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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67 嗟乎！世道降而风俗衰，士不知名节之可贵久矣。天下之气靡然澌灭，不鼓舞激劝之，犹借口明季之失，以言为忌，不可痛哉！彼亦思天下之气则何以靡然澌灭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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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69 “以言为忌”是对士大夫的窒息。而孙鼎臣在天下板荡之日追咎“以言为忌”，正说明了士大夫的议论是一种不可久窒的东西。在他之后，这一类思考和陈述越来越多，12 它们与内战的困苦相激荡，也与中兴的期望相激荡，至光绪初年，言路一变而节节发煌，于是“清流”之名目勃勃然起。《清史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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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71 是时吴大澂、陈宝琛好论时政，与宝廷、邓承修辈号“清流党”，而（张）佩纶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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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73 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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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75 （黄）体芳、宝廷、（张）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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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77 “清流”之名所对应的，是光绪一朝以庙堂言论自标风格的人物群。当日之翰詹科道称清班，讲官和谏官都聚于此。在清代的法度里，他们是可以在皇帝面前发声音的人。庙堂里的声音能够传得很远，其间以文字激扬重造高亢的人物，便会以文字激扬重现醒目。因此，用古已有之的“清流”一词指称当时的言路中人，本是一种没有精确尺度的类分。《清史稿》罗举了为清流先开风气的一群人，而在时人的论述和后人的追述中，可以同他们归入一类的，至少还有刘恩溥、盛昱、文廷式、王仁堪、丁立钧、黄绍箕、王懿荣、陈启泰、孔宪谷、周德仁、何金寿、李慈铭、李盛铎，以及朱一新、屠仁守、王鹏运等等。《异辞录》则归纳更广，称“监察御史赵启霖、赵秉麟、江春霖者以敢谏著称，夙标清流之目”，这三个人立起于言路，其实已在光宣之交了。14 不同的叙述把不同的人物归入清流之内，加上当日依附于清流的各种人物，遂使清流之名的象征意义更多于识别意义。这些人才情有不同，志节有不同，识度有不同，性气有不同，并且年辈不同，遭遇不同，但在光绪朝里，却都曾经做过引儒学的大义争天下之是非的事。在长久的言路不振之后，他们各做一己之嘹唳，而由此形成的劲气辐辏，则能于前后相接中播染风气，为传统中国的言路重造出最后一派声光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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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79 庙堂里的清流以士大夫的清议为源头。因此，裁断、纠正、评判、界分、褒贬最容易直接化为道德评论和道德判断。清与浊由此分，而纠弹和搏击也由此起。以御史居朝官之间的邓承修当时被人目为“铁汉”，出处全在于笔下的凌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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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81 劾总督李瀚章失职，左副都御史崇勋无行，侍郎长叙等违制，学政吴宝恕、叶大焯，布政使方大湜、龚易图，盐运使周星誉诸不职状。