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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理与势的冲突:中英鸦片战争的历史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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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梯航而来的葡萄牙人在 16 世纪泊舟于上川岛之后,遥远的泰西与中国之间便筑起了一种由海路相接的交往。后来的两个世纪里,接踵而至的还有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瑞典人、丹麦人、英国人、法国人、普鲁士人、美国人等等。呢绒、钟表、胡椒、苏米、象牙与天文、历法、艺术、建筑、“西铳”、基督教都先后浮海东来。明清之际,西洋的商人多在广东、福建、浙江的口岸行贩,而传教士则已经进入了宫廷和士大夫之中。显然,为上帝弘法的西洋人比谋逐一己之利的西洋人走得更远。这个过程留下过许多历史遗迹,但这个过程并不很长。雍正初年,朝廷明告天下禁止传(基督)教,中西之间的交往便只剩下了贸易一途。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因蕃舶来去而瞻前顾后,不愿意看到“海滨要地”成为洋商熟路,又诏令“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 接纳西方人的口岸遂收缩为一孔。以禁止传教和限制通商摆布彼族,说明了时当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中国在远来的夷人面前曾是支配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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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 19 世纪前期开始,西方人的进取之势便显露出长久磨砺之后的一派锋芒。嘉道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经世意识刚刚醒来,夷患还远不是时务中的一个题目。而工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已经使英国成为欧洲和世界“发展的引擎”了。那里不仅制造产品,而且制造扩张。两者都亟亟乎抉破世界贸易的空间界限。中英通商曾长久地以十三行行商的垄断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但工业革命吹胀了英国商界中的自由贸易主义,群商各思伸展,公司专利便成为一种广被非议的东西。至 1833 年(道光十三年),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权力遂被废止。于是,由来已久的种种矛盾便在旧日的局面瓦解之后变得越来越尖锐。英国人意在求利,把商业拓张当作天下第一要义;中国人重在防弊,则对来去飘忽的群夷不肯稍懈裁制之心。因此,西洋商人虽挟自由贸易主义而来,遇到的却是一个限定的口岸(广州);一个限定的商人团体(公行);一种在“船钞”、“货税”名目下把国家关税和官吏勒索混为一体的海关制度,以及许多旨在管制日行起居的周密条法。曼彻斯特的蒸汽机代表了一个世界,古老的广州城墙代表了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在扞格中碰接,又因碰接而愈扞格。与这种难以化解的窒碍相错杂,还有公行行商累年拖欠货款引发的商业纠纷和西洋水手与中国民人之间屡酿命案的法律纠纷。在前一种纠纷里,当太多的欠款使行商丧失偿还能力之后,债权一方便非常容易吁请自己的政府出面干预。在后一种纠纷里,以中国律法为西方人量罪,其结果总是要与基督教世界里的法权观念相冲突,由此产生的忿争,常常会余波远及欧洲。中西之间以通商相交往,而牵出来的许多东西都越出了贸易的范围。西商孜孜逐利的一腔热望遂多被撞碎。英国人拥有最大的商业利益,也最急切地想要改变中国。1833 年(道光十三年),男爵律劳卑受英王委任,成为“管理英国臣民对华贸易的总监督”。在华英商便有了一个守护人。昔日的东印度公司“大班”为众商头目,与领袖公行(十三行)的“总商”相对等;新立的“总监督”则分属国家使节,握有“保护与促进英国贸易之权,并得依情形之需要,行使政治与司法权”。2 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其地位足够与天朝疆吏相对等。但惯以旧例比照新事的中国人却宁肯要一个与总商打交道的大班,而不愿意接受一个与官府打交道的总监督。道光十四年,律劳卑至中国,以“平行款式”致书两广总督卢坤,引出一派惊疑。卢坤奏告朝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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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唠啤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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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以不平行回应平行,“饬广州协副将韩肇庆,谕以天朝制度,从不与外夷通达书信。贸易事件,应由商人转禀,不准投递书函”。3 卢坤在天朝体制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安置律劳卑的地方,因此执意要沿用大班的“旧制”,把他当作商人来俯视。然而律劳卑背着英王敕书,不肯把自己的位置从官界移入商界,昧昧然对天朝疆吏做仰视;是以“不遵传谕,声言伊系夷官监督,非大班人等可比,以后一切事件,应与各衙门文移往来,不能照旧洋商传谕。伊亦不能具禀,祗用书文交官转递”。4 双方都代表了自己那个世界里的轨度,身后没有一点退让的余地。