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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54 “宋以来儒者”的优势在于义理，戴震从咽喉处下手，向宋儒追问义理的来路。在他论学的撰述里，义理有时候是一种彼岸的东西，一定要从“故训”和“语言文字”筑成的桥上走过去才能够触及；有时候又像是一种与“故训”和“语言文字”融为一体的东西，解得“故训”和“语言文字”，也就自然解得了义理。由于“宋以来儒者”是“语言文字实未之知”的门外汉，因此，他们注定既不能走到彼岸，也不能解得融在“故训”和“语言文字”里面的那种东西，其义理遂成为来路不明的可疑物。用这样的理路来通释文字和义理之间的关系，是把哲学化作了文字学。人类认识过程中的许多环节都因之而被文字吞并掉了。其实，戴震并不是一个钝于思辨的人。他也知道圣人自有“精微之所存”，须“以吾之精心遇之”。58 这些功夫无疑都在“故训”和“小学”的范围之外。然而，时当考据之学沸沸然掀动天下之际，戴震很少有心思专注于这一面，去补足认识过程中被他用文字吞并掉了的那些环节；而士林中多数人更喜闻乐见的也是义理统于“故训”的一套道理。于是，懂得用“吾之精心”去思辨圣贤“精微之所存”的戴震，自身能够从“故训”和文字的桥上一路走到彼岸，写出《孟子字义疏证》与《原善》那样的义理之作；但被戴震贬抑宋学之论所影响的多数人则往往一生沉浸于“所以明道者，其词也”，他们在桥上踱来踱去，老是不肯走出“故训”圈起来的天地，也因此而老是到不了彼岸。戴震向宋儒争义理，然而诋宋的结果，却使义理与宋学一起在天下士人的心目中跌落了。他所阐扬的“以词通道”之说，既有考据的自负，也有宏道的自负，但奉戴震为宗师的人们始终只记得他的考据；其著述中的义理一面百年之中竟得不到一点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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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56 在一个义理日见萎谢的时代里，学人的眼界会变得越来越窄。而寸积铢累于一节一句、一文一字的考据征实之功，又会使他们的眼光在订此校彼，炫博矜奇中变得越来越细。当这两个方面成为一种普遍的意态之后，儒学中的知识分子就再也产生不出大题目了。18 世纪后期，经学家桂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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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58 三十后，与士大夫游……意气自豪。周书昌见嘲云：“涉猎万卷，不如专精一艺。”……馥负气不从也。及见戴东原，为言江慎修先生不事博洽，惟熟读经传，故学有根据。又见丁小雅自讼曰：“贪多易忘，安得无错。”馥始憬然，知三君之教我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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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60 这些话里未必没有一点做学问的心得。但“专精”又是一条狭路，它常常是在舍弃广度的过程里求取深度的，由此产生的优点和缺点是一种割不开来的东西。在一个才智之士都心骛于“专精”的时代里，便很少有人再会去思考大本大源。随之，一面是儒学中不断地孳生出局部和细节的深度；一面是这种局部和细节的深度不断地把儒学割得支离破碎，使人一叶障目，不见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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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62 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己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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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64 最先倡导实证精神的人们，本意是在“明六经之旨”。而到了炫炫然为“汉学”守壁垒的人们手里，由实证精神派生出来的音训、考据、笺疏、辨伪等等却如同被人拆散的八宝楼台，满眼珠光宝气而看不见亭台楼阁，最终在几经传承之后流为“一种破碎之学”，使“世聪明杰魁之士，相劘而为考证纤末之务，名治经而经日以蔽晦”。61 六经之旨似乎离得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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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66 宋学喜欢讲大题目，汉学喜欢讲小题目。这种区别系之于学风，又会由学风影响到世风，使盛世的清儒显露出一种与宋明人物判然不同的气象。刘师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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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68 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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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70 “智而谲”和“弃而湿”显然都算不得恭维。