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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禁烟转化为战争的过程里,林则徐和琦善各立宗旨,以剿夷抚夷显分泾渭,并因之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但他们的办法都不能了结夷务之局,所以在战争开始后不久,便先后在严旨苛责下被牵出了战场。后来陆续入局办夷务的是两江总督伊里布、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杨芳、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广州将军耆英、扬威将军奕经、两江总督牛鉴等等。他们布列在江、浙、闽、粤,与英国人苦相撑持。然而他们拿来对付英国人的,仍然是林则徐用过的剿夷和琦善用过的抚夷。面对西人的恣肆鸱张,两千年历史经验所能提供的对应之策只有剿与抚。在剿与抚中,对手都被当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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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伊里布之后总督两江的裕谦曾上疏痛劾琦善,是个持一腔忠愤之气力任剿夷的人。在他赴镇海主持浙东军务的时候,奏报里专门叙述过自己剥取“白黑夷匪”两张人皮的情节,言之激昂亢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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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逆前在广东,有奴才曾将逆夷剥皮之谣,随即发令饬委翼长狼山镇总兵谢朝恩、宁绍台道鹿泽长,将该逆嗢哩绑出营门,先将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留作奴才马缰,再行凌迟枭示。其黑逆咪哈吻亦即戮取首级,剥皮枭示。俾众咸知奴才有剿无他,以杜其首鼠两端之念。察访兵民,无不踊跃称快。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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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剥皮枭首对付英国人,以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宣泄了民族战争中的忠愤。在卷入战事的疆吏中,裕谦是一个不肯在逼来之势面前后退的人,也是一个意气与血性交缠,把剿夷的旨义推到了极端的人。然而剥皮枭首并没有阻退远来的岛夷,仅仅过了一个月,拥有坚船利炮的英国人就攻占了镇海。自负“有剿无他”的裕谦兵败之后投水而死,留下一腔遗恨。十年后,一个不能忘记这段历史的人重临战场,追怀当日惊潮鸣笳,以诗吊之曰:“刻意图功功不成,父老至今犹涕零。”31 时光洗尽了剥皮枭首的血痕,长留在人心之中的,则是矢志剿夷的义烈和剿夷失败的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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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杀气和血色交映的场面相比,抚夷见不到悲壮。道光二十一年夏,奕山与英军连战四日,一败涂地。随后,广州城便罩在英国人的炮口之下了。城内的三个督师大臣和督抚将军困处于局蹐之中,不得不“会衔盖印”,用六百万元的代价,向英军换取局部的休战。这个过程没有流血,然而它所触发的愧痛却化出了许多涕泪:“各大宪于会衔时各自引咎云:不能仰副皇上委任,致被该夷人猖獗致此,实属辜负圣恩。言此皆痛哭流涕。”其中广东巡抚怡良悽怆尤甚,“顿足失声,闻者莫不感动”。32 哭声表达了一种内里的伤痛。次年四月,英军攻陷乍浦,正在浙江办夷务的钦差大臣耆英和地方官联衔会奏,陈述了一败再败之后的“发指眦裂,愤懑难名”与夷氛猖披下的势穷力竭时危心苦。“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进退失据,四顾茫然,“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由此引出来的也是一片号哭声:“臣刘韵珂(浙江巡抚)忿恨之余,哭不成声,讫无良策;臣等亦皆束手,惟有相向而泣。”33 这些场面记录了抚局中人的穷蹇和悲哀。然而在他们把“羁縻”这个古老的词汇用到英国人身上的时候,其穷蹇悲哀之中又内含着一种深深的傲睨与轻侮:“彼虽畜类,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而帖伏。”34 与辛酸悲哀相比,这种傲睨与轻侮更深地植根于历史的沉积里,也因此而更多板结的固性。后人述史,常严立褒贬以分剿夷与抚夷之界,而被刀笔界分的那一代士大夫却往往不容易从精神上断开。以“彼虽畜类”比剥皮枭首,其心路都在夷夏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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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人既不肯被剿,也不肯被抚。在两年又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带着火轮船、远程炮、滑膛枪恣肆地出没游移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之间,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大打出手,东南海疆因之而全无宁日。