于是,为行使“保护与促进英国贸易之权”越波涛万里而来的律劳卑,便成了一个被关在门外的人。从夏天到秋天,中英之间由交涉而争执,由争执而中断贸易,并演为英国兵船闯入内河、轰击炮台,中国军队包围商馆、断绝供应。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精疲力竭的律劳卑已染上了热病,不得不从角峙中抽出身来将息,并在退回澳门不久之后死在那里。据随侍的医生判断:“他的病源是完全由于他在广州时操劳过度和忧虑不安所造成的。”5 律劳卑掀起了一场风波,也赔掉了自己的性命。在中国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失败者。卢坤奏报律劳卑之沮然而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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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夷目畏惧悔罪,吁求放行。据洋商转据各夷商两次禀求,遵照旧章,请领粤海关牌照,由臣等于八月十九日委员押逐出口,该夷兵船亦即于是日退出,驶至外洋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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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夷目现在澳门寄住,极为安静,澳门附近洋面,现饬阳江镇师船巡查,陆路亦饬原派弁兵镇静弹压,地方甚为安谧,堪以上纾宸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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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卢坤熟悉的只是“旧章”和“旧制”,他不会明白,在“英人通商广州,百有余年”之后,工业革命已经改变了很多东西。被吹胀了的自由贸易主义正在变成一种高声咆哮的力量。在它们那个世界里,这种力量搅动朝野,把翻滚起来的贪欲和亢急引向东方,立意要打破天朝中人限制自由贸易的通商制度。律劳卑是这种力量的一个代表。他在逝世前 58 天致书外交大臣巴麦尊,报告自己与卢坤之间的冲突,并申明:“不论监督处的退去是由于武力的压迫,或是由于英国商人受迫害的结果,都应视为(两广)总督对英王的侮辱,而当予以惩罚的。”几天后,又在另一封信中说:“同这样一个政府交涉,必需以实力为后盾。”否则,“交涉不过是徒耗时光而已”。7 这些既愤怒又执着的文字虽然出自律劳卑的笔端,发抒的却是来华西人的普遍情绪。两年后,《澳门月报》(Chinese Repository,亦译《中国文库》)有一篇文章演绎同一个旨义,说得更加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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懦怯和傲慢是中国政府的两个显著特点。他们的行径,象一头乡村的恶狗。这个畜生看见没携着手杖的生客便狂吠起来;如果生客闻声放步走开,它就追上去,企图咬生客一口。可是,如果生客立着不走,反而转身并举起手杖对着它,它便退避三舍;如果生客竟把它痛打一顿,它此后就小心谨慎,不敢见人便吠,甚至俯首贴耳,摇尾乞怜,力图讨好被触犯的人。中国政府对待外人的作风和乡村的恶狗实在没有两样,这是为一般熟悉它的历史的人所深知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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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都在呼唤战争,期待用武力向中国人传达自己的主张。在遥远的欧洲,它们很容易与追逐市场利益的内在冲动交织在一起,引发厂主与商人的强烈共鸣,推着国会和政府一步一步走向厉兵黩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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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人对广州通商制度久怀郁忿,并由积忿发为咆哮的时候,中国人却面对着海上运入的鸦片侵蚀吏治、民生、官常、人伦、世风、国计,滔滔然成天下巨患。由此产生的惊怵已经积为朝野共愤,并使庙堂里的议论一天比一天激越。道光十八年夏,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疏“严塞漏卮以培国本”,列述“外洋来烟”之剥削中国元气:粤省“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而后深惧国赋枯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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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各省州县地丁漕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皆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辗转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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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主张用“罪以死论”的办法来对付吸食者,以截断“运银出洋”与“运烟入口”的对流。