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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62 这些话虚实参半，着力于把吕留良刻画成一个假遗民。其辞缺乏说理的深刻，却具有足够的机巧。比之就思想论思想的辩驳，一个假遗民的形象无疑更容易毁掉吕留良的人品；也更容易毁掉吕留良留给后人的耿耿孤愤和血性文字。方吕留良以夷夏别满汉之日，曾说过“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19 他把一腔心事托付给了天下士子。雍正用满纸憎恶痛诋吕留良的人品，着眼的也是天下士子。因此，他喜欢把文字狱的场面做得很大。雍正八年，“刑部等衙门会议”后，合词陈奏：“吕留良应挫尸枭示，财产入官；伊子吕葆中曾叨仕籍，世恶相济，前此一念和尚谋叛案内连及吕葆中，逆迹彰著，亦应挫尸枭示；吕毅中应拟斩立决；伊子孙并兄弟、叔伯、兄弟之子及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应行文该督查明，按律完结。并行知各省、府、州、县，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刷抄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这种剿洗异路思想的严酷手段本是从雍正的诏书里揣度出来的，但雍正犹嫌未能得其旨要。他更想借吕留良的尸骸做教具，向每个读书人昭示思想和文字出界之后带来的家破人亡。所以，雍正把“刑部等衙门”的廷议布告天下，富有创意地叫每个读书人都来裁决吕留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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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64 朕思吕留良之罪，从前论旨甚明，在天理国法，万无可宽。然天下至广，读书之人至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朕慎重刑罚，诛奸锄叛必合乎人心之大公，以昭与众弃之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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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66 这些话因虚伪而显得阴险。但天下士子却因此而不能不在朝廷和吕留良之间做公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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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68 著将廷臣所议行文直省学政，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应否照议将吕留良、吕葆中剉尸枭示，伊子吕毅中斩决，其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暨抄录者尽行燔毁之处，著秉公据实，作速取具该生、监等结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其自行具呈，该学政一并具奏，不可阻挠隐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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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70 虽说诏书允许“独抒己见”，但刀锯迫视之下的思考产生出来的只能是恐惧。当恐惧汩没士气之后，读书人的思想便呈现出了一种虚假的同一。至雍正十年，各地奏报已先后送来，都说“所属读书生、监，各具结状，咸谓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并无一人有异词者”。21 人人都接受了由刑法界定的思想是非。这正是雍正一心期待的结果。与“普天率土之公论”相比。此后吕氏家族的破棺戮尸、杀头充军其实都已经是次一等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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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72 中国知识分子的种族意识是从儒学里演绎出来的。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它们与儒学旨义中的其他部分又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并会因这种同一性而彼此牵动，由一个命题引出另一个命题。那个以夷夏之辨策动岳锺琪造反的曾静，在另一个地方说过：“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至老奸巨滑，即谚所谓光棍也。”按他的心愿，孔子、孟子、二程、朱熹、吕留良都应该做皇帝。22 用君权的眼光审视，这些话里的意思显然更“悖逆”。因此，以读书人为对手的文字狱虽从究治种族之见开始，而一旦罗网张开，其范围一定会超出种族之见。雍正七年，主持边地军务的锡保奏告广西人陆生枬作《通鉴论》，“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另一个广西人谢济世“注《大学》，诽谤程朱”。这两个人原本都是京官。谢济世因弹劾一个大吏而被雍正目为结朋党以“扰乱国政”；陆生枬则由于和谢济世同属广西籍，在雍正看去平日必有“结为党援之处”，遂一同革职，“发往军前效力”。他们既已自愿入仕，心头当然不会再有种族芥蒂，而且一个读史，一个注经，做的都是与圣贤对话的事业。然而不知不觉之间读史和注经都出了毛病，使他们被一个武人举劾，与吕留良一样被收进了文字狱。因为他们在文祸临头之前已有前科，是雍正的旧识，所以本来寻常的文字，雍正都能联想前后，读出些别有用心的含义来。比如锡保举发谢济世“诽谤程朱”，说的其实都是外行话，但到了雍正手里则意思又深了一层：“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23 比起“谤毁程朱”来，雍正更留心搜寻的是文人谤毁君主的心迹。然而他所摘举出来当作罪证的东西半是经义中的原文，半是读经所得的体会；把这些东西与“怨望诽谤”连在一起，显出来的是一种不可知和不可测，以文字致罪也因此而越益使人感到可怕。儒学经典中的很多章句都是说给人君听的，其用意大半在于警诫。读书人以“明道”为正路，学问和思想的起点即在这些章句之中。所以，沿着圣贤的话头讲下去本是非常自然的事。但谢济世以自己的祸难向天下士人说明，圣贤留下的道理当中也包藏着许多为时君所忮忌的东西，涉笔其间，便会成为一种危险。人人都怕靠近祸难。于是，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读书人与儒学精神的义理一面也离得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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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74 与注经相比，论史需要更多的创见，也更容易捕捉出能够立罪的文辞。因此，雍正对写了《通鉴论》的陆生枬尤觉痛恶。他作过一篇四千多字的上谕，专门批诘《通鉴论》，而包裹于这个篇幅里的则是满腔愤怒。陆生枬读的是历史，议论的都是《资治通鉴》里的故事，这些东西与雍正那个时代至少相隔了九百多年。