下数万户”的楚粤移民逃荒入川。3 这是一股寻求生存空间的人流，它们在荒芜的土地上开始了自然经济下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开始了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迨乾隆八年（1743），原本空旷的川省遂“无荒土可辟”，以至朝廷不得不劝阻外省人口入川。即使如此，在以后的五年里“赴川就食者”仍多达二十四万。当然，这些人已是第一次移民高潮的余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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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移民之后，四川盆地已无余田可耕。但相邻的川陕楚山区却仍然地旷人稀，除少数河谷盆地有人移垦外，连片深山老林“实无一人一民出作其间”。虽说山区比不上盆地，但对贫无立锥之地的人们来说，山区毕竟提供了他们所匮乏的生息之地。于是，向川陕楚山区的移民，形成了人口西迁的第二次高潮。乾隆三十八年（1773），湖北巡抚奏告说，鄂西“郧阳、施南二府所属向多荒地，近年户口日繁，流寓人众，所在开垦”。稍后，陕西巡抚也奏报朝廷，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四年，因两湖被灾而流入陕南汉中、兴安、商州三府的灾民不下十余万人之多。此后，大批移民不断地西迁，不断地落户，到嘉庆初年，侨寓川陕楚山区的外省移民已达数百万人。与川鄂黔三省交界的湘西地区，本被称作“苗疆”。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废除“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以后，苗汉之间的空间界限被撤除了。西迁而来的汉族客民遂纷纷深入当地置业落户，成为这个时期移民潮流的另一个潴留地。其间，仅永绥一厅在乾隆年间就增一千九百多户，大约近万人，以至于有的地方土著，人民多为内地迁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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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道之交起，接纳过大批客民的川陕楚山区在土地资源与人口的结合上日趋饱和，但来自东南的移民却并没有断流，他们只能继续向西迁移，走向云南、广西、贵州。于是而渐渐形成第三次移民高潮。在云南，自嘉庆以后已惯见湖广川黔等省流民不绝地入境，百十成群地前往偏远的开化、广南二府，靠租种山地谋生。在贵州，时人记叙道光年间由湖南入黔的移民流，说是：“一路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4 在广西，则有过“乾隆以来，东省潮嘉氓庶挈妻抱子，寄托我疆，布满原野”5 的记载。具体地说，当时粤闽移民多溯西江而上，散居于桂南一带，而湘赣移民多沿湘江，过灵渠，散居于桂北一带。到咸丰初年，客籍已占通省人口的十成之六七。6 东南地区日益沉重的人口压力，使西迁桂滇黔的移民潮一浪接着一浪涌动，直到广西金田起义与云贵少数民族起义相继爆发，才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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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次移民高潮形成的漫长西迁过程，带来了西南地区人口数量的巨大变动。以四川一省而论，从 1685 年到 1851 年的一百六十多年里，西来的移民与他们的后裔使这个地区的人口增加了二千二百二十万左右。7 在同一时期里，属于川陕楚山地区域的陕南汉中、兴安、商州三府与鄂西郧阳、宜昌、施南三府，约增加了四百六十万余人。8 另外，在湘西地区的三府（永顺、辰州、沅州）四厅（永绥、乾州、凤凰、晃州）一州（靖州），因移民生聚而增长的人口至少在九十六万以上。处在更加僻远的云贵两省，至金田起义前后其总人口已达一千七百万，其中外省移民要占五分之一，约三百四十万人。9 同期广西人口为七百八十二万。10 若以三分之一估算，则因移民而增的人数就有二百六十万。总算起来，到咸丰元年（1851 年），包括川滇黔桂四省与陕南、鄂西、湘西三地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因人口西迁而输入的移民及其后裔有三千三百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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