会边警，纠弹举朝慢弛，请召还左宗棠柄国政。逾岁，彗星见，则又言宗棠莅事数月，未见设施，而因推及宝鋆、王文韶之昏眊，请罢斥，回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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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83 其弹章中有“论广东贪吏”一折，“推论至六十年前，累累凡百余人”。15 他凌厉得非常严刻，又严刻得非常认真。以此为风格，本是常人不容易做到的。但当清流全盛之日，这种风格却曾是言路里的一种共相。出身宗室而被目为清流的盛昱，“为讲官未半载”即“数言事”，以其一击再击，被“士论推为謇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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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85 闽浙总督何璟、巡抚刘秉璋收降台匪黄金满，盛昱劾璟等长恶养奸，请下吏严议，发黄金满黑龙江、新疆安置。尚书彭玉麟辞官不受职，劾其自便身图，启功臣骇蹇之渐。浙江按察使陈宝箴陛见未行，追论官河南听狱不慎，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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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87 这些犹是笔锋小试。至“法越构衅”，他以一折“劾枢臣怠职”，造成朝局翻动，使军机处里的重臣纷纷出局，16 则可谓以笔底锋芒移山倒海了。清流以纠弹为风采，源起于激浊扬清的一派凌厉便很容易指目达官，派生出台谏以摧折大员为快事的风气。因此，与盛昱相类似的，还有黄体芳、宝廷劾工部尚书贺寿慈，张佩纶劾吏部尚书万青黎、户部尚书董恂，陈宝琛劾户部侍郎崇礼等等。这些人之所以被牵入弹章，一半是因为行为出轨，一半是因为官阶太高。恽毓鼎后来作《崇陵传信录》，描述当日清流声势说：“松筠庵谏草堂，明杨椒山先生故宅也，言官欲有所论列，辄集于此，赤棒盈门，见者相惊传，次日必有文字。”17 以常理相推度，能使言官兴师动众的当然不会是小事情和小人物。在这些情节里，清流的奏疏都在以文字造秋霜之肃杀，而秋霜之肃杀所映衬的，则是一种矜名节尚骨鲠的气象。张之洞说：“夫憨直激切之言，或不干谴怒，而招怨必多，于国则利矣，于身何利焉。愚则愚矣，谓非忠乎。”18 “憨直激切”正是其时用来扬清激浊的东西，所以憨直激切能够为那个时候的言路立榜样。后起的安维峻“崇朴实，尚践履，不喜为博辩”，本来不是一个善作言论以惊一世之耳目的人。而光绪十九年由编修转御史，遂为憨直激切所化，一变而有“殿上苍鹰之目”，“未一年，先后上六十余疏”，以勇于搏击而“直声震中外”。19 这种前与后之间形成的感应、聚合和绵延，使光绪一朝的前期和中期，言路始终能在响声不绝中成为天下人注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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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89 清流好为弹击，但身居言路，他们又是和人君之喜怒离得最近的人。因此，他们常常要直面人君之喜怒，并在这种场面里以一己之心显出各自的常度和本色。同治末，“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诬民为逆，击杀多人，虚饰胜状，为左宗棠所劾”。御史吴可读继起，“陈其罪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寻逮问，谳上论斩，廷臣请改监候。可读愤甚，复疏争，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言路因愤而激，然而“成禄夙有宫中之援”，因此言路愤激遇到的是帝王“暴怒”，同治至“谓吴可读欺负我，大哭”，并“非要吴脑袋不可”。“暴怒”和“大哭”都已不讲纲纪体统，言官遂成了受重谴者。迨同治死，光绪继位，其间的统系宗法之争又使得这个故事能够在另外一个场景里延续下去：“光绪五年穆宗奉安惠陵”，吴可读“自请随赴襄礼。还次蓟州，宿废寺，自缢，未绝，仰药死，于怀中得遗疏，请为穆宗立嗣事”。20 此谓之“尸谏”。同治要吴可读的脑袋，吴可读则从容一死为同治争“大统”。在这种对比里，臣下以自己的守纲纪回答了帝王的不守纲纪。