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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1 铁良（何不设法用之）则吾见汪大燮（前英使）、孙宝琦（今德使）皆极称之，以为满人第一，且有心于上，最有才魄，诚可深结。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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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3 这些都是另有盘算，因此亲贵与名士相往还，显然是亲贵多曲就而名士多机心。然则受摆布的总是曲就的一方。由此积久，便使名士不能不重于公卿。当日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而手中的一点新知不够用来达意，遂别出秘计，“以书札”通问殷殷求教于新党中的名人。而后是正在海外做逃客的梁启超“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在晚清的最后几年里，梁启超虽然名在诏旨不赦之列，却常常要从事这一类深度参预朝政的工作，弄得非常辛苦。徐佛苏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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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5 当时清大吏不解宪政为何物，其馆（宪政编查馆）中重大文牍，大率秘密辗转，请求梁先生代筹代庖。尤可笑者，例如当年之法部与大理院两署，常争论权限，又皆无精当之主张，而两署皆分途秘求梁先生代为确定主张及解释权限，甚至双方辩释之奏议公函，均出于先生一人之手，而双方各自诩主张之精辟。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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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7 这种一人操纵两署的场面在事后追叙中成为“尤可笑者”，而当日却是士议鼓荡下权力和权威的脱节，其间正有着无穷的困殆。朝廷仍然拥有权力，但权威则已移到了另一群人手里。没有权威的权力是残缺不全的东西，因此在清末的十年新政里，官界中人由合群的自信不足到合群的自信崩溃，便成了一种清晰可见走势。与梁启超在海外作文章相比，时论举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为一类，统称“郑、张、汤三君在今日号能做事者”，或者“张汤郑当时”。这是那个时候的另一路名士。145 他们不作报章文字，然而“宣统末造，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设预备立宪公会，与启超互通声气”，146 他们又始终在士议鼓荡中穿走呼应，并各以长才而为人望所归。官界之敬视之与畏视之，犹在报馆名士之上。岑春煊主邮传部，曾保举郑孝胥做“丞参”而未能得其乐允，遂发急电相劝，其辞则有如哀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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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299 前得电，允践约，感喜交并。今忽悔约，何也？煊固褊急，然当谨佩良言，期先得众情之信，不敢孟浪。今请与公约，日后如违此言，即无以对公。惟旧病复作，重任又不能辞，焦急欲死。倘不以煊为不可近，乞速命驾。公慷慨尚义，相知有年，即不念私交，宁不念国事？又当此急而相求之际。煊纵极庸下，不可共功名，宁不可共忧患耶？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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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01 岑春煊在晚清大吏中以强悍为官界畏惧，也以强悍显个人特色，这一篇文字风格之弱是仅见的。因此，这种强悍人作求乞状引名士入官场，对应于名士以不入官场为自高自大，正显然地说明，此日中国已是官场失重而名士畸重。在一个名士政治化的时代里，名士不入官场并不是名士远离官场。甲午前后名士干预国政是诧异事，这个时候名士干预国政是分内事。曾为湖广总督佐幕的赵凤昌当日身在“郑、张、汤”一群里，常常要出入东南政潮。他后来追记往事，颇能写照畸重的名士臂力之足以远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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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03 日俄战争彼此力竭之时，日挽美国出而言停战议和，日俄各派专使就美之朴资茅斯订约。予意战地在我旅大东三省，和约倘涉及我疆域，我应干预。商之张菊生、小圃诸君，极以为是，即说之端陶斋、盛杏生，由盛并商吕镜宇诸公电枢省，告以美国转达日俄，许中国预闻和议。其时贝子溥伦赴美赛会过沪，拟请派就便至朴。伦亦以此举重要，愿膺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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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05 这一节历史故事发端于名士的爱国主义，于理极顺。然而以体制论等序，则端方是总督，吕海寰是尚书，溥伦是亲贵，并是后来的资政院议长，他们都属官场世界里的高高在上者。