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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最早，持续最久的一次移民高潮后来被称作“湖广填四川”。自顺治十年（1653）战火平息以后，外省人口越来越多地涌入四川盆地，此后绵延不绝，长达半个多世纪。其间，从康熙三十六年（1697）到康熙五十二年，仅湖南零陵一县就有十余万人移民入川。2 至雍正五年（1727），一年当中就有“不下数万户”的楚粤移民逃荒入川。3 这是一股寻求生存空间的人流，它们在荒芜的土地上开始了自然经济下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开始了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迨乾隆八年（1743），原本空旷的川省遂“无荒土可辟”，以至朝廷不得不劝阻外省人口入川。即使如此，在以后的五年里“赴川就食者”仍多达二十四万。当然，这些人已是第一次移民高潮的余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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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移民之后，四川盆地已无余田可耕。但相邻的川陕楚山区却仍然地旷人稀，除少数河谷盆地有人移垦外，连片深山老林“实无一人一民出作其间”。虽说山区比不上盆地，但对贫无立锥之地的人们来说，山区毕竟提供了他们所匮乏的生息之地。于是，向川陕楚山区的移民，形成了人口西迁的第二次高潮。乾隆三十八年（1773），湖北巡抚奏告说，鄂西“郧阳、施南二府所属向多荒地，近年户口日繁，流寓人众，所在开垦”。稍后，陕西巡抚也奏报朝廷，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四年，因两湖被灾而流入陕南汉中、兴安、商州三府的灾民不下十余万人之多。此后，大批移民不断地西迁，不断地落户，到嘉庆初年，侨寓川陕楚山区的外省移民已达数百万人。与川鄂黔三省交界的湘西地区，本被称作“苗疆”。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废除“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以后，苗汉之间的空间界限被撤除了。西迁而来的汉族客民遂纷纷深入当地置业落户，成为这个时期移民潮流的另一个潴留地。其间，仅永绥一厅在乾隆年间就增一千九百多户，大约近万人，以至于有的地方土著，人民多为内地迁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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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道之交起，接纳过大批客民的川陕楚山区在土地资源与人口的结合上日趋饱和，但来自东南的移民却并没有断流，他们只能继续向西迁移，走向云南、广西、贵州。于是而渐渐形成第三次移民高潮。在云南，自嘉庆以后已惯见湖广川黔等省流民不绝地入境，百十成群地前往偏远的开化、广南二府，靠租种山地谋生。在贵州，时人记叙道光年间由湖南入黔的移民流，说是：“一路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4 在广西，则有过“乾隆以来，东省潮嘉氓庶挈妻抱子，寄托我疆，布满原野”5 的记载。具体地说，当时粤闽移民多溯西江而上，散居于桂南一带，而湘赣移民多沿湘江，过灵渠，散居于桂北一带。到咸丰初年，客籍已占通省人口的十成之六七。6 东南地区日益沉重的人口压力，使西迁桂滇黔的移民潮一浪接着一浪涌动，直到广西金田起义与云贵少数民族起义相继爆发，才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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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次移民高潮形成的漫长西迁过程，带来了西南地区人口数量的巨大变动。以四川一省而论，从 1685 年到 1851 年的一百六十多年里，西来的移民与他们的后裔使这个地区的人口增加了二千二百二十万左右。7 在同一时期里，属于川陕楚山地区域的陕南汉中、兴安、商州三府与鄂西郧阳、宜昌、施南三府，约增加了四百六十万余人。8 另外，在湘西地区的三府（永顺、辰州、沅州）四厅（永绥、乾州、凤凰、晃州）一州（靖州），因移民生聚而增长的人口至少在九十六万以上。处在更加僻远的云贵两省，至金田起义前后其总人口已达一千七百万，其中外省移民要占五分之一，约三百四十万人。9 同期广西人口为七百八十二万。10 若以三分之一估算，则因移民而增的人数就有二百六十万。总算起来，到咸丰元年（1851 年），包括川滇黔桂四省与陕南、鄂西、湘西三地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因人口西迁而输入的移民及其后裔有三千三百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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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万移民涌入西南地区，不能不对西南地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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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集群而来的移民以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大大加速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于是出现耕地大面积增加、农业与手工业生产跳跃式发展。西南四省因之而成为全国又一个重要的经济区域。其中，四川一省在雍正年间已骎骎乎成为全国最大的余粮产区。“于是川米贯于东西，视楚米尤多”，遂使“东南各省均赖其利”。11 来华的德国旅行家李希霍芬在 1870 年说：“正常情况下，四川显得处处存在着对生活物资充裕的满足和幸福，这在中国其他省份是不常见的。”