陈宝琛后来以诗记其事曰：“宁期再出殉龙驭，秦良卫史公所型。同时四谏接踵起，欲挽清渭澄浊泾。”21 他用“接踵起”连接前后，把吴可读看成清流群体的精神前导。这种心灵上的相印，曾使他从局外涉入漩涡，因午门一案而与张之洞一起成为清流人物中最先直面人君之喜怒的人。《方家园杂咏纪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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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91 光绪五年（按：应为光绪六年），慈禧遣阉人赴太平湖之旧醇王府，出午门。凡阉人出入例由旁门，不得由午门，值日护军依例阻之。阉持势用武，护军不让。阉归告慈禧，谓护军殴骂。时慈禧在病中，遣人请慈安太后临其宫，哭诉被人欺负，谓不杀此护军则妹不愿复活。慈安怜而允之，立交刑部并面谕兼南书房行走之刑部尚书潘祖荫，必拟以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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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93 于是君权与法度的冲突便成为人臣的一个难题。其时以工部尚书做皇帝师傅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说：“昨日午门案上，圣意必欲置重辟，枢臣力争不奉诏，语特繁。今日命传谕内务府、刑部堂官，仍须加重罪名也。”随后比类历史而深忧之：“窃思汉唐以来，貂珰之弊，往往起于刑狱。大臣无风骨，事势渐危，如何如何。”方内旨催逼之日，肝火极旺的西太后曾抱病召见不肯枉法的刑部尚书潘祖荫，“斥其无良心，泼辣哭叫，捶床村骂，祖荫回署，对司官痛哭”。22 哭声出于刑部，正说明了深宫里的盛怒是一种不容易抵挡的东西。太监和护军争殴本属宫中细事，却因君权的牵动而成为“枢臣不能解，刑部不敢讯”的朝廷困局，而后太监和护军之是非便成了言路不可回避的题目。正在翰林院里做讲官的陈宝琛和张之洞因此入困局，同日“上疏切论之”。23 深宫庇内监，而言路之“抗疏沥陈”则援引二百年事例，以阉竖弄事为纲纪之大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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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95 本朝宫府肃清，从无如前代太监假窃威福之事。盖由列圣防驭之严，二百年中，但有因太监犯罪而从严者，断无因与太监争执反得重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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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97 因此，此案在皇上之仁孝，不得不格外严办，以尊懿旨，而在皇太后之宽大，必且格外施恩，以抑宦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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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099 他们的理路与翁同龢在日记中的忧思一样，都不喜欢西太后以爱憎乱刑法。但在翁同龢是私议，他们则已经把私议引入言路而变为庙堂里的公议。因此，与“枢臣”和“刑部”的以事论事相比较，清流人物的奏论更显然地代表了士大夫的清议。当日中国士大夫以敬天法祖为通则，帝王也以敬天法祖为通则。是以举“列圣”为大道理，由一案之轻重说祖宗之家法尤能醒神而制怒，使西太后的肝火降下来。结果是懿旨从轻发落护军。翁同龢在日记里称作“涣然德音，海内欣慰”，并夹叙夹议说：“前日庶子陈宝琛、张之洞各有封事争此，可见圣人虚怀，大臣失职耳，既感且愧。”同样感触的还有奕。他以亲王做军机大臣领班，当午门一案“枢臣不能解”之际，他正是枢臣之首，其间的窘苦一定会比别人更深。因此陈宝琛和张之洞奏章既上，他一见而激赏之，“示同列”曰：“若此，真可谓奏疏矣。”25 君权和法度之间的困厄得言路抗疏而解，说明了维持纲纪之不能没有义理。所以，即使言路与政府常常相水火的年代，也能有政府对言路尊严的钦敬与亲近。在这个例子里，陈宝琛和张之洞以各自一折为西太后正乖错，然后全身而退。但就当日的总体而论，这种结局圆满的事其实并不常有。