因此，这件事的首尾始末之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不在于爱国主义，而在于二三名士坐而论道，从容调度国事和外事，使总督、尚书、亲贵心悦诚服地一路跟着走。在这些情节里，官场与民间的那一条界限已是不甚分明的东西了。本来分明的界限变得不甚分明，显然是官界在后退中让出来的。这种退让，正是承认了名士伸手进入政事为理所应有和势所当然。赵凤昌的记叙里还有一段，说是“五大臣临行，合电张季直与予两人，大意某等学识庸，奉派出洋考查宪政，过沪时学商两界万勿有所举动，俟归国后考查有得，再与诸君快聚”。148 士议鼓荡各据学理，而后学理不仅有说服力，而且有劫持力。因此“学识庸”虽是谦辞，也是窒于学理的自惭形秽和委顿局促。在权力与权威脱节，因之官界中人由自信不足走向自信崩溃的过程里，这一类气短和气虚是常见的事。汪康年曾作笔记收录晚清官场社会相，其中一则说的便是官吏为士议所劫而懵懂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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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07 前十年皖人因拒俄会演说，而中间忽羼入革命话头，谓应先杀一城之官吏。此本极可怪，官将捕治，或为解始已，而令为首数人见安庆府太守谢。太守乃谓曰：“以文明程度论，将来自应有此一级，惟今尚非其时，君辈宜少安无躁。”此语在彼以为极时务极文明之话，而不知不值识者一笑也。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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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09 “安庆府太守”正在接受和相信的东西原是他根本弄不懂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努力学习。然而由此所得，不过是身在裹挟之中的不明不白和自言自语。由士议鼓荡造成风会所趋，风过草偃之处，留给那一代官界中人的是旧道理不敢用，新道理不能通。然则官界便成了当日中国最没有道理的地方。没有道理则四顾茫然，而后是那一代官界中人在历史记述中显得处处可笑。辛亥年南京尚未易帜，江督张人骏已“号于人”，申说“我作总督，糊涂而来，本无主见，今更一筹莫展，听诸君为之，但求送我至下关耳”。150 “糊涂而来”和“一筹莫展”，正表达了新道理和旧道理之间的四顾茫然。由此深思，则其可笑之中未尝没有一点个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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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11 从甲午前后到辛亥前后，脱胎于清流的名士群起于时世艰难之中，锲而不舍地在中国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言论界”。于是思想、学理、意见、愿望都能借助于文字而化作横议。这些东西大半以“东西洋”为来路，因此累积了半个世纪的东西洋的压力便非常容易地转化为言论界独有的压迫性。随后，晚清末期的历史遂变成“世局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的过程。151 这是一个用思想和言论改造了中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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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13 清流喜作侃侃高论。与之相比，名士营造报纸和报纸营造名士则以炎炎大言为其间之多产。大言动听，也多汗漫不知边际。而一旦信口开河，便成英雄欺人。当日梁启超以《时务报》得大名，但其下笔叙西国情事，却有时乎功夫全在过度渲染和放手虚构。留心掌故的刘体智曾举《变法通议》中的“凭空杜撰者”，特为择录而例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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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15 论学会云：“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矿学、商学、工学、法学、天学、地学、算学、化学、电学、声学、光学、重学、力学、水学、热学、医学、动植两学、教务等会。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会众有集至数百万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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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17 论译书云：“诸国都会之地，庋藏汉文之书译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国朝经说，猥陋如稗官小说，莫不各以其本国语言行流布，其他种无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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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19 其描述绘声绘色，各有种种细节的具体性以助成感觉上的可靠性。而比对事实，则前一段出自于夸张，后一段出自于臆想，都不是那个时候西方世界里的真相。其中的“数百万人者”和汉书西译的名目类举尤能见想象力之无拘无束。