9 在当日的廷议里,其忧时之深和立法之酷都是非常显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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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爵滋作奏议的这一年,国家岁入白银四千一百余万两,而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左右都须耗于当年的岁出。10 以农业经济下国库的收入和支出做比照,则因鸦片贸易而正在源源“漏”出中国去的那些银子委实多得使人心惊。这些漏掉的白银不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而且搅动金融累及国赋,使国家度支的许多环节都出了毛病。道光是个悭于用钱的皇帝,又是一个常为国用不足所苦的皇帝。眼见“纹银出洋”以一去不回的流失盈彼绌我,不能不触发他心头的忿怒和焦灼,积为脏腑中的痞病。11 所以,黄爵滋用“国本”为题目悬重法以禁鸦片的疏议能够打动帝王之心,当天即被上谕转发到“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令“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12 于是,以“国本”为主轴,起于沿海的鸦片交易便成为南北疆吏共议的一个重心。此后的几个月中,议复黄爵滋奏疏的折子一封一封地送到了紫禁城里。疆吏的“各抒所见”大半都是回应之声。虽说其间以真知灼见自创一格的议论并不多,但由此汇成的共鸣却富有声势地动员了官场,把禁烟这件事迅速移到了万人瞩目的位置。九月初八日,曾“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的庄亲王奕、辅国公溥喜被上谕斥为“藐法无耻”,革去王爵、公爵,并“各罚应得养赡钱粮二年”。两天后,道光重新追究两年又五个月以前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鸦片弛禁的旧事,言之愤切:“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并于召见外臣工时,详加察访,从无一人议及弛禁者。许乃济冒昧渎陈,殊属纰缪,著降为六品顶带,即行致休”,13 以为莠言乱政者戒。黄爵滋的办法是穷治吸食以断其流,然而沿流溯源,“天下之有鸦片,皆自广东来也”。14 因此,当朝旨和廷议为禁烟造出了一派强势之后,中外通商的广州便不能不成为万矢所集的地方。当年岁末,湖广总督林则徐奉旨觐见,八天之内召对八次,之后“授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15 在当日的疆吏中,他是一个肯用“峻剂”治时病的人。其“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16 的炙痛与道光“净绝根株”之忿能够相感应,因之而有一次接着一次的召对。这些殿陛之间的问答既交付了权力,也交付了期待。在时人的心目中,两者都显示了人臣之深得君心。当林则徐在冬日的驿道上沿直隶、山东、安徽、江西、湖北兼程赶路的时候,南方的广东已为“查办之旨”所罩,“声威所被,震慑民夷”。17 尔后,自雍正、乾隆、嘉庆以来屡见于诏书的禁烟令便化成了一场扫过南粤的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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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受命禁烟,艰难感奋交集于一身。他后来说:“自亥年赴粤,早知身蹈危机。所以不敢稍迟者,当造膝时训谕之切,委任之重,皆臣下所垂泣而承者。”18 其间的沉重可以想见。在鸦片烟滋蔓横流百年之后,他把久蓄的朝野共愤带到了海边,以“竭其愚悃”之心放手“拨本塞源”,为天下“除此巨患”。19 于是,奉旨禁烟的过程从一开始就非常自觉地显示出一种制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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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水师提督关天培忠勇可用,令整兵严备。檄谕英国领事义律查缴烟土,驱逐趸船,呈出烟土二万余箱,亲莅虎门验收,焚于海滨,四十余日始尽。请定洋商夹带鸦片罪名,依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责其甘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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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烟、焚烟和具结,都是用中国的成法为中国除弊,对于西人的钳束之中无疑包含着出自天理人心的义愤。然而英国人对广州通商制度久积一逞之心。他们用自由贸易主义派生出来的利权观念诠解彼己,轻易地把中国人禁烟的义愤化约为一种通商危机和法权冲突,并力图以此启衅,将炮舰引到中国海面上来。道光十九年(1839)春,在华的四十多家英国商号联名上书外交大臣,呼吁“女王陛下政府的迅速干预,采取英明的措施,以改变将来我们与大清帝国的关系,及防止更加横暴的事件再次发生”。21 过了四个月,远在曼彻斯特的三十九家公司也联名上书外交大臣,申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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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业者的我们,不但因近来的中国事件失去了这个市场,而遭受损失,同时我们还从英国约克郡及英格兰西部对华输出其他货物,又自印度向中国拨款,并且转运印度的出产(译者按:指鸦片),作为印度偿还我们对印度输出的媒介(译者按:印度出产鸦片,卖给中国,赚了钱,才能购买英国的布及其货品)。我们的资财大部分都卷入了这种贸易之中。