12 这些描述反映的是当日曾经有过的一种田园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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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移民的生存和繁衍是靠胼手胝足来支撑的，其中的艰难困苦远远过于田园之乐，于是便产生了问题的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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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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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的《洵阳县志》在描述移垦川陕楚山区的客民时说：“舍沃壤而趋硗土，伐木栖山，刀耕火种，岂其情哉？特以生齿日繁，口分之田，豪强兼并”，笔端流露的显然是一种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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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来的移民初入异乡，面对的是“邑境平田无几，又多沙碛石碎，余尽属荒山，土著者不能垦，则课之流寓”。13 他们在异乡能够得到一块土地，但山高土薄，长不出多少稻米菽麦。山地的贫瘠与移民的众多成为一种突出的矛盾。在移民与山地的结合过程中，由异域传入的玉米便在不知不觉中被广泛引入西南的山区。它是五谷之外的第六种粮食作物，高产耐旱，并可以在陡坡生长。这些优点，使它很快成为西南山地的主要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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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的广泛种植，一面促成了山区人口容量骤然大增和他们在古木丛篁的深山穷谷中辛劳力作。《栈道山田》一诗说，“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从而“深山邃谷，到处有人，寸土皆耕”。但另一面，越来越多的移民毁林垦荒，又大规模地破坏了自然生态。时人记述说：开荒之初，其“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14 所种包谷“高至一丈许”，可谓“种一收千，其利甚大”。15 而“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16 所种玉米便变成高仅二三尺，产量随之大减。严如熤的《棚民叹》写出了移民们的悲哀和愁苦：“远从楚黔蜀，来垦老林荒”，“指望收成好，满篝歌穰穰”，谁知山地薄，“一年肥于肪，三载五载后，硗确铦刀铓”；“玉黍两三尺，荞麦一尺强”；“荞落黍花萎，青风不升浆。磊磊紫洋芋，蒸馍当。籽种不能彀，借债几时量？辛苦开老林，荒垦仍无望。”然后深叹曰：“地势本如此，丰歉宁能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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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一旦恶化，所带来的便是一个人口迁移长久不定的过程，处在这个过程中的移民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次。并非他们好动，而是他们托身于其间的自然不允许他们不动。千辛万苦垦出的山地，只要“偶被雨水冲刷”，便会一夜之间成为不能再耕的“石田荒山”，迫使种地人不得不另寻山地耕种。这种游耕式的生产方式，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快毁林开荒的速度和水土流失的程度，移垦者越穷越垦，越垦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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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背井离乡而来，又在频频的灾难中跌仆起落。背井离乡产生的困苦渴求群体之间的互助；灾难中的跌仆起落又渴求群体之间的精神慰抚。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匮乏为白莲教的传播提供了适宜而且多量的社会对象，作为流传于下层社会的秘密教门，白莲教能给人以物质互助，也能给人以精神慰藉。“入彼党伙，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18 “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行天下。”19 并且，“煽惑山民，称将咒念经可免劫余，立登仙佛”。20 对于困苦无靠中的移民来说，这些东西无疑都具有吸引力。由于惯用游耕抛荒的生产方式，山地移民有点近乎游民。与宗法制度下的农民相比，他们“或徙或居，若鸟兽之无羁缚者”。21 “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22 “呼朋招类，动称盟兄”，23 甚至连“姓亦子虚乌有之类”。24 对于地方当局来说，这些人“转移无定，来去不常，故地日辟而不能升科，民日增而不能编籍”，25 是一批国法难以管辖的人。“保正甲长相距恒数里数十里，讵能朝夕稽查。”26 吏治不到的地方天然地为秘密会社留下了纵横驰骋的场所。从乾隆五十四年（1789）到乾隆五十九年，短短数年之间，白莲教各支派就在川楚陕广大山区获得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可以轻易地一呼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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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使散布于满山遍野的移民汇聚为一种组合的社会力量，这个过程又会汇聚移民们在长期困苦中滋生的愤懑和郁怒。当他们在神道的感召下聚为一团的时候，正好面对着乾嘉之交“山内连岁荒旱”的天灾。这次长久持续的灾荒，使开山的移民颗粒无收，又因粮价暴涨，使本来“资木厢、盐井、铁厂、纸厂、煤厂佣工为生”的移民“无资以生，嚣然不靖”。天灾使他们更紧地集聚起来，而“既聚之众，不能复散，纷纷多事，防范最难”。只要“一二奸民倡之以吃大户”，众多的饥民便会“蚁附蜂起，无所畏忌”。27 另一方面，迁移过程中久已存在着土著和客民的矛盾。土著中的痞棍常与差役勾结，“无风生浪，遇有棚民有事，敲骨吸髓”，而“山民受其凌虐，无可告诉，无为申理”，28 怨愤日积。这种矛盾因天灾带来的普遍贫困而激化。