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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饮冰室合集》第 1 册，《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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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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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梁启超年谱长编》，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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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忘山庐日记》上册，5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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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梁启超年谱长编》，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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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严复集》第 3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6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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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同上书，6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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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郑孝胥日记》第 2 册，10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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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4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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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梁启超年谱长编》，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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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见《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4 辑，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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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近代稗海》第 1 辑，308—3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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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忘山庐日记》上册，549—5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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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熊希龄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4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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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吴汝纶尺牍》，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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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严复集》第 3 册，6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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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4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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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清人说荟》，《张文襄幕府记闻》（下），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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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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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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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甲午年夏季日军在海路猝然动手击沉高陞号轮船，到乙未年仲春中日议定《马关条约》，短短九个月工夫，中国与日本已由暴力做尺度分出了胜负高低。而后是割地赔款与朝野震愕相对映，化为中国人“大野招魂哭国殇”1 的愤痛和哀痛。三十五年前，时人曾用“庚申之变”写照英法联军带来的沉重冲击，与之相比较，则此日以“国殇”为词说中日战争，对应的无疑是一种更深更重和更多亟迫的精神冲击。因此，当台湾守军与义民前仆后继，节节苦战于没有退路的绝境之日，庙堂之内的言路和庙堂之外的士议已在韩事催发的一路高亢之中共趋激越，化为桴鼓相应的万窍怒号和滔滔大波。其间枢府、总署忿争论事；翰詹科道交章论事；总督巡抚电奏论事；部曹京官呈文论事；各省举人上书论事，往往“激切惶惧”而“涕泗横集”，而所争都在“罢和议”与拒和约。2 三十五年以前，“庚申之变”直接震动了北京的朝廷和东南的疆吏，以此对照三十五年以后庙堂之内和庙堂之外的桴鼓相应，显见得中日战争的结果已在极短的时间里不仅搅动了上层士大夫，而且搅动了下层士人。出现于这个过程中的台谏、翰林五十七人“合词吁请特起重臣以维国脉”；翰林院中三十七人“联衔密陈”乾纲独断“速定戎机”；“译署章京五十六（人）连衔说帖”争和议；以及“湖南举人一百二十人合词请改和约”，江西举人一百二十人“合词呈诉”和约“误国病民”，江南省举人五十四人“公呈”和约之“必不可行”和十八省公车上书吁请“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等等，3 都在各申主张而前后相继，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蓬蓬然起于国难之中，非常明白地显示了清代二百五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士人由个体而聚群，又集群以议国事的声势。在刚刚战败的中国，这种朝野喧腾所到之处，都在使这场失败了的战争及其始末因果成为一世之横议层层追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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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朝变起”之初，“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4 以此比照后来的屡战屡溃和屡战屡溃之后的备受刲割，显然是“国人”大半都没有想到过这场战争会如此仓猝地输得一败涂地。作为一种对比，甲午后三年日本兵头神尾光臣至汉口游说，其间与中国人追论“朝鲜一役”，曾直言“不意贵国竟不能一战”，以至“挫衄不可收拾”。5 他用“不意”二字为辞，则说的是日本一方也没有想到过被当作对手的中国人会如此仓猝地输得一败涂地。因此以日本人的“不意”反衬中国人的不意，则曾经被“国人”和“廷议”当作“信可恃”的东西一定会变为“国人”和“廷议”最先讨问的起点。之后是一身承当了战争与议和两种责任的李鸿章遂为千夫所指，理所当然地成了众怒之所归和众恶之所归。当日的弹章纷纷然列举其“恶战主和”，“行私罔上”，“甘心叛逆”，“潜勾倭主”而“敢于犯天下之不韪”，共以“普天率土咸切齿于李鸿章之卖国”为一世之定评。更激烈一点的，还主张“枭李鸿章之首传示各省”。6 与这种一腔恚怒化作肆口痛詈的意气之词相比，其时翰林院修撰张謇的一折由倒叙光绪八年以来中、日、韩之间的一路纠葛入手，翻出种种旧事旧怨，然后牵引人物情节深作推论，并因深作推论而下笔尤见峻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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