然而用心读去，他所谈到的许多题目都使雍正想到了自己：“其（陆生枬）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人主身为天子，富有四海，自尧舜禹汤以来，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岂有位尊而即危祸者乎？至于生杀赏罚，人主皆奉天命天讨以行之；其生杀赏罚者，皆其人之自取耳。”陆生枬的议论以普遍性为本意，而雍正却处处都要追究出具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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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76 朕临御以来，日理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而陆生枬为畏之、怒之、报之之说。试问在廷诸臣，朕自雍正元年以来，曾因藩邸旧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当时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从前与外廷之人毫无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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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78 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枬自述其心也明矣。虽蓄怒而不敢显言，是以托于论列《通鉴》，以微泄其愤；又怨而欲报，欲报而不能，但以身危祸烈等语肆为咒诅，其逆谋发露，公然形于纸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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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80 雍正写了那么多话，而笔下流泻出来的不过是一股帝王的霸气。从孔夫子以来，读史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引发议论，从前人的行迹中讨求是非成败之理。在陆生枬之前，也以《通鉴》为题作过史论的王夫之说：“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24 因此，论史总是危惧之词多而谀颂之词少。就儒学本意而言，危惧表达的正是一种深沉的关切。但雍正与儒学精神的这一面很难沟通，他更执著地把读史所得看作是读史人“自述其心”，并且一意要从他们的危惧之词里剥出“狂悖恶乱”。显然，这些推理都是作论的陆生枬所料想不到的。除开“论人主”之外，经雍正从《通鉴论》中摘举出来，并归为一类的“悖逆”论题还有另外七个。它们加在一起，彰显了以文字触怒君主的“罪大恶极，情无可逭”，陆生枬因之而被“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25 陆生枬因认真读史而获心得，因读史有得而人头落地。他以自己个人的悲哀向世人显示了史学的悲哀。在一个没有政治学的时代里，史学曾培植灌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并以兴亡、安危、利病使他们与国家社会相维系。因此，有经世之心的知识分子总是在精神上与史学靠得很近。然而文字狱以实例演示了读史论史招来的杀身之祸。史学沾上了斑斑血迹，遂使史学成为一种不可亲近的东西。从这个时候起，18 世纪的中国很少有人再用陆生枬那样的态度去读历史了。保留于历史记述中的“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26 的政治意识也随之而日见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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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82 雍正以君权的力量改变了那个时候的士气和士风。但就个人学识而言，他对儒学其实懂得并不多，他更喜欢的倒是佛典。因此，在待罪的读书人面前，他所撰作的批判文字常常显得辞不达意，肤浅浮躁，使人不明不白，最后只能靠杀气解决问题。与之相比，乾隆对儒学无疑要内行得多，从言论里编织出罪状的手段也更见老辣。出现于乾隆四十六年的尹嘉铨一案由小题目引出种种大议论，尤能见其用心之深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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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84 尹嘉铨本是一个致休京官，然而心头那一点与名利相关的热衷却老是息不下来。所以，当乾隆西巡之际，他愦愦然在半路上递折，“为父请谥”，又“请将伊父从祀文庙”。这些乞请因痴迷而出格，不知不觉中已经把手伸入皇帝最疑忌的地方了，乾隆称为“丧心病狂，实出寻常意料之外”，并直截地联想到“尹嘉铨如此肆无忌惮，恐其平日竟有妄行撰著之事”。与“请谥”、“从祀”相比，他更容不得“撰著”：“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27 于是，从尹嘉铨孜孜矻矻写出来的文稿中轻易地寻出了许多可以定罪的句子。在清代文字狱众多的受害人里，尹嘉铨是被自己的热衷驱着走进罗网的。这种无意间得来的奇祸多少显得有点可笑，遂使他在后人笔下受到的奚落多，同情少。但自乾隆看去，尹嘉铨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私议里多亵慢僭妄，不少话题事关君臣名分，尤触痛了自己心头最碰不得的东西。因此，他决不肯轻轻放过。然而尹嘉铨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以儒学命题为源头的。乾隆对这一点看得明明白白。是以他对尹嘉铨的痛挞也随之而深入到儒学的肌理之中，成为一个用帝王私意重新诠释儒学命题的过程。在这种地方，乾隆比雍正更多自信，也更多悍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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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86 朋党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谕。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之语。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不知是何肺肠。且其书又有为帝者师之句，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昔韩愈尚言：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应在弟子之例，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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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88 乾隆以“明季东林诸人”为比，把朋党看作是由“讲学”派生出来的大患。他所不能容忍的显然是知识分子以讽议相呼应的批评精神。东林人物当天下滔滔之际起而讲学，本意在于“卫道救时”。在他们身上，被称作“朋党”的东西是与儒学的济世之心连在一起的。