这是一个陌生的对手。他们执锐利的兵锋一战再战,目的是要在中国打出一种预想已久的局面。“赤发狰狞遽突出,飞炮如雨从天来”,35 其间撒下的焦土和烟尘一路蔓延,以中国人的涂炭反衬出英国人的横暴。然而在民族战争的兵燹和劫灰后面,是一个发源于欧西而急急跃动的世界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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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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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使中英之间的战争注定要越出中国人预想的范围,演为中世纪与近代的冲突。横暴的一方挟“资本主义生产时代”而来,用惯了旧法的中国人遂不能不捉襟见肘,心力俱绌。“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剿与抚此落彼起,而显出来的往往是不知底里的聩然和茫然。魏源后来作《道光洋艘征抚记》,总述说:“其战也,不战于可战之日,而偏战于不可战之日。其款也,不款于可款之时,而专款于必不可款之时。其守也,又不守于可守之地,而皆守于不可守不必守之地。”37 剿与抚都想牵英夷“就我范围”,但英国人每一次都扯破了中国人圈出来的范围。道光二十二年夏,英军攻陷吴淞。身负守土之责的两江总督牛鉴在奏议里“自挝自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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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念臣以一介庸儒,未娴军旅,仰蒙皇上不次鸿恩,擢任两江,半载以来,与提镇文武等讲求防御,举凡练兵缮械,赏功惩惰,一切机宜,实已蒿目腐心,不遗余力。讵料该逆凶猛,迥出寻常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目击身经,方知凶焰非可猝制,委非将士不肯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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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仇夷的敌忾愤切相比,这些话显露的是失措之后的惊疑交集。随后,主理夷务的耆英急匆匆地从浙江赶到江苏,想用“羁縻”的办法把一战而胜的英国人拦在长江口外。然而英国人还没有打够,他们不愿意歇手。“酋目喳”复书驭夷的中国人,“仅以不能戢兵,仍与相战为词,并称贵将军、贵都统谅念之等语”。这种用西礼表达出来的犷悍坚鸷显得不可测度,“原期谕以天理人情,面戢战争”的耆英遂一筹莫展。38 由此触发的,也是一种失措之后的惊疑交集。从茫然和聩然到惊疑交集,反照出卷入局中的士大夫们在炮口下经历的精神震撼和冲击:“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39 与这种唏嘘苍凉相对应的,是英国人的船队由沿海入长江,在炮声中节节上溯。他们一次次用暴力打开航路,而船旗上却奇异地写着“替天行道”。40 从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中剜出来的这四个字本旨在弘义,但一经西人移到炮船的桅杆上则面目全非。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物质力量为英国人造成了居重之势,在一胜再胜之后,他们借用中国人的语汇向中国人宣述西方那个世界的自负和自信,“替天行道”便成了一种为势张目的东西。后人面对这一段历史,从天道任势想到百年世运,不能不生出许多感慨。当英国人攻破镇江,其指掌已经扼中国漕运之咽喉。“是时洋船八十余艘,炮声震江岸,自瓜洲至仪征之盐艘巨舶,焚烧一空,火光百余里。扬州盐商许银五十万免祸。六月二十八日,遂逼江宁,东南大震。”41 于是,从禁烟开始的中英之战遂以重炮环伺下的江上议款结束。这是一种“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理之是非”42 的结局。守土的中国人付出了头颅和血泪,但古老的中国最终成了民族战争中的失败者和屈服者。在干戈止息之后,与萧瑟秋风和拍岸涛声相伴的,是天地之间的一派肃杀。由西向东的世界历史过程从一开始就践踏着人间道义向中国人走来,留下累累创痕。运会43 所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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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以枪炮致胜,之后,他们的意志铸成了约束中国的《南京条约》。暴力伸展了自由贸易主义,因此久受西人憎恨的广州通商制度被连根拔起,打得粉碎。天朝体制从这里开始被撕破。原本用广州通商制度栓起来的门户,自此扃皆坏,挡不住排空而来的西潮浸灌。随后产生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都是中英战争的余波。它们与《南京条约》一起,筑成条约制度最初的构架,锁住了战败的中国人。