但读《时务报》的中国人是从梁启超的文字里初识西方世界的，以此为前提，他们心中的西方世界便只能是梁启超笔下的那个世界。所以刘体智言之感慨曰：“三十年前，昧于外务，群众心目之中，颇为倾服而与之俱靡”，遂成其以“匹夫之力，足以率天下趋于其所指引之地，使风气转移于无形”。152 《变法通议》为中国人倡改革，本以西方为样式。然而引“凭空杜撰”相究诘，则显见得这个样式的真实性从一开始就不大靠得住。当梁启超以“匹夫之力”转移天下风气之际，其实已经在做国人的导师；然而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其间的不相对称是他以二十五岁弱龄出场，已有的知识结构和学问的深度广度都还没有准备好做国人的导师。因此他言之滔滔的东西并不全是其已知和真知的东西。然则“俱靡”和“杜撰”的交相对映与彼此联结，便不能不成为以言论造时势的一种特色。《时务报》之后数年《清议报》继起，梁启超由斯时返视当日，已在深自愧疚，以为“今日检视其旧论，辄欲作呕，复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浃背也”。153 其自我批判显然要比刘体智的事后之论更多一点否定的烈度。有深自愧疚而后能广纳新知，比之渲染和臆想，已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然而身在日新月异之中，其导师生涯又不得不以边学边教为当然。他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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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21 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其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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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23 因此，这种边学边教的过程常常要纠错。“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154 这就使得新造的言论界同时又要充当思想试错的场地，“其指事责效之论，抚以自问，亦自笑其欺人矣”。155 当日名士营造报纸和报纸营造名士，其实都是名士和报纸的自我繁殖和近亲繁殖，而尤以“袭梁饮冰之绪余”156 为一时共趋。所以梁启超的自叙不仅在说一己之个人风格，而且在说群类共有的普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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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25 然则晚清最后十年的士议鼓荡，最能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因“稍涉其樊，便加论列”而见思想之多；因“模糊影响笼统之谈”而见思想之浅；因“前后矛盾”而见思想之驳杂。是以与鼓荡相伴随的，常常是浮嚣。而出现在这个过程里并以议论自立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守住主义和宗旨的一贯性，为彼时的言论界提供一点稳定。由变法而破坏，由破坏而立宪，由立宪而革命排满，由革命排满而无政府主义，一程与一程之间虽然壁垒分明并常相攻伐，而许多人都是可以出入无阻，来去自如的。章太炎从“客帝”转到排满；梁启超从排满转到“开明专制”；狄楚青从革命转到立宪；吴稚晖从排满转到无政府，等等。主义和宗旨多变，说明立言的人自己还没有想明白。但时当万言竞发之日，这种自己还没有想明白的东西又常常被急匆匆地变成报端的文字，用来吹动社会而影响别人。黄遵宪曾致书梁启超说：“吾有一三十年故友，谓公之文，有大吸力，今日作此语，吾之脑丝筋随之而去，明日翻此案，吾之脑丝筋又随之而转，盖如牵傀儡之丝，左之右之，惟公言是听。”157 于是梁启超流质多变，天下人也跟着流质多变。推到极端，便是“（梁启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158 当日清流立庙堂，奏折所要打动的是帝王一个人；此时名士作言论，报纸所要打动的却是世间之众人。然而立言的一方试错之后可以纠错，被牵来牵去的人心则一变之后已不可复原。这个过程说明读报能获得新学和新知；读报也能获得支离破碎和目迷五色。而支离破碎的新学是一种片面；目迷五色的新知是一种混沌。因此，比梁启超更懂西学的严复极不喜欢梁启超的西学，他说：“英人摩理有言，‘政治为物，常择于两过之间’。法哲韦陀虎哥有言：‘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直线。’任公理想中人，欲以无过律一切之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灾已不可救矣。”159 他着眼的也是被牵来牵去而不知所以然的众人。与后一个历史阶段里的知识人走向边缘化相比，晚清最后十年间的士议鼓荡，正显示了传统士人之近代化演变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知识人凌越庙堂与大众，岿然居于天下之中心的时期。但与这个过程相始终的思想多、思想浅和思想驳杂，又使鼓荡的士议久以纷歧舛错与多变善变为常态。由此形成的不相匹配非常明白地说明，当知识人越来越明显地居于天下之中心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缺少自主的理性，缺少立言的责任意识。以两千年历史为背景，两者都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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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27 在报纸初起之日，中国人沿用旧时名目，常常依然称之为清议。