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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则徐一人之“提倡”能否催动彼时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极可疑的问题。但这一段责备贤者的文字刻画晚清士大夫之害怕清议则是非常准确的。可以供同一类阅读和思考的还有曾国藩。同治九年他奉旨办理“天津教案”，由此走入内外交困，既苦于不能向外国人讲中国人的道理，又苦于不能向中国人讲外国人的道理。身心俱瘁之日，家书中述心事，念念不忘而一说再说的都是怕清议。这个过程前后两个多月，而从他刚刚到达天津起，头上已经悬着一片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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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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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后说的是一面做事，一面杌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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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从地山（崇厚）之计，竟将府县奏参革职，交部治罪。二人俱无大过，张守尤洽民望。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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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十八天，信中既自叙深自刻责，也自叙委屈怫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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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以对百姓，又无以谢清议，而事之能了不能了，尚在不可知之数，乃知古人之不容于物论者，不尽关心术之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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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五天，他再说津案引发的苦恼，而能够写得出来的却只有一声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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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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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的曾国藩，已经以事功成重臣，在当日的朝廷之内和朝廷之外，他都是人们心中的宿望和元老。但置身于一世之清议面前，他仍然是一个战战兢兢的人。“乃知古人之不容于物论者，不尽关心术之坏也”，说明曾国藩未尝不知道清议中会天然地内含着苛论。而身遭訾议之际，他所能做的，只有忍受和顺受，把咽得下去的东西与咽不下去的东西都咽下去。清议中天然地包含着苛论，因此，敬而畏和惧而畏都会有不自愿。然而正是这种不自愿，迫使传统中国已在治天下和将要治天下的士大夫群类常在紧张和惕厉之中。作为握有政治权力和影响政治权力的人物群，他们是中国社会里万千人的支配者；然而他们感受的紧张和惕厉则同样出自中国社会，是随权力而来的一种当然的匹配物。因为随权力而来，所以紧张和惕厉都不是个人所能剥离的。奕管夷务之日，曾以“宁可以身当祸，断不能受万世之讥评”8 自明其志，短短的一句话里，包裹着异乎寻常的沉重。他手里的权力大，与此相对称的，是他精神上承受的紧张和惕厉也大。阅读这些历史人物在清议压力下呈露的心理世界，可以明白地看到：因清议的是非管束和善恶管束而产生的由敬而畏和由惧而畏，其真义都在于使士大夫群类中的每一个个体了解自己的不圆满性和有限性，并因此而懂得，在这个世界里有着他们不得不怕的东西。人多了一点害怕，便会多一点谦卑，少一点恣睢，而后，他们握有的直接权力和间接权力才不会过度肆张。这个过程可以造就君子，也容易产出伪君子，然而士大夫公然践踏礼法而面目狰狞，一群一群地甘居下流，则未之见也。清议从整体上用管束塑造了士大夫，其程度和限度都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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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是士大夫的自我管束，但自另一面而言，裁断、纠正、评判、界分、褒贬，其间的题目都是以天下为视野，又是以天下为对象的。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和事是士大夫的议论所不能到达和不能笼罩的。它们的关怀所在与庙堂的关怀所在相一致，因此，清议虽是士人的群议，却久已被引入庙堂，成为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清议引入庙堂，同时产生的是一朝一朝的言路和谏官。