接踵而来的一百多年,是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改造中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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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踌躇满志的英国人返棹南去之后,东南的疆吏纷纷成了廷臣交章论劾的对象。从禁烟到议和,世局在岁月迁延中跌宕翻覆。游移于剿与抚之间的道光换过三任两广总督、三任闽浙总督、三任两江总督,加上调赴东南领兵的宗室和钦使,先后有十多个达官被牵入了夷务之中。等到尘埃落定,这群人大半都以此致罪,身受严谴。综计始末,其中四人被处斩监候,一人被处绞监候,三人被处革职戍军台。他们当中既有因抚夷而获罪的,也有因剿夷而获罪的。在这些人之外,朝廷又层层追究“前失定海、镇海、上海,以及宁波、镇江等官,查明治罪,共得六百余名”。44 这是一种由夷祸推演出来的官场浩劫。言路和清议注力于搏击,重在罪与罚。然而局中人事后追讨,其议论所在却往往是罪与罚所不能了结的东西。后期主持夷务的耆英曾在密折中论列获罪的大臣,说过一段行文平恕而久耐咀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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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闻奕经、文蔚、余步云之在浙江,奕山、林则徐、琦善之在广东,颜伯焘之在福建,筹办剿抚,不遗余力,亦皆井井有条。此中或任用过当,或抚驭过柔,或偏执己见,或不谙兵机,致都偾事。前据夷酋郭仕立等向臣言及,畏服林则徐办事结实,敬服琦善临事敏捷,佩服伊里布处事诚实,并云:“皆中国好大臣。”臣闻之亦为之叹服。至于前督臣牛鉴,亦复为该夷等中心诚服,执礼甚恭。是诸臣之材识,皆足以慑服外夷。且数十年来,仰蒙造就栽培,亦未尝不加以委任,一经办理夷务,均不免于获罪。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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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提到的这些人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归类不同,褒贬也不同。而以当日的尺度衡量,却大半都是“数十年”仕路“造就栽培”出来的一时能吏。他们沿用驭夷的古法“筹办剿抚”,已竭尽自己的才识和气力,并在对手的心目中留下了不无敬意的个人印象。然而两年多的时间里,剿与抚“致都偾事”,使这些久受器使任用的人们先后成了驭夷的失败者。而时论纷纭,“主剿者莫不痛诋议抚之非,及至剿而失利,又归咎于剿者之多事。主抚者咸称剿不足恃,及至抚议既成,复不审度彼己,欲图一试,取快目前。若即令主剿者剿之,主抚者抚之,临事之际,亦皆一筹莫展”。46 耆英经历过剿夷和抚夷两种场面,深知剿与抚都罩不住另成一路的英国人。因此,他对由剿获罪者和由抚获罪者都怀有等量的同情。时当清议激扬帝王盛怒之际,朝廷正着力向当事的个人追咎责任,以考求夷务挫跌的因果。但这种见之于奏议的同情却说明,耆英的内心并不相信此中因果。其密折一个一个地罗举了先后绾夷务的大吏,而重心所在,则是一种由归纳提炼出来的矛盾:这些曾各以吏事见才干而久为帝王所识拔的人物,为什么“一经办理夷务”,全都成了偾事的罪人?他用叙事的笔法写出了一个有力度的问句,以此展示出夷务败局中的普遍性和共性。与追咎个人相比,耆英在奏议中陈述的矛盾和疑问无疑要更深刻一些。从这里追问下去,两年又两个月中的中英之战剿与抚俱穷,应当能够催发出中国君臣的反思。然而耆英没有追问下去,道光也没有追问下去。他们都不会意识到,刚刚过去的那一场战争其实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开端。于是,从夷务败局中提炼出来的这个问句便成了事过之后的迷惘。它在炮口的震撼下产生,又在随后的岁月中澌灭,没有留下一点困而后知的思想痕迹。西方人已经用火炮和条约打破了驭夷的古法,但当群体的反思出现之前,这种由二千年历史经验沉积而成的古法在中国人心里却不会破碎。耆英后来在广东主持“通商事务”多年,直面西人的进迫而备受磨难,以致“须发尽白,肝疾日甚,心气尤亏”,眼昏头晕,而或“猝然眩倒”。47 其间的忿郁、困顿和愁苦都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他总想用私谊编成笼头,套住满身戾气的夷酋,使中西交冲的煎逼化解于私人和私人的酬应之间。道光二十三年,他曾致书璞鼎查,把这个悍猛的对手称作“心心相印”的朋友,并预言“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而后在信的结尾处流泻了过量的惆怅:“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才能觌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恻。”48 与他奏议中的文字相比,这些情感显然都是造作的。以造作的情感驭夷,既反映了他的满腹苦心,也反映了他以小聪明应付大局面的一厢情愿和两眼迷离。苦心和迷离都说明,他沿用的仍然是羁縻这个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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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与禁烟的冲突,导致了中西之间的第一次民族战争。发源于欧西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因通商的胜利而进入了沿海中国的条约口岸,自此把根须扎进了一个古老的社会,为来日造因果。而曾经高亢一时的禁烟议论则被战争打成了碎片,不复再见于廷旨与奏疏之中。此后鸦片(和它的提炼物)裹着贫病、黑暗、朽烂在中国社会流毒百年。