但与刘师培同属一代的梁启超论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乾嘉时期，则另是一种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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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72 兹学盛时，凡名家者，比较的多耿介恬退之士。时方以科举笼罩天下，学者自宜十九从兹途出。大抵后辈志学之士未得第者，或新得第而俸入薄者，恒有先辈延主其家为课子弟。此先辈亦以子弟畜之，常奖诱增益其学；此先辈家有藏书，足供其研索；所交游率当代学者，常得陪末座以广其闻见，于是所学渐成矣。官之迁皆以年资，人无干进之心，即干亦无倖获。得第早而享年永者，则驯跻卿相，否则以词馆郎署老。俗既俭朴，事畜易周，而寒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竞，而终其身于学。京官簿书期会至简，惟日夕闭户亲书卷，得间与同气相过从，则互出所学相质。琉璃厂书贾，渐染风气，大可人意，每一过肆，可以永日，不啻为京朝士夫作一公共图书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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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74 其辞较多流连叹赏之意。虽说两者的旨趣并不相同，而刻画描述却各有其传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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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76 自 18 世纪后半期至 19 世纪前期，汉学群体中把学问放在第一位的人们确乎为嚣嚣天下带来过一种不慕荣利的宁静和淡泊。皖人金榜“性嗜学，乾隆三十七年第一人及第，授职后即告归，研究经籍，尤精《三礼》之学。晚年病髀，痛卧不能起，就卧榻著《礼笺》十卷，口授弟子书之”。64 与之科名相近志节相类的还有孔广森。他是孔子六十八代孙，“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年少入官，翩翩华胄，一时争与之交。然性淡泊，耽著述，不与要人通谒。告养归，不复出”。65 他们在登天之梯上爬到了万人瞩目的高度，然后从容一跃，轻轻地跳了出来。对于中世纪中国的读书人来说，爬上去和跳出来无疑都不容易，而后一面所表现出来的通脱和透彻尤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乾嘉学人中像金榜和孔广森这样把自己的事业划出仕途之外的人物并不是个别的。曾“据经传以纠乖违”，作成《史记志疑》三十六卷的梁玉绳，“家世贵显，有赐书”，而颛意于经术，“自号清白士”。其私心所愿，惟“世世作书生门户”，因而“年未四十，弃举子业，专心撰著”。66 他还没有爬完天梯，就已飘然引去了。与这些人相比，“六岁而孤”的凌廷堪则是一个由书坊佣工起家而成进士的人。朝廷用为知县，“自请改教职，选宁国府学教授。则奉母之官，孝弟安贫，毕力著述”。67 清代的教职，常被上司用来安置牧令中的才具欠缺者，在多数人的眼里是一种没有前程的冷官。凌廷堪一路坎坷地从乡试、会试、殿试里走过来，最后欣欣然指认一个冷官为栖身之地，正显而易见地说明了他的怀抱并不在世路上的腾达。作为一个寒士，凌廷堪不能不谋俸禄以助衣食；而作为一个学问中人，他却宁肯要落寞中的一点闲暇。这种选择表达了“为学问而学问”的本心和本色；因此，在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里，有心“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们常常一个接一个地走入这种选择。曾作《律吕古义》的钱塘，“乾隆己丑，举江南乡试，明年，成进士，需次当得知县，自以不习吏事，请就教职选，授江宁府学教授。公务多暇，专精撰述，于声音文字，尤有神解”。68 另一个叫任大椿的经学家，“乾隆己丑成进士，授主事，补礼部仪制司。礼部四司，祠祭、仪制号繁剧，他司往往求兼。先生独请于部尚书，移司闲曹，得竭半日一夜之力，假书诵习；以为十年守官，犹可强半读书也”。69 他们都是一生消磨在冷板凳上，以小官而成大学问的人物，其余风袅袅，为清史的《儒林传》增添了不少广文先生和闲曹下僚。在汉学播为风气的时代里，出仕的学问人也有闻达者。但他们多半不肯把官场认作归宿，往往正当盛年，即抽身而去。乾隆朝“以绩学著闻都下”的钱大昕，通籍以来曾做过二十年京官和四省乡试主考，而后简放广东学政。“盖上深知其学识兼优，浸将不次大用矣。顾先生淡于荣利，以识分知足为怀，谓官至四品可休。明年夏，丁父忧归里，遂引疾不复出。嘉庆四年，仁宗亲政，垂询先生家居状况，廷臣写书劝还朝，则婉言报谢。于是返初服者几三十年。”他在宦味正酣之际翛翛然离开了官场，并无一点留恋，后来的岁月里，他“叠主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而主紫阳独至十六年之久，门下士积两千余人”。70 显然，他更愿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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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78 这些人在进退之际都无负于向学之心，“其穷也不忧，其乐也不淫”，他们的人品自有卓卓不可轻议之处。然而细细看过去，他们不慕荣利的淡泊里面又显然地包含着一种对于世事的淡漠。