但名士营造报纸和报纸营造名士都发生在传统士大夫以议论做评判的范围之外，由此产生的舆论本自另成一路。所以执清议为范本以衡量舆论，便多见扞格。光绪末年，郑孝胥因“借赈之议”受《时报》、《中外日报》“大相攻击”，他致书报馆说：“报纸有担荷清议之责任，非报馆主人所得而私也，若滥用报纸之权以快私愤，毋乃为贤者之过欤。公等以论事意见不合，宜以私函往复，不宜登报宣布，使天下轻议我辈之价值。”160 若用这些道理叙述理想中的舆论，其实都不能算错，但以当时的中国而论，则舆论从一开始就不在理想的状态之中。旧日的清议能够成为天下之公议，全在于清议出自统一的观念而代表统一的价值。因此个体虽然各异，而清议则能以其统一的观念和价值维持评判和褒贬的统一。然而当中国人的自我形象破碎之后，统一的观念和价值也随之开始破碎。作为替代的东西，继之普照一时的西学自外而入，又各有流派。而后是士议转为舆论，不能不向西学讨观念和价值，与之为因果，则舆论以西学为谛义，也不能不各成流派。所以，晚清末期由报纸表达的舆论天然是一种不相统一的东西。不相统一的舆论未必没有真实和真诚。当日革命与立宪以文字相争斗，间杂忿詈丑诋，而陈天华的《绝命书》见之《民报》，正与《民报》做论敌的梁启超即明示敬服。使梁启超敬服的是陈天华的立诚。然而舆论各成流派之日，又正是知识人既少自主的理性，也少立言的责任意识之日，两者相逢于言论界，则不相统一的舆论更容易因没有章法而节节脱轨，变成可以操弄的东西。当日杨度在一封信里与梁启超议“开国会事”，其中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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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29 社会上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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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31 他极羡“排满革命”之“各异其言”，却能够“虽皆无理，而各有一方面之势力”，所以力主“我辈主张国会之理由”，也提炼“一语”以“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161 至民国元年，有心入伙政治的梁启超规划天下大势，也说过意思相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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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33 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产出健全之政党与否，此当别论。要之，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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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35 这两个人都是言论界的巨子。但一个说要把口号（“一语”）化作宗教，把宗教化作舆论，而后使“脑筋复杂者”变简单；使“脑筋简单者”跟着走。一个说要暗中制作舆论，明里服从舆论，自信可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比之当日因知识不够而凭空杜撰，这些一手提调都是在做操弄。而以戊戌年间“报馆为开民智之本”那一套道理相测度，则这种操弄舆论的办法显然是以民智不开为前提的。两者所构成的是一种悖反，然而两者都属于同一群人。其间的变迁以真实的矛盾记录了真实的历史，而舆论之不能同于清议也因此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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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37 当言论界里的巨子以操弄舆论为当然的时候，这些本以舆论为立身之地的人们其实已经失掉了对于舆论的敬意。而后，与郑孝胥讲的道理正相反，被称作舆论的东西常常要为“报馆主人所得而私”。辛亥革命前二年，章太炎与孙中山翻脸。斯时田桐主《中兴日报》，护党之心大炽，报纸之论说遂以“章炳麟叛党”为一时要目，而尤重于编说章太炎“与刘光汉、汪公权等谋充满洲鹰犬之秽史”。163 其间种种不真不实皆能以舆论之名流布，显然是出自“报馆主人”的意愿。与这种因政见而起的合群之私相比，京师里的报馆近官场，则多“网利”之私。《国闻备乘》说：报馆谋利，“凡攻人过恶，必先隐其名而微讽之，不动则甚其辞，直叙其劣迹；又不动则指其名而大骂之。故大官而有力者，其于报馆月必馈干修”。概而论之，自报馆风行，“善宦之人未有不联络报馆者”。164 这一类事多见于当日的众目睽睽之下，造成的结果是舆论与真相往往断脱。随后是没有真相的舆论成了不可相信的舆论。孙宝暄曾经以亲近报纸为乐事，而后来观感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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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3339 盖报馆者，主持天下之公论者也，然必访察明确，褒贬中理，然后为善者有所劝，为恶者有所惩。今其所指摘者，皆不根之谈，与实事相反，不知其所谓公论者安在，其所以有裨惩劝者安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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