然而从君权看过去，读书人因济世而讲学，因讲学而聚汇，因聚汇而议论，因议论而批评，正是一种人主无法驾驭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与朝廷立异同，所以尹嘉铨为“朋党”辩公道的那些道理在乾隆脚下都成了被践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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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90 由朋党深入一层，遂及师道。虽然君临天下的人很少喜欢知识分子的师道意识，但只要他们还不能把“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化为一己私有之物，则代表了圣人之教的知识分子群体仍然是天下师道之所在。因此，像乾隆那样操笔犹如操刀一般着力诛杀师道的皇帝还没有过。在这一点上，乾隆用文字显示了比明代廷杖更厉害的独尊之心。他以“君臣大义”排拒师道，取的是儒学中的一面之词。孟子说过另外一面：“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29 从那个时候起，伊尹、管仲就成了一种象征。虽说这些故事与 18 世纪的中国已十分遥远了。然而这些故事又是读书人非常熟悉的。它们保留在四书五经之中，使乾隆痛挞尹嘉铨的千钧霹雳常常要打到孔庙里正在受用祭祀的先圣和先贤头上。当他“即以学问而论”，与尹嘉铨比长短的时候，显出来的是非常明白的蔑视。但他的话又是讲给天下读书人听的，每个人都能从这里体会到人主面前已无师道。中国知识分子规范君权的意识于是乎一天比一天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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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92 在乾隆朝的文字狱里，比朋党和师道更富有深度的题目是“名臣”。尹嘉铨编过一本《名臣言行录》，“胪列”的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等都是与他同一个朝代的人物。乾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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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94 至名臣之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乃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录，妄为胪列，谬致品评，若不明辟其非，将来流而为标榜，甚而为门户、为朋党，岂不为国家之害、清流之祸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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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96 这些话训诫的是已经出仕和将要出仕的知识分子。名臣体现了儒学的一种理想人格。因此名教中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忘情于名臣。然而乾隆用另一副眼光去看，在名臣身上见到的却是君权的衰弱。与前代帝王相比，这种眼光的深刻和雄猜都是十分独到的。每个时代的名臣，都是那个时代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儒学涵育出来的士气尽在于以天下为己任之中；乾隆视名臣为不祥之物，心中疑忌的也在于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在骨子里非常不喜欢鼓荡士气的宋儒，并由尹嘉铨上溯，与六百年前的程颐做过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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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1998 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乱系宰相，此只可就彼时朝政阘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为之君者不几如木偶旒缀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深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尤大不可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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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00 自两汉以来，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都能够在中国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乾隆却以虎视之态把四海治乱，生民利病划出读书人的思考范围，森森然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悲天悯人之权。从这个时候起，知识分子群体便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了。他们在恣睢的君权面前一点一点地变得奄奄无气。有人记录过 18 世纪中一个读书入仕者的始末，以几个细节描述了文字狱下士人的跌仆和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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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02 乾隆癸未岁，杭州杭大宗（世骏）以翰林保举御史，例试保和殿，大宗下笔为五千言。其一条云：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上博询廷臣，侍郎观保奏曰：是狂生，当其为诸生时，放言高论久矣。上意解，赦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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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04 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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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06 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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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08 这个故事写照了帝王贱视斯文的顾盼自雄；也写照了有心报国的士人在失路之后的苍凉和气短。前者的顾盼自雄与后者的苍凉气短都说明：宋明六百年之间曾经有过的那种儒者气象已经变得遥远而且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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