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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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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极羡“排满革命”之“各异其言”，却能够“虽皆无理，而各有一方面之势力”，所以力主“我辈主张国会之理由”，也提炼“一语”以“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161 至民国元年，有心入伙政治的梁启超规划天下大势，也说过意思相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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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产出健全之政党与否，此当别论。要之，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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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都是言论界的巨子。但一个说要把口号（“一语”）化作宗教，把宗教化作舆论，而后使“脑筋复杂者”变简单；使“脑筋简单者”跟着走。一个说要暗中制作舆论，明里服从舆论，自信可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比之当日因知识不够而凭空杜撰，这些一手提调都是在做操弄。而以戊戌年间“报馆为开民智之本”那一套道理相测度，则这种操弄舆论的办法显然是以民智不开为前提的。两者所构成的是一种悖反，然而两者都属于同一群人。其间的变迁以真实的矛盾记录了真实的历史，而舆论之不能同于清议也因此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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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言论界里的巨子以操弄舆论为当然的时候，这些本以舆论为立身之地的人们其实已经失掉了对于舆论的敬意。而后，与郑孝胥讲的道理正相反，被称作舆论的东西常常要为“报馆主人所得而私”。辛亥革命前二年，章太炎与孙中山翻脸。斯时田桐主《中兴日报》，护党之心大炽，报纸之论说遂以“章炳麟叛党”为一时要目，而尤重于编说章太炎“与刘光汉、汪公权等谋充满洲鹰犬之秽史”。163 其间种种不真不实皆能以舆论之名流布，显然是出自“报馆主人”的意愿。与这种因政见而起的合群之私相比，京师里的报馆近官场，则多“网利”之私。《国闻备乘》说：报馆谋利，“凡攻人过恶，必先隐其名而微讽之，不动则甚其辞，直叙其劣迹；又不动则指其名而大骂之。故大官而有力者，其于报馆月必馈干修”。概而论之，自报馆风行，“善宦之人未有不联络报馆者”。164 这一类事多见于当日的众目睽睽之下，造成的结果是舆论与真相往往断脱。随后是没有真相的舆论成了不可相信的舆论。孙宝暄曾经以亲近报纸为乐事，而后来观感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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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报馆者，主持天下之公论者也，然必访察明确，褒贬中理，然后为善者有所劝，为恶者有所惩。今其所指摘者，皆不根之谈，与实事相反，不知其所谓公论者安在，其所以有裨惩劝者安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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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以比“外国报律”之严，而愈见“我国号称崇西法，报馆、学堂林立矣，而事事与人相反。人之视报馆轻，报馆之自视亦轻，故其主笔者，半皆无赖之徒”。165 这些话虽然推论归于刻薄，而由一个认真读报的人说出来，显然不能看作是信口雌黄。与孙宝暄评断相近而感触更深的还有熊希龄。他直接吃过“与事实相反”的苦头，并曾因此驰函《国报》的主笔，以“十三年前曾在长沙首创《湘报》，实为湘人办理日报之鼻祖”的资格，告以“鄙人不敏，窃有一言以规阁下，夫报馆者，国民舆论之利刃也，仁人义士持之，足卫国并以保民，若挟意气报私仇，持此以为凶器，复与独夫民贼何异”！166 天下人读报，所期望于舆论的是一种公共性，而可以操弄的舆论为报馆主人所得而私，最缺少的也正是这种公共性。前一段话所说的“不根之谈”和后一段话所说的“挟意气报私仇”都由此派生，而反映出来的却正是被操弄的舆论因过度操弄而自轻自贱。而后由舆论说到舆论的制作者，则“无赖”与“独夫民贼”无疑都是不可靠近的小人与坏人。从晚清末期到民国初年，一面是越来越多的报纸造出了越来越多的鼎沸和喧嚣，一面是对报纸和报人的厌恶比比而见。吴汝纶说“南中诸报客气叫嚣”；167 严复说“北京诸报，实无一佳”；168 章太炎说“今日报纸，皆天师符也”；169 辜鸿铭说“当日秦始皇所焚之书，即今日之烂报纸，始皇所坑之儒，即今日之烂报纸之主笔也”。170 其中的严复和章太炎都曾是昔日作过报章文字的人。这些人各有不同的经历并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而关注国运的意念相同，不喜欢报纸的态度也相同。其间的呼应，遂成为报纸之外的另一种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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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晚清《时务报》的万人景仰为起点，报纸播撒言论曾做成了晚清最后一段历史中的士议鼓荡。但由士议鼓荡开启的历史过程也在士议鼓荡中终止。从国人之导师到“无赖”和“独夫民贼”，不过十多年之间，报纸和舆论的声光都在自轻之和人轻之里剥落殆尽。随后名士营造报纸和报纸营造名士的时代也走到了尽头，继之而起的后一个时代里，知识人出名士之旧窠而自称“智识阶级”，与之相随的是报章也变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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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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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炎武：《日知录》，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7 年版，5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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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商务印书馆 1935 年万有文库本，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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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6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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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朱子全书》第 2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33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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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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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17—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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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 1985 年版，1374—13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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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末教案》第 1 册，中华书局 1996 年版，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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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欧阳修全集》上册，北京中国书店 1986 年版，4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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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凌霄一士随笔》（一），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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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引自朱克敬：《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岳麓书社 1983 年版，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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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瞑庵杂识瞑庵二识》，岳麓书社 1983 年版，10—11 页；《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上海书店 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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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清史稿》第 41 册，中华书局 1977 年版，12455、12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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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近代稗海》第 13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504 页；《花随人圣庵摭忆》，63 页；《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71 页；《见闻琐录》，岳麓书社 1986 年版，157 页；《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207—208 页；《近代稗海》第 1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266 页；《异辞录》卷四，上海书店 1984 年版，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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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清史稿》第 41 册，12457 页；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北京中国书店 1988 年版，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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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清史稿》第 41 册，124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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