加上乾隆五十九年（1794）朝廷以霸道治白莲教，对各地教徒厉行搜捕屠杀，而官吏乘机罗织，“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29 使天灾造成的社会动荡因人祸而益趋剧烈，终于逼成了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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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带有明显的山地特点和山民特点。时人谓之“川楚接壤一带大山，素习邪教之人，处处皆有”。“山僻村庄，邪教尤多。”30 起事之后，“行不必裹粮，住不借棚帐，党羽不待征调”，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人“为之向导负运”，而且一茬接一茬源源不绝。“此番各股贼匪窜过郧西、商南、商州一带，随入逆伙者不下数千”，31 官兵常常眼睁睁地看着造反的白莲教徒们“倚恃老林无忌惮”，“万山之中任奔走”32 而趑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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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转战数省的农民武装来说，山地既提供了屏障，也造成了限制。提供屏障的东西同时也是造成限制的东西。在一个交通闭塞、地瘠物贫的环境里，自然界不可能为那么多武装的人群长期供给生存的物资。当最初的激情过去之后，这种因物资短缺而造成的困窘就会成为时时悬在头上的灾难。嘉庆四年（1799）大巴山区一战，白莲教中的人们饿死的比战死的还多。时人记叙说：“贼深入老林，无从觅食，饥死尤众。时久雨泥泞，老林冬雪未化，贼冻死者与饥死等。”33 这种困境曾把白莲教武装逼出山区，涌向江汉、关中与成都平原。其兵锋一度直指武昌、西安和成都。但在这片开阔的土地上，还没有那么多过剩的人口压力。究其底里，正是西迁的移民把这个地区的压力带到了川陕楚山区，因此当川陕楚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这个地区的社会矛盾却远远没有突破界度。白莲教造反者在这个地区找不到像山地里那么多的响应者，所以他们只能在优势的官军面前迭连失败，终至澌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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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川陕楚山区的大规模移民也从此日渐低落。因为镇压了起义的朝廷并不能恢复那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道光以后，“高山棚民一往而空”，“山内连年饥荒，地主流徙他方”。34 “川楚客民之有家可归者皆已迁回原籍。”35 与曾经出现过的移民潮相比，显出来的是一片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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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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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川陕楚白莲教同时轰然而起的，还有湘黔苗民起义。自改土归流以来，外来的汉族客民曾先后移居被称作“苗疆”的地域。至乾隆中叶，移民益多。这个过程带来的苗汉杂处，造成显著的社会变动，与生产技术传播同时产生的，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错综化与尖锐化。这种错综化与尖锐化会普遍地导致矛盾的激化，当日而言，尤以湘西镇筸道直辖的凤凰、乾州、承绥三厅为最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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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筸三厅是湘西苗族集中聚居的地区，曾长久地被一道数百里长的边墙隔离。处在封闭之中的苗人社会“有族属，无君长”，进化相当缓慢。因此，外来客民大批迁入，输来的不仅仅是人口，而且与改土归流交叉在一起，带入了另外一种社会制度。由此引起的震荡是不容易平息的，对于朝廷委派的流官来说，客民来自内地，久沐王化，比之陌生的苗人当然更易沟通。因此，他们常常自觉地鼓励客民深入苗疆落户，并且委之以甲长、保正、百户、寨长之任，以期呼应之效。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偏斜，由此派生出来的，是地方当局在苗汉之间的两失其平：“一任客民肆意欺凌置之不问，以致苗民仇激生事。”36 不仅如此，流官与客民中的痞棍人物还常常借保甲连坐法株连罗织土著苗民，使之冤抑莫伸。客民借助官方权力而势张，其结果则是苗汉之间的感情日益恶化，仇恨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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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交往和经济活动中，苗汉之间的这种民族矛盾又常常与阶级矛盾交错在一起，并因此而越益激化。这主要表现在客民中的一部分凭借自己的优势，用汉族社会经营方式掠取苗民手中的土地。归纳起来，其常用的办法主要有：（一）代办田赋。即运用充当保正、寨长的利权之便，与官府结纳，倍加苗民之赋，并通过代办田赋，使苗民与国家的纳税关系转变为苗民与自己的债务关系，这种债务关系以土地为抵押，一旦债务逾期，就马上收取土地。这种方法，明显地表现了政治利益向经济利益的转化。（二）商品交易。即利用苗民不谙交易之道的弱点，事前将日用什物高价赊卖给苗民，令秋后还谷并以土地作押。秋后无力还谷的人遂不得不交出土地。这种方法则具有显目的欺诈性。（三）放高利贷。自然经济下的天灾人祸永远会制造出困苦无告的借方和残酷盘剥的贷方。苗民一经举债，便难以摆脱高利的无情剥削：“往往收获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37 用这种方法勒取土地，表现了赤裸裸的掠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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