在中国人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理想里，因为清议重，所以言路和谏官也重。欧阳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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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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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中的谏官应当是一种清议的人格化。他们据有言路，自觉而且执着地把士大夫群体的意见、意识、意志和主张送到帝王的面前。就其本意来说，谏官“与天子争是非”，其实是士大夫群体与天子争是非。因此，从宋代到明代，谏官常常成为庙堂里最高亢的一群人，而天下人从庙堂之外远看庙堂之内，谏官也常常成为最醒目的一群人。高亢和醒目交相为用，其间的异乎寻常，是明人因言事而受责扑，“有以廷杖几次署为衔牌以相夸诩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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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清代，是一个言路不振的时代。康、雍、乾三朝因文字致祸而家破人亡的事经常发生，读书人便无章法可循。“与天子争是非”本以讲理为前提，但文祸的用意却在一意摧锄。君权一意摧锄士人的矫激，则矫激被压抑，言路也被压抑。随之而来的是长久的士林不倡风骨气节。咸丰年间孙鼎臣处已乱之世，追想明代“四海无不可言之人，百官无不有当言之责”，致“天下之士，闻风慕义，感慨奋发，争自树立”，称为“知立国之本”。而后慨乎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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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乎！世道降而风俗衰，士不知名节之可贵久矣。天下之气靡然澌灭，不鼓舞激劝之，犹借口明季之失，以言为忌，不可痛哉！彼亦思天下之气则何以靡然澌灭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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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为忌”是对士大夫的窒息。而孙鼎臣在天下板荡之日追咎“以言为忌”，正说明了士大夫的议论是一种不可久窒的东西。在他之后，这一类思考和陈述越来越多，12 它们与内战的困苦相激荡，也与中兴的期望相激荡，至光绪初年，言路一变而节节发煌，于是“清流”之名目勃勃然起。《清史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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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吴大澂、陈宝琛好论时政，与宝廷、邓承修辈号“清流党”，而（张）佩纶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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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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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体芳、宝廷、（张）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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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之名所对应的，是光绪一朝以庙堂言论自标风格的人物群。当日之翰詹科道称清班，讲官和谏官都聚于此。在清代的法度里，他们是可以在皇帝面前发声音的人。庙堂里的声音能够传得很远，其间以文字激扬重造高亢的人物，便会以文字激扬重现醒目。因此，用古已有之的“清流”一词指称当时的言路中人，本是一种没有精确尺度的类分。《清史稿》罗举了为清流先开风气的一群人，而在时人的论述和后人的追述中，可以同他们归入一类的，至少还有刘恩溥、盛昱、文廷式、王仁堪、丁立钧、黄绍箕、王懿荣、陈启泰、孔宪谷、周德仁、何金寿、李慈铭、李盛铎，以及朱一新、屠仁守、王鹏运等等。《异辞录》则归纳更广，称“监察御史赵启霖、赵秉麟、江春霖者以敢谏著称，夙标清流之目”，这三个人立起于言路，其实已在光宣之交了。14 不同的叙述把不同的人物归入清流之内，加上当日依附于清流的各种人物，遂使清流之名的象征意义更多于识别意义。这些人才情有不同，志节有不同，识度有不同，性气有不同，并且年辈不同，遭遇不同，但在光绪朝里，却都曾经做过引儒学的大义争天下之是非的事。在长久的言路不振之后，他们各做一己之嘹唳，而由此形成的劲气辐辏，则能于前后相接中播染风气，为传统中国的言路重造出最后一派声光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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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里的清流以士大夫的清议为源头。