这个贸易的停顿,我们的货物的被扣留,对我们已极为不便,而且将来可能遭受极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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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请求“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中国方面这种侵略行为,应予以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并对“政府的聪明、公正感,它对于国家尊严的关心,深具信心”。22 膨胀的自由贸易主义淹没了基督教世界的道德界限,由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长久咆哮,便在禁烟引发的冲突中,演化为越洋而来的舰队和词锋凌厉的《巴麦尊子爵致大清皇帝钦命宰相书》。随后,在炮口的逼迫下爆发了中英之间的民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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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以禁烟向西方人争自己的国计民生。英国人则用战争向中国人争“赔还”烟款;“昭雪”英官在华所受的“亵渎”,并予“大英国威仪所宜之尊重”;割让“岛地”;讨还历年“洋行(公行)之欠银”,23 其全副精神都贯注于打破中国的通商制度。虽说直接的冲突起于鸦片贸易,但当禁烟转变为战争之后,英国人就成了主宰局面的一方。他们的舰队绕过了与皇帝离得太远的广东,先陷定海以为抵押;而后沿中国海岸线北上,并在道光二十七年夏碇泊于天津洋面,炮口俯视,给北京的朝廷送去一场惊吓。于是而有逼出来的岸上与船上的对话。奉旨与英夷折冲的琦善官阶比林则徐更高,然而事起仓促,其身后却没有一道防海的藩篱。因此,他与夷目交涉,只能用口舌劝退船炮,而以口舌对船炮,则不能不在英国人面前显见得中气不足。中英冲突的历史内容经他半是臆测的转述全然走样,成了英国人与林则徐之间的恩怨。24 受了惊吓的道光遂把心头的一腔怒气都倾倒在驾驭不住夷人的林则徐头上,发为严词切责:“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25 帝王因料事太易而“曷胜愤懑”;又因“曷胜愤懑”而轻断功过,于是是非曲直不得不随之而变。正在广东备战的林则徐遂由“误国病民”之罪而被革职。26 接着,主张“羁縻”的大学士琦善奉旨南下广州“查办”,成为办夷务的第二个钦差大臣。当道光十八年疆吏共议“塞漏卮以培国本”之际,总督直隶的琦善持论特重“循流溯源”和“实力查拿”,是个厉行禁烟并受过朱批褒奖的人。其心头的国计民生之忧与林则徐同样强烈。27 然而在西人的兵船北上天津海口之后,琦善被时势牵入了漩涡,心里已不再有禁烟这个题目了。他更急于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顺驭岛夷,以求止息骚乱海疆的滔滔风波。但“羁縻”的过程却异常沉重窒苦。其间的抵牾研磨一节一节地打碎了他的一面之想,并使他终于明白了中英冲突其实无关乎个人恩怨,西人志在必得的东西是不能用言辞感化的。最后,耐不得久受羁縻的英夷在通牒要挟之后轰击沙角、大角炮台,逼使没有还手之力的琦善屈服于所谓“穿鼻草约”:一、割香港;二、赔偿六百万元;三、两国公文平等往来;四、开放广州贸易。弄到头来,羁縻的结局还是由大炮来决定的。当琦善出京的时候,朝廷期待他能够牵着英国人的鼻子走,但他一入局中就被英国人牵住了鼻子,越走越远,回不了头,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此成了久受嘲骂的对象。南边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深深地戳痛了道光,他震怒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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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是直代逆乞恩。且伊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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偾事的琦善遂被“革职锁拿,派副都统英隆,并著怡良(粤抚)拣派同知知州一员,一同押解来京,严行讯问。所有琦善家产,即行查抄入官”。28 其时上距琦善到粤不过两个月又二十一天。已经革职的林则徐在广州旁观琦善以“议和”为“秘计”的出格举措,曾揣度道光的心事,预言“静老(琦善字静庵)亦是覆辙”。29 结果他和同被革职的邓廷桢还没有离开广东,琦善已经灰头土脸地踏上了回京之路。与来时的奉旨出朝地动山摇相比,归路中和他相伴的只有脚下的黄尘与清议的訾诟。短短几个月工夫,英国人的拳脚就断送了中国三个总督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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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禁烟转化为战争的过程里,林则徐和琦善各立宗旨,以剿夷抚夷显分泾渭,并因之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但他们的办法都不能了结夷务之局,所以在战争开始后不久,便先后在严旨苛责下被牵出了战场。后来陆续入局办夷务的是两江总督伊里布、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杨芳、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广州将军耆英、扬威将军奕经、两江总督牛鉴等等。他们布列在江、浙、闽、粤,与英国人苦相撑持。然而他们拿来对付英国人的,仍然是林则徐用过的剿夷和琦善用过的抚夷。面对西人的恣肆鸱张,两千年历史经验所能提供的对应之策只有剿与抚。在剿与抚中,对手都被当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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