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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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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龚自珍全集》，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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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包世臣：《艺舟双楫》，《再与杨季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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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曾国藩全集·诗文》，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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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 1987 年版，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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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清史稿》第 43 册，13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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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吴廷栋：《复沈舜卿书》，《拙修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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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四）《复黄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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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国史旧闻》第三分册，5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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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罗忠节公遗集》文集卷五《健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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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魏源集》下册，4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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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鸦片战争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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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到 1842 年的中英之战以禁烟开始，议和结束。这个过程使中国士大夫与英国人以暴力拓路的商业扩张直面交逢于民族战争之中。他们的激昂和愤懑、惊疑和紧张、辛酸和悲哀虽然因人而异地表现为不同的主张和不同的心路，但又多面地汇示了那个时候的士大夫群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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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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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在遣戍伊犁的途中曾致书友朋，指论时事，一吐积郁。他比照中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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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之城郭廛庐，弁兵营垒，皆有定位者也。水中之船无定位者也。彼以无定攻有定，便无一炮虚发，我以有定攻无定，舟一闪躲，则炮即落水矣。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转展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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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列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1 他写出了中英战争的实情，也写出了中国人的窘态。久有内战和外战历史的中国虽然产生过《孙子兵法》和各有韬略的众多名将，但这个时候西方人用利器造成的战争态势却是旧法所提供的经验难以破解的。“未之前闻”一语，真切地表达了炮火下的人们在拒敌时的茫然和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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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旧式暴力抵抗新式暴力，中西之间舟船与枪炮的悬殊对比，常会化作无情的压力，逼出血性者的英雄主义，召唤他们在劣境中慷慨一击，肉薄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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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培是近代民族战争中第一个带着一品官阶殉国的将官。虎门一战，中国的火炮曾八次炸裂，相形之下，愈觉西人“炮密如栉”。而“天培督兵据炮台拒战，自巳至酉，兵溃，天培亲爇大炮，火门透水，炮不得发，英人自台后上，天培格杀数人，枪箭雨至，负创奋斗，力竭殁于阵”。2 事前，他已“缄一箧”寄家人，内藏“堕齿数枚，旧衣数袭”。这种安排说明了他的致死之心并非生成于一夕之间。“盖公怀敌忾之忠，有死无二，故寄齿与衣，以绝生还之望。”3 此后一年又四个月，另一个提督陈化成阵亡于吴淞炮台。时人记叙说：方酣战之际，“我军炮子多砖心，比至贼船而灰，炮门且裂，全塘震动。部将韦印福、钱金玉、许攀桂、徐大华等皆死，尸积公前，公麾旗痛哭”，而西人则“架炮桅顶”四面轰击。这是一个血与泪交流的场面，中国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正见于此。“时（火）药无布袋，炮无米囊，燃必跃子，心空炮耳折，架窳不可再用。公掬药纳子，炮震伤手，血流至胫。旋有巨炮冲陷土牛，击公仆地，细子中股，纷如雨点。”当英国人涌入炮台之后，七十六岁的陈化成以重伤之躯再起扑击，枪弹洞腹，“伏地喷血而死”。据说前一夜，他与部将周世荣论战事，以为“吾两人福皆不薄”。周懵然，“公笑曰：‘诘朝功成，吾与汝受上赏，不然，亦俱不朽矣，岂非幸哉？’”4 显然“上赏”不过是笑谈，“不朽”却是严酷而且真实的归宿。比之关天培，这同样是一种熟思已久的致死之心。中英之战像这样甘愿以头颅抵挡利炮的人并非个别。梁廷枬作《夷氛闻记》，曾有“夷寇一役，提镇大员皆死疆场”之叹。虽说统括不免过宽，毕竟反映了身负守土之责的中国军人死事之多。这些人留下的血路昭示了不屈的民族气概。但他们身在战局之中，目睹过硝烟下的天地玄黄，又是对中西之间的历史差距感受最深的人。于是，军人的勇敢和血诚不能不在心长力绌中走向狭路，多自见于必死之志，少求伸于必胜之心。“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5 他们的心迹和苦痛，既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壮，又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怆。对于历史来说，两者都记录了真实的时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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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培谥忠节，陈化成谥忠愍，同时俱见的，还有壮节、刚节、昭节等等。这些人职在持干戈以卫社稷，未必都有意自居于士大夫之列。但他们由儒学的浸泡而形成价值观念和人生信仰，并在生死交迫之际以见危授命实现了这种观念和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正反映了士大夫群体意识的一面。关天培临命之前，“创痕遍体，血濡衣襟”，但引为深憾的，仅是“吾上不能报天恩，下不能养老母，死有余恨”。6 这恐怕是他在人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了。“天恩”就是“君恩”。在那个时候，忠君与爱国是等值的。这种等值，表现了为历史所囿的狭隘和片面，但它随儒学播撒于人心之中，又确乎支撑和凝聚了民族战争中的反侵略者。富有凄楚意味的是，关天培战死前一个月，还刚刚受过上谕的严词切责：“身任提督，统辖水师，平时既督率无方，临时又仓皇失措，著先行革去顶带，仍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7 后人读史，自会生出许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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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旧式暴力抵抗新式暴力，中西之间舟船和枪炮的悬殊对比，又会逼出颟顸者的蒙昧相，用他们不识时务的议论和行为描画历史的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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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失陷后一个月，参赞大臣杨芳带着远调而来，奉旨进剿的大兵抵达广州。道光在诏书中称他“久列戎行，受恩深重”，并许以“应守则守，可战则战，一切剿办机宜，朕亦不为遥制”。8 在当时的中国，他大概是皇帝最信得过的一个武将了。这种信任未必是浪得虚名的结果，但在中世纪与近代相交之初，他从内战中揣摩出来的心法，却在民族战争中淋漓地表现了自己的不合时宜。其历史形象也因此而变得非常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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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之始至，道佛山口入，民詟其宿将，望之如岁，所到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入城即发议谓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在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厌胜具，载以木筏出御乌涌，使一副将领之，自部卒隔岸设伏，约闻己炮响，即举筏齐列水涘，溺器口向贼来路，而后自抄出筏首夹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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