因此，裁断、纠正、评判、界分、褒贬最容易直接化为道德评论和道德判断。清与浊由此分，而纠弹和搏击也由此起。以御史居朝官之间的邓承修当时被人目为“铁汉”，出处全在于笔下的凌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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劾总督李瀚章失职，左副都御史崇勋无行，侍郎长叙等违制，学政吴宝恕、叶大焯，布政使方大湜、龚易图，盐运使周星誉诸不职状。会边警，纠弹举朝慢弛，请召还左宗棠柄国政。逾岁，彗星见，则又言宗棠莅事数月，未见设施，而因推及宝鋆、王文韶之昏眊，请罢斥，回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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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弹章中有“论广东贪吏”一折，“推论至六十年前，累累凡百余人”。15 他凌厉得非常严刻，又严刻得非常认真。以此为风格，本是常人不容易做到的。但当清流全盛之日，这种风格却曾是言路里的一种共相。出身宗室而被目为清流的盛昱，“为讲官未半载”即“数言事”，以其一击再击，被“士论推为謇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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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浙总督何璟、巡抚刘秉璋收降台匪黄金满，盛昱劾璟等长恶养奸，请下吏严议，发黄金满黑龙江、新疆安置。尚书彭玉麟辞官不受职，劾其自便身图，启功臣骇蹇之渐。浙江按察使陈宝箴陛见未行，追论官河南听狱不慎，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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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犹是笔锋小试。至“法越构衅”，他以一折“劾枢臣怠职”，造成朝局翻动，使军机处里的重臣纷纷出局，16 则可谓以笔底锋芒移山倒海了。清流以纠弹为风采，源起于激浊扬清的一派凌厉便很容易指目达官，派生出台谏以摧折大员为快事的风气。因此，与盛昱相类似的，还有黄体芳、宝廷劾工部尚书贺寿慈，张佩纶劾吏部尚书万青黎、户部尚书董恂，陈宝琛劾户部侍郎崇礼等等。这些人之所以被牵入弹章，一半是因为行为出轨，一半是因为官阶太高。恽毓鼎后来作《崇陵传信录》，描述当日清流声势说：“松筠庵谏草堂，明杨椒山先生故宅也，言官欲有所论列，辄集于此，赤棒盈门，见者相惊传，次日必有文字。”17 以常理相推度，能使言官兴师动众的当然不会是小事情和小人物。在这些情节里，清流的奏疏都在以文字造秋霜之肃杀，而秋霜之肃杀所映衬的，则是一种矜名节尚骨鲠的气象。张之洞说：“夫憨直激切之言，或不干谴怒，而招怨必多，于国则利矣，于身何利焉。愚则愚矣，谓非忠乎。”18 “憨直激切”正是其时用来扬清激浊的东西，所以憨直激切能够为那个时候的言路立榜样。后起的安维峻“崇朴实，尚践履，不喜为博辩”，本来不是一个善作言论以惊一世之耳目的人。而光绪十九年由编修转御史，遂为憨直激切所化，一变而有“殿上苍鹰之目”，“未一年，先后上六十余疏”，以勇于搏击而“直声震中外”。19 这种前与后之间形成的感应、聚合和绵延，使光绪一朝的前期和中期，言路始终能在响声不绝中成为天下人注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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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好为弹击，但身居言路，他们又是和人君之喜怒离得最近的人。因此，他们常常要直面人君之喜怒，并在这种场面里以一己之心显出各自的常度和本色。同治末，“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诬民为逆，击杀多人，虚饰胜状，为左宗棠所劾”。御史吴可读继起，“陈其罪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寻逮问，谳上论斩，廷臣请改监候。可读愤甚，复疏争，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言路因愤而激，然而“成禄夙有宫中之援”，因此言路愤激遇到的是帝王“暴怒”，同治至“谓吴可读欺负我，大哭”，并“非要吴脑袋不可”。“暴怒”和“大哭”都已不讲纲纪体统，言官遂成了受重谴者。迨同治死，光绪继位，其间的统系宗法之争又使得这个故事能够在另外一个场景里延续下去：“光绪五年穆宗奉安惠陵”，吴可读“自请随赴襄礼。还次蓟州，宿废寺，自缢，未绝，仰药死，于怀中得遗疏，请为穆宗立嗣事”。20 此谓之“尸谏”。同治要吴可读的脑袋，吴可读则从容一死为同治争“大统”。在这种对比里，臣下以自己的守纲纪回答了帝王的不守纲纪。陈宝琛后来以诗记其事曰：“宁期再出殉龙驭，秦良卫史公所型。同时四谏接踵起，欲挽清渭澄浊泾。”21 他用“接踵起”连接前后，把吴可读看成清流群体的精神前导。这种心灵上的相印，曾使他从局外涉入漩涡，因午门一案而与张之洞一起成为清流人物中最先直面人君之喜怒的人。《方家园杂咏纪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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