六年后御史朱一新同样以“抑宦官”为题目作文章，由“我朝家法，严驭宦寺”起讲，而后专论“今夏巡阅海军之役，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愕”，引“唐之监军”以为鉴。“疏上，太后怒，诘责”，继之“诏切责，降主事”。26 在他之后，还有御史屠仁守“请太后居慈宁宫，节游观”招来“严责”，并“革职永不叙用”；御史吴兆泰谏修颐和园而致“太后怒，罢其官”；御史安维峻以“遇事牵制”入奏章，深触西太后之忌，奉旨“革职发军台”，等等。27 这些人一个接一个起于台谏，又一个接一个因言获罪，在降职、革职和遣戍中离开了台谏。言官常常讲而西太后常常怒。他们的遭遇，既说明言路直面人君之喜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说明言路声光未熄之日，总会有人甘心执义理直面人君之喜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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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01 清流人物因“欲正纲纪”28 而为人君纠乖错，并因此而常常招来怒目相向，但也因为“欲正纲纪”，他们又是那个时候中国最自觉地怀抱尊王意识的人。从咸丰到同治，绵延十多年的内战做成了一种国家权力下移之势，并由此造就了疆吏的积重而积大。因此，清流尊王，便不能不与疆吏相敌。由此引出过许多激昂和过度激昂。光绪初陕西“荒旱”，巡抚谭钟麟因“办理未善”被弹劾。而奉旨复奏之际，被弹劾的一方挟受谤之忿“哓哓置辩”，一层一层指说其间的出入，不肯自甘委屈而息事宁人。清流所不能容忍的，尤在于这种地方。因此，本来与这件事了不相涉的张佩纶以气类相呼应，接连而起再做弹劾，并置事理之本末曲折于一边，转而专论谭钟麟的“骄蹇”：“抚臣责任封圻，不能上感天和，下弭隐患，致所部兵荒迭起，是即物议不滋，犹当兢兢循省，以奉职无状深自引咎。奈何恃恩而果于自信，负气而轻于诋人，推其用心，岂非塞呼吁之路而以清问为多事乎？”在这些文字里，儒学的道理都化作了言官以盛气与疆吏相对峙。盛气迫人，则处处峭刻，由小问题里弄出大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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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03 谭钟麟从政甚新，本无旧劳宿望，乃幸诏书之宽大，敢辨给喋喋于君父之前，此诚不学无术者之所为。倘疆吏相率效尤，恐外重内轻流弊伊于胡底。臣职司记注，不得不据理纠绳。若皇上因谭钟麟居官尚有微长，不加严谴，亦应特降谕旨申饬，庶知朝廷自有纪纲，不得逞意气之偏而开骄蹇之渐。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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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05 张佩纶说是“据理纠绳”，但谭钟麟所感受到的，肯定不是据理纠绳，而是迎头一掌。清流人物比帝王拥有更多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以此测度“外重内轻”之“流弊”，便常常会比帝王想得更深更远，其督责也常常更峻更刻。后一年，宝廷论时事，曾罗举“迩来旨下各部各省议行事，率任意延宕，阅时甚久，视上意渐解，则含糊覆奏，或竟置而不答”。而于“奉旨覆奏事件，每多方掩饰，不肯据实自陈，甚至割裂例文，傅会成案，强籍以伸其说”，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延宕”、“傅会”、“强籍”都是用怠玩以对诏旨，其间既没有诚意，也没有敬意。所以，他由此深入，以“皇上尚在冲龄，皇太后深宫高拱，外事罕闻”为对比，反照种种“恣为欺蒙而不识顾忌”，一一归之于人臣“轻朝廷”之心。宝廷本是清流中的厚道人，但论事至君臣纪律，则不觉失其厚道而既愤且急，期期以为“时政至宽，当救以严”。30 “严”以救“宽”出自清流的奏议，是清流人物用自己尊王的意念做范本，激烈地追究别人以臣事君的敬惮和敬诚。虽说言路发舒，疆臣被议，部臣也被议，然而以当日的事实做衡量，宝廷奏疏中所罗举的“恣为欺蒙而不识顾忌”多半只有疆吏才有腕力做得出来。与部臣比，光绪一朝的疆臣拥有更多绕出了旧章的利权，也因之而能有更多不依旧章的意志。两者都使他们更容易不照规矩自做方圆。而由此获得的是一种朝廷官制里所没有的自主。在一个内忧外患迭相起伏的时代里，疆臣用这种办法管吏治、民生、财赋、兵事、刑政、洋务，一面为朝廷守一方之土地疆域，一面又与朝廷的旧例成法自立异同，扞格抵牾。其中的一部分，便化为言官眼中的轻量朝廷。