这种淡漠为尘寰中的读书人提供了心头的宁静，也使潜心于音韵、训诂、名物、句读中的人们很少想到要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四顾天下，看一看人世中的苍茫景观。他们在仕途中和仕途外撰作了那么多与古人争是非的“著述”，却见不到用喜怒哀乐写出的心底波澜的文字。宋儒范仲淹说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71 过了六百年，明儒顾宪成又说过：“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72 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优秀人物。清儒中也有优秀人物。然而以金榜、凌廷堪、钱大昕比范仲淹、顾宪成，则清儒中的优秀人物显然没有宋明儒者那么多济物利人的怀抱。他们所关怀的东西与世局和众生隔得实在太远，所以，在仕途之中和仕途以外，他们都不容易产生念头在“君父上”、“百姓上”、“世道上”的热忱。其人品的“耿介恬退”也因之而仅剩下一种淡淡的个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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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80 儒学中砥砺志行的一面在宋学，而音训、考证、辨伪、辑佚、校勘都是无涉于修己立身的学问。稔熟乾嘉士风的天潢贵胄昭梿说：“自于（敏中）、和（珅）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弃置正道。黠者诉詈正人，以文己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读书记》及胡居仁《居业录》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赀本耳！’伤哉是言。”73 他的记叙，一方面反映了乾嘉两朝宋学的苍凉荒芜，另一方面则折射了道德对于人心的约束随宋学衰落而日见松弛。汉学之名既因诋宋而起，又因诋宋而张；所以，附集于汉学的人们多半不会去做明心见性的圣贤功夫。由此所得的道德自由，使读书和立身成为分开来的两件事；也使汉学人物的面目各不相同。他们中所产生的“耿介恬退”者私德自佳，但以心路历程而论，这些人却并不是在天理人欲的一番剧战之后悟彻源头的，而是用学问淡化荣利，由岑寂走向澹远的。因此，他们身上很少有道德磨砺留下的嵯峨崚嶒。然而学问和荣利在每个人心头的重量各有不同。当学问不能淡化荣利的时候，道德自觉的普遍低落就会使汉学中的人们很容易露出耐不得寂寞和清贫的一面。“盖举世风俗，轻视宋学，于是人心风俗，日即于苟。”74 写过《十七史商榷》的王鸣盛“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而在时人的笔下，他的利欲之心却显得非常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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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82 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诿楚多所干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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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84 他的可怕不仅在于贪欲，而且在于思考周密，理路清晰，能够把贪欲的可行和可取讲得一片透彻，井井有条。他“未尝一日辍书”，天天在与圣贤打交道。但读书和立身既已分成两件事，圣贤也就无法感化他了。另一个经学家汪中“不喜宋儒性命之学。朱子之外，有举其名者，必痛诋之。于时流不轻许可，有盛名于世者，益肆讥弹”。76 他留下过许多故事，其中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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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86 汪容甫少狂放，肄业安定书院。每一山长至，辄挟经史疑难数事请质，孙志祖、蒋士铨，皆为所窘。在院中遍观藏书，遂为通儒。然性卞急，无容人之量。商总某尝报效十万金，得赏二品衔。汪瞰其每出拜客也，乘驴从其从，其后戴草制暖帽，以红萝卜为顶，以松枝为孔雀翎，于项间挂冥镪一串，商行亦行，商止亦止。商恨甚，而无如何，以五千金为寿，始寝其事。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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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88 狂放本来算不得大毛病。用草帽和红萝卜来戏弄商人买来的顶戴，虽是酷刻多，幽默少，其蔑视之意则自有堂堂正正的一面。但末了“以五千金为寿，始寝其事”，却用一宗交易把狂放、酷刻、幽默、蔑视全都弄得变了滋味，显现于白纸黑字之间的“通儒”形象也不知不觉地沾上了一些青皮人物的痞子气。所以，自《儒林外史》刊行以后，喜欢作索隐的文人很早就认定，吴敬梓笔下的匡超人“实暗指汪容甫先生”。78 这一类说法所包含的精确程度是无法估定的，然而作为一种历史材料，它们又明白地显示了世人心目里的汪中和匡超人之间的可比性。曾与汪中一同做过幕客的章学诚后来说：“此人非不用功者也，有才无识，不善用其所长，激以名心，凿以私智，久游江湖，客气多而志不逊也。”这些都是没有“先立乎其大者”的结果。“是以学问文章，必收摄于身心。”79 他对汪中的评说来自于观察，而由此引申出来的道德思考则已包含着一种非常明显的普遍意义了。