对于那一代士人来说,“夷氛”大半是一种传闻之知。由于西人的面目模糊不清,夷夏之争久远的历史回声便成为当时的公论和通论。从这里产生的激越清议容易鼓荡意气,作成动人心目的歌哭文字;也容易在事过境迁之后悄然消散,留不下一点固化的东西。在两年又两个月的战争之后,“息止肇衅”、“永存平和”的《南京条约》被看成是一个了局。49 庙堂内外都很少想到来日。时人记述说:“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严有诗书偶语之禁。”又说:“怡(良)奏英夷索还台湾已杀之俘。上曰:‘这个东西,不过又要我找些银子罢了。’盖以其未有大志,惟在图利而已。”50 与中国社会的惯性和常态相比,炮口震撼下触发的愤怒和惊怵都不耐久。曾经与林则徐一同禁烟御侮又一同落职受谴的邓廷桢,道光二十五年再起为陕西巡抚,然而当日英气已消融殆尽,在属员眼里显得一派状貌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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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老忧患之余,生气已尽,又以日薄崦嵫,纵情娱乐;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也。岁首属司道凑费数百金,制造灯戏,为明年正初演用。余两仓书斗闻中丞高兴,亦鸠金制灯,互相赌赛。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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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上距虎门销烟不到六年,上距江宁议和不到三年,但在陕西巡抚的官衙里,那些日子显然已经成了非常遥远的往事。与邓廷桢相比,士大夫中更多的人没有目睹过英国人的巨炮之利,并因之而缺乏思索的形象。他们与高鼻深目之属的心理距离一定会更加遥远。于是,在西人已入条约口岸之后,朝官中的多数人远望岛夷,眼中仍然是一片恍惚朦胧。魏源曾作《都中吟》,于此穷尽刻画而深致感慨:“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或云廓尔喀印度可窥乌斯藏;或云弥夷佛夷鄂夷辈,思效回纥之助唐;或云诸国狼狈叵测可不防,使我议款议战议守无一臧。呜呼!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52 当日的都中,荟萃了传统中国的智慧和人才,是为天下造风气的地方。以此为尺度,量出来的应是一种士林共相。比之炮火下被摧毁的营垒和城墙,这种万千人共有的朦胧和隔膜无疑更富韧性。中国人的“茫昧”面对着西方人的进取,由此产生的是一种长久的不可沟通。于是,《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五年,中西之间战火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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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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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宗纯皇帝实录》,《清实录》卷五五〇,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5 册,10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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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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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神州国光社 1954 年版,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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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书,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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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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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鸦片战争》(一),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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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161—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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