这种局面是历史过程遗留下来的，这种局面又正在支配着当日的实际过程。因此，庙堂里的政令虽然常常在地方受阻格，而君权苦于掣肘却不得不一次次地对疆吏“曲为允从”。31 以此为对比，则清流居言路，既不涉历史过程，又不入实际过程，他们是一群不在掣肘之中的人，然而他们手中的义理一定要为天下分是非而立准则。因此，君权对疆吏“曲为允从”，而清流执内外轻重之辨，却不肯对疆吏曲为允从。光绪九年邓承修劾山西布政使方大湜而词连李鸿章，其中一段话说：“方今庙堂之上，雷厉风行，官严吏肃，已有澄清之机，惟外省督抚监司，玩法任情，骄蹇如故”，以至“但得疆吏一语，则诏旨皆属空文”。32 与宝廷“各部”和“各省”并举而统论之相比，邓承修把朝官与疆吏区别开来，为的是突出后者的恢张。疆吏更多恢张，作为直接的回应，则是清流和言路更多胸中的不平。彼时的国家权力结构已被内战打得脱榫，于是，在六部不能用旧章罩疆吏而朝廷不能用祸福驭疆吏之后，清流群体便成为当日中国以义理制裁疆吏的最急切和最执着的一方。黄体芳曾以人君“奖励台谏，则督抚不敢轻朝廷”入奏疏，33 其心中着力的正是这种执着的制裁意识。而后，一面是疆吏放开手脚，各是其是；一面是言路以鹰瞬之态注视疆吏而愤然愕然。在传统的政治制度里，权力本来应当由权力管束，所以台谏与疆吏相敌并不是一种应有的政治景象。但在一个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开始失序的时代之中，尊王出于言路，是以尊王只能靠义理，义理与“骄蹇”的对峙便成为那个时候常见和惯见的景象。从光绪初年到光绪中期，台谏指名纠弹督抚而为《东华录》所收录的，先后有王昕劾杨昌濬、张佩纶劾丁宝桢、张之洞劾刘坤一、吴镇劾丁宝桢、刘锡鸿劾李鸿章、文硕劾左宗棠、文硕劾杨岳斌、陈宝琛劾张树声、李肇锡劾曾国荃、德润劾李文敏、张观准劾涂宗瀛、陈启泰劾涂宗瀛、邓承修劾李瀚章、邓承修劾李鸿章、刘恩溥劾冯誉骥、张佩纶劾林肇元、周德润劾倪文蔚、赵尔巽劾左宗棠、邓承修劾裕宽、屠仁守劾卞宝第、秦钟劾潘蔚、孔宪谷劾陈士杰、张人骏劾陈士杰、叶荫昉劾鹿传霖、梁鼎芬劾李鸿章、蒋镇嵩劾卞宝第、刘纶襄劾倪文蔚、张廷燎劾裕宽、徐致祥劾张之洞、洪良品劾李鸿章、钟德祥劾刘秉璋、安维峻劾陶模、安维峻劾杨昌濬，等等。名列其间的张之洞本是清流里的健者，而一朝外放做巡抚总督，则滋味全变，转身之间也成了被弹击的人。这些奏疏都见于明发上谕，是皇帝所公布的。但明发上谕是一个有限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外，言路劾疆吏的奏章显然还要多。若加上合天下督抚为一类而通论之的纠弹文字，则会更多。在这种一劾再劾和此呼彼应里，光绪一朝疆吏中以强人和能人著时名者，很少有人能脱出罗网而身心俱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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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07 然而以义理与“骄蹇”相对峙，言官的纠弹大半都校正不了疆吏。沃丘仲子曾为董恂作传而侧写了京师达官为清流所苦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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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09 （董恂）接人鲜礼意，京师呼为董太师，拟之董卓，状其骄也。以户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群众子弟，好行不法，恒在倡寮捶楚游客。其次子，至为巡城御史朱潮所杖，讪谤大作，恂耻之。值议伊犁俄约，遂主战，冀附清议，而张佩纶拒之，屡被劾，乃乞休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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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11 “乞休去”是不得不去。他由傲慢自负而变为颓然废然，非常真实地反射出张佩纶笔底的锐利和身上的霸气。以这个例子做对比，则远离庙堂的疆吏虽多被弹劾，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进退行止却都不是言路所能够左右的。帝王居九五之尊，天然不会喜欢疆臣自立异同和各是其是，因此清流以尊王为大义本应能得时君之心。