宋明六百年之间有过所谓假道学，但能够以经义立说，被奉为一代宗师的人们却多半具有鲜明的君子意识，其规行矩步，凝重肃穆虽未必尽合人情，而由此表现出来的人格和风裁实有足多者。与他们比，乾嘉人物里的宗师显然没有那么多的君子意识。以训诂考辨得大名的戴震，生前“施教燕京而其学益远被”，80 岸岸然为学界领袖。然而死后不久，挂在他名下的两部撰著便因著作权的疑问而先后变作别人考证的对象了。81 其间，魏源曾作《书赵校水经注后》，发摘“近世赵一清《水经注》为戴氏所剿”。从那个时候起，这件事就成为一个常被咀嚼的话题。82 近人汪辟疆曾撮叙其始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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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90 惟戴氏有二事滋人疑虑者，则《水经注》与《畿辅安澜志》二书之攘美是也。戴氏在四库馆手校《水经注》，自言据大典逐条校勘……凡补阙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妄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涣然，顿还旧观，世人推重，皆无异辞，今大典本《水经注》已影印行世，与戴校违异甚多。而戴校与赵东潜（一清）《水经注释》正合。东原素负征实之学，不知何以取东潜，托辞大典。此不解者一也。《畿辅安澜志》十卷，王履泰撰。其实王本窃东原旧稿，排比成书。惟戴书亦非自出，实窃赵东潜。近人孟森有《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公书案》（应为《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一文，钩隐发微，佐证赅备。此不解者二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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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92 魏源所说的“剿”和汪辟疆所说的“攘”、“窃”、“取”，都用同一个意思指述了戴震把别人的著作据为己有的事实。戴震原本是“经学为当世冠”的大儒，无须借剿窃为自己的学问再添声光。但以科名论，他又是一个三经会试而不能登第的举人。不能登第说明运蹇，而三经会试则说明心热。当他奉召入四库馆校《永乐大典》的时候，乾隆曾许“实于办书有益”，可不用会试，径与新进士“一体殿试”。这是一种科举速成法，在久困公车之后尤能引人遐想。因此，后来考证这段故事的历史学家孟森说：“自有此谕，而东原之欲心动矣。非办一大著作，恐不得为办书有益”，于是而“以《水经注》自任”；于是而“窃赵书以应诏”。84 可见，其伸手“取”，念头本来不在学问而在功名。迨馆事了结之后，戴震以校书之功蒙皇帝恩赏“进士”和“翰林院庶吉士”。然而仅仅过了二年，他就“卒于官”，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留给后人的，既有学术史上的声望，也有长久不息的议论。戴震一生轻诋宋儒性理之学，但身后为人所讥刺的，恰恰是心性功夫太少而造成的“制行不严”。王国维曾作《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因《水经注》一书的曲折而论及戴震的为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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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94 东原学问才力，固自横绝一世。然自视过高，骛名亦甚。其一生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等书。虽自谓欲以孔孟之说还之孔孟，宋儒之说还之宋儒，顾其书虽力与程朱异，而亦未尝与孔孟合。其著他书，亦往往述其所自得，而不肯言其所自出。其平生学术出于江慎修，故其古韵之学根于等韵，象数之学根于西法与江氏同；而不肯公言等韵、西法与江氏异。其于江氏，亦未尝笃在三之谊，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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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96 显然，这些地方表现出来的都是一己之名和一己之利的精刻。而太过精刻的人物总是君子意识非常淡薄的。他们只能做经师，不能为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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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2098 与明清之际的社会矛盾和种族矛盾相伴而生的学术变趋，经康、雍、乾、嘉四朝衍化聚汇而成一世主流。这个过程以实证精神为中国文化营造过一片静静的灿烂；也使众多知识分子的心气和志趣在实证中变得沉寂细碎。而“盛名所在，人更蚁附，钝拙藏身，人一己百。”86 时至 19 世纪初期，回过头去看一看为清学开先路的人物和他们在明清之际留下的论学心旨，则不会不看到：经过一百五十多年岁月流逝之后，士林中的慷慨激越、苍凉深沉已经消散殆尽。于是，“昔胜国之士以好讲学为风尚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恶讲学为风尚而行亦衰”。87 人物、学术、世风都在沉寂细碎之中日趋而日益委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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