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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见《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4 辑，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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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近代稗海》第 1 辑，308—3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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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忘山庐日记》上册，549—5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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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熊希龄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4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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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吴汝纶尺牍》，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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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严复集》第 3 册，6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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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4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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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清人说荟》，《张文襄幕府记闻》（下），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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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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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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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甲午年夏季日军在海路猝然动手击沉高陞号轮船，到乙未年仲春中日议定《马关条约》，短短九个月工夫，中国与日本已由暴力做尺度分出了胜负高低。而后是割地赔款与朝野震愕相对映，化为中国人“大野招魂哭国殇”1 的愤痛和哀痛。三十五年前，时人曾用“庚申之变”写照英法联军带来的沉重冲击，与之相比较，则此日以“国殇”为词说中日战争，对应的无疑是一种更深更重和更多亟迫的精神冲击。因此，当台湾守军与义民前仆后继，节节苦战于没有退路的绝境之日，庙堂之内的言路和庙堂之外的士议已在韩事催发的一路高亢之中共趋激越，化为桴鼓相应的万窍怒号和滔滔大波。其间枢府、总署忿争论事；翰詹科道交章论事；总督巡抚电奏论事；部曹京官呈文论事；各省举人上书论事，往往“激切惶惧”而“涕泗横集”，而所争都在“罢和议”与拒和约。2 三十五年以前，“庚申之变”直接震动了北京的朝廷和东南的疆吏，以此对照三十五年以后庙堂之内和庙堂之外的桴鼓相应，显见得中日战争的结果已在极短的时间里不仅搅动了上层士大夫，而且搅动了下层士人。出现于这个过程中的台谏、翰林五十七人“合词吁请特起重臣以维国脉”；翰林院中三十七人“联衔密陈”乾纲独断“速定戎机”；“译署章京五十六（人）连衔说帖”争和议；以及“湖南举人一百二十人合词请改和约”，江西举人一百二十人“合词呈诉”和约“误国病民”，江南省举人五十四人“公呈”和约之“必不可行”和十八省公车上书吁请“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等等，3 都在各申主张而前后相继，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蓬蓬然起于国难之中，非常明白地显示了清代二百五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士人由个体而聚群，又集群以议国事的声势。在刚刚战败的中国，这种朝野喧腾所到之处，都在使这场失败了的战争及其始末因果成为一世之横议层层追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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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朝变起”之初，“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4 以此比照后来的屡战屡溃和屡战屡溃之后的备受刲割，显然是“国人”大半都没有想到过这场战争会如此仓猝地输得一败涂地。作为一种对比，甲午后三年日本兵头神尾光臣至汉口游说，其间与中国人追论“朝鲜一役”，曾直言“不意贵国竟不能一战”，以至“挫衄不可收拾”。5 他用“不意”二字为辞，则说的是日本一方也没有想到过被当作对手的中国人会如此仓猝地输得一败涂地。因此以日本人的“不意”反衬中国人的不意，则曾经被“国人”和“廷议”当作“信可恃”的东西一定会变为“国人”和“廷议”最先讨问的起点。之后是一身承当了战争与议和两种责任的李鸿章遂为千夫所指，理所当然地成了众怒之所归和众恶之所归。当日的弹章纷纷然列举其“恶战主和”，“行私罔上”，“甘心叛逆”，“潜勾倭主”而“敢于犯天下之不韪”，共以“普天率土咸切齿于李鸿章之卖国”为一世之定评。更激烈一点的，还主张“枭李鸿章之首传示各省”。6 与这种一腔恚怒化作肆口痛詈的意气之词相比，其时翰林院修撰张謇的一折由倒叙光绪八年以来中、日、韩之间的一路纠葛入手，翻出种种旧事旧怨，然后牵引人物情节深作推论，并因深作推论而下笔尤见峻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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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既自负善和，必且幸中国之败，以实其所言之中；必且冀中国之败，而仍须由其主和，以暴其所挟之尊。即京朝官之尾附李鸿章者，亦必以李鸿章为老成谋国，展转相师；而李鸿章之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无一人焉以发其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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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幸中国之败”和“冀中国之败”刻画李鸿章，不能算是平情之议和平实之论，但时当“普天率土咸切齿于李鸿章”之际，却曾以其深文周纳的理路写照举世滔滔的心路，典型地表达了士议对于“善和”与“主和”的愤切。