但疆臣的自立异同和各是其是都产生于一种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并且附着于这种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君权面对这种不平衡，却又无力重造出新的平衡。是以台谏把“曲为允从”看成异样，言之愤愤，而以帝王为立场，则是因为无力重造平衡，所以不得不以不平衡应对不平衡。由此产生的矛盾在于：清流手中的义理可以管疆吏的品性，但疆吏的“骄蹇”，毛病本来不关个人的品性。而在君权无法为权力结构重造出一种平衡的地方，义理也无法为权力结构重造出一种平衡。所以言路为尊王而与疆吏相敌，其一劾再劾同时要面对人君对疆吏的“曲为允从”和“督抚则积习相沿”，35 依然故我，并因此而两头不能着力。于是一种内轻外重不能不引出另外一种内轻外重，时人总括而形容之曰：“弹疆臣如撼山，参廷臣如拉朽。”36 对于尊王的清流人物群而言，这种对比里内含的是深深的挫折。而其间因挫而激，因激而僻，又常常会唤出意气，使言路与疆吏相敌之际，立论和推论都走向失度。随后是言路成了被申饬的一方：邓承修论中外赏罚失准而致疆吏“轻量朝廷”，诏旨斥为不实；文硕劾疆吏“各存门户之见”，诏旨斥为“任意吹求，措词失当”；黄体芳劾“李鸿章治兵无效”，忤旨左迁；梁鼎芬“参劾李鸿章，摭拾多款，深文周纳”，奉旨交部“严加议处”，37 等等。这种因尊王而受申饬的事说明：清流和言路在道理中，帝王在世局中，而世局的判断常常不能守道理。然而，申饬之后，清流和言路的弹击还会再起。就尊王的意愿而言，这种劲而且韧是没有结果的；但就尊王的本意而言，这种劲而且韧又是当日中国所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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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13 以尊王为旨意所派生的各种题目，使光绪一朝的清流和疆吏常常处在两端。相比于清流以督责为风节，从内战中崛起的那一代疆吏其实更多一点士人对士人的恕道。张之洞立庙堂之日曾劾两江总督刘坤一“嗜好素深，比年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彭玉麟与之筹议江防，颇为掣肘”。除了“嗜好素深”一节之外，这些文字描述刘坤一的负面都缺乏实证性和精确性，皆非刘坤一所能甘心收受。然而十二年之后，已经做了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被人弹劾而轮到刘坤一奉旨“确查”。以当日张之洞漫无边际的笔锋括扫为比衬，则刘坤一办“确查”，命意全在于举事实为洗刷，而后的复奏以“臣维张之洞学有体用，识达经权。仰蒙圣主特达之知，畀以圻疆重寄。该督系怀时局，力任其难”38 为总评，其中看不出一点旧日的芥蒂。同一类例子还有张佩纶会办福建防务而大败于马江，言路群起痛劾，而切齿之怒骂多出自本属旧识的清流。39 在一片骂声里有心为他留一点余地的，却是奉命查办的左宗棠和杨昌濬。结果是左宗棠和杨昌濬也被连累，受到诏旨“语多含糊”和“意存袒护开脱”的切责，并“传旨申饬”。40 身为疆吏，左宗棠和杨昌濬都受过清流和言路的弹击。所以，就个人而言，其“意存袒护开脱”与刘坤一为张之洞做洗刷一样，都可以看作心地之宽厚。然而这些人分别代表了彼时疆吏的典型和清流的典型。因此，在个人品性之外，他们又以自己的典型性为这一类人际之间的往来曲折提供了一种更富深度的说明，使人可以具体地看到，光绪一朝的士大夫，清流负天下之重望而以峭刻为群体形象；疆吏居天下之重心而以骄蹇为群体形象。其间的颉颃和忿争常常造成士大夫内里的激昂和紧张。但只要引发颉颃忿争和激昂紧张的题目仍然出自历史经验中的已有和固有，则士大夫群类便在整体上依旧共处于二千年儒学留下的范围之内，并因之而依旧共有着本源上的一致。所以，颉颃、忿争、激昂、紧张都不足以造成中国士大夫真正意义上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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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115 然而光绪一朝继咸丰、同治而来，洋务正在成为一世之要务。时当“万国梯航成创局”演为中国人的“智勇俱困之秋”，41 士大夫中的先识世变者不得不一个一个地卷入洋务，亟亟乎以借法图自强。但由借法自强引入的历史经验之外的东西，又在抉破二千年儒学留下的范围。而后形成的洋务与清流的对峙，便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中国士大夫的历史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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