在相近的时间里，还有陈三立致电张之洞，“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8 他也想杀李鸿章，然而多年之后他为尊人陈宝箴作行状而及此一段史事，追述其父子之愤李鸿章，则此中因果又别成一派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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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生死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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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痛责李鸿章，但大约言之，“世所蔽罪”，是以“恶战主和”与“自负善和”为李鸿章之罪；而陈宝箴父子意中，却是李鸿章的罪无可恕并“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10 这种同起责难而又互相歧义共存于那个时候的士林横议之中，说明了战败触发的人心愤痛虽一时指目，都以李鸿章为集矢之的，而其间的各怒其怒，则又会非常不同。他们提出了种种问题，而其彼此扞格，又使李鸿章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当李鸿章议和归来到京师请安之日，光绪帝“先慰问受伤愈否”，之后心中的恼怒久郁一泄而言之激忿，“诘责以身为重，凡二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骏厉。鸿章亦引咎唯唯”。11 帝王以这种“词甚骏厉”的“诘责”面对面地追讨赔款、割地的责任，说明了深宫之怒同样指向李鸿章。但若以李鸿章在日本议和之日张之洞“使张佩纶电责合肥，比之崇厚，令其引咎，且急用补救之道。合肥复电曰，吾事事奉旨而行，与崇厚迥不相同”为回应12 的一段情节相对比，则李鸿章虽“引咎唯唯”于殿陛之前，对于光绪帝的“诘责”其实同样回答不了。而“唯唯”犹未终了，同一天又有“翰林院代递六十八人连衔折劾李鸿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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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贯穿于甲午、乙未之间，使李鸿章在朝野共诟里尤愆丛集，成了这场民族战争失败的因果之所在和否结之所在。而处尤愆丛集之中的李鸿章其时致书陶模别论因果，则言多屈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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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兄抚膺衰疾，蒿目艰虞，独居深念，仰屋窃叹，亦思竭囊底之智，以助局外之谈，然缕指陈，亦何以易群贤之所云耶。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船购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其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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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刚刚从战争与议和里踉跄走来的人，他由甲午战争之前朝局和政事的病象着眼，来追溯甲午战争的始末，未必没有种种可见的真实性；比之归胜败于一人之心术德性，又未必没有切近事理的深刻性。然而在他所追述的“十年以来”里，其自身又始终是久在朝局与政事之中的经营提调者和重心所归者，从而其自身又与各色病象长在内相依连而外相缠绕之中。旧史为他立传，说是：“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15 然则与之相对等并且相对应，便不能不是“万马渡辽河，千营溃一惊”16 之日对他的穷究深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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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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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李鸿章称为“谤书”的弹章和士议里有种种推度之论、臆想之论、片面之论和独断之论，因此其叙事和评说时或不能全合真相。然而在情节的真实和细节的真实背后，这种以其“二十年之久”的力臂远伸追问他在甲午乙未之间的“一旦有事”而“曾无一端”，则着眼于更富广度和深度的历史事实，为各自立论的弹章和士议提供了一种共认和共有的理据。它们比情节和细节更能说服人心和代表人心，因此，经历了九个月战争与议和的李鸿章就此连同一溃再溃的淮军一起跌落，被朝廷剥掉了“筹三省之海防”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也被朝廷剥掉了三十年来“中外系望”的居重之势。他后来奉旨“入阁办事”而不能管部，18 与旧时进京“东朝独对，北门集议，南苑阅兵，西郊警路”，而“冠盖酬酢，岁岁如恒”的“万端纷拥”19 相比，已近乎闲差。对于曾经“拼命做官”20 的李鸿章来说，这是一种“无从展布”。其间的落寞使他在“历聘欧美”的途中已有过“复命之日，即抗疏乞休”21 之想。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促成了李鸿章的仕路颠蹶，而在其一身之盛衰的背后和内里，则是由他所代表的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困顿支绌，在战争的震荡下走到了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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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的朝野之论里，与李鸿章同被士议痛詈的，还有深度卷入了战争和议和的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一道弹章说“外间之言，谓割地赔费各款，朝廷虽踌躇斟酌，而孙毓汶、李鸿章已画有一定不移之局，勿论如何亏损，期于无不曲从”，而“置皇上之天下于不顾”。22 另一道弹章说“徐用仪比附”孙毓汶，以与李鸿章相“表里”，尤属“无耻之甚”。23 由此形成的众声喧哗起于庙堂内外，遂致十一天之间孙毓汶致休，徐用仪奉旨退出军机处、总署。当时人总括而言之，称作“合肥罢权，孙、徐罢政”。24 之后的朝局，是半年以前刚刚重回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虽为中外所寄望，其实已“善病”而无复往昔之劲气，议政之际便常以“无所可否”和“语游移”25 为和光同尘；礼亲王世铎性惯附从；26 刚毅、钱应溥俱属新进，对比之下，则同在政府的翁同龢、李鸿藻为士议所共推而一时“人望所归”。27 其中翁同龢与光绪帝更近，又比衰病的李鸿藻更多影响君权的腕力。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进京面见李鸿章做深谈，在他记录的对话“要点”里，第一节便是“帝听信师傅翁同龢之话”。而李鸿章的“美籍秘书”白梯克（Pethick）以一个外国人的观察与李提摩太论中国政事，则直言“军机大臣翁同龢乃中国之实际皇帝”。28 这些话虽然出自外国人的转述，而以翁同龢日记中所录“每递一折，上必问臣可否，盖眷倚极重，恨臣才略太短，无以仰赞”29 做对照，显然并非游词无根。他所说的“眷倚”，自世人目之便是左右君权。因此，稍后张之洞与属员私议“都中事”，着眼处也在“常熟可谓有权，然其老谋深算，吾未能测也”。30 他所说的“有权”，应当是指孙毓汶和徐用仪相继出局之后枢府中的重心转移。甲申年（1884）盛昱因“法越构衅”而劾“枢臣怠职”，致“太后怒罢恭亲王奕等”，之后是政朝一时翻动，31 孙毓汶由此而入军机处，之后又在其中长久“主政”且权势灼人，32 因此甲午乙未之间的这种此消彼长便非常明显地成了十年以来的朝局大变。而本属儒臣的翁同龢遂为时势推挽，走到了权力的高处。李鸿章和张之洞的评论说明：由于他们同朝局的关系更密切，因此他们更关注朝局，并先知甲午乙未之际政府重心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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