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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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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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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甲午年夏季日军在海路猝然动手击沉高陞号轮船，到乙未年仲春中日议定《马关条约》，短短九个月工夫，中国与日本已由暴力做尺度分出了胜负高低。而后是割地赔款与朝野震愕相对映，化为中国人“大野招魂哭国殇”1 的愤痛和哀痛。三十五年前，时人曾用“庚申之变”写照英法联军带来的沉重冲击，与之相比较，则此日以“国殇”为词说中日战争，对应的无疑是一种更深更重和更多亟迫的精神冲击。因此，当台湾守军与义民前仆后继，节节苦战于没有退路的绝境之日，庙堂之内的言路和庙堂之外的士议已在韩事催发的一路高亢之中共趋激越，化为桴鼓相应的万窍怒号和滔滔大波。其间枢府、总署忿争论事；翰詹科道交章论事；总督巡抚电奏论事；部曹京官呈文论事；各省举人上书论事，往往“激切惶惧”而“涕泗横集”，而所争都在“罢和议”与拒和约。2 三十五年以前，“庚申之变”直接震动了北京的朝廷和东南的疆吏，以此对照三十五年以后庙堂之内和庙堂之外的桴鼓相应，显见得中日战争的结果已在极短的时间里不仅搅动了上层士大夫，而且搅动了下层士人。出现于这个过程中的台谏、翰林五十七人“合词吁请特起重臣以维国脉”；翰林院中三十七人“联衔密陈”乾纲独断“速定戎机”；“译署章京五十六（人）连衔说帖”争和议；以及“湖南举人一百二十人合词请改和约”，江西举人一百二十人“合词呈诉”和约“误国病民”，江南省举人五十四人“公呈”和约之“必不可行”和十八省公车上书吁请“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等等，3 都在各申主张而前后相继，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蓬蓬然起于国难之中，非常明白地显示了清代二百五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士人由个体而聚群，又集群以议国事的声势。在刚刚战败的中国，这种朝野喧腾所到之处，都在使这场失败了的战争及其始末因果成为一世之横议层层追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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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朝变起”之初，“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4 以此比照后来的屡战屡溃和屡战屡溃之后的备受刲割，显然是“国人”大半都没有想到过这场战争会如此仓猝地输得一败涂地。作为一种对比，甲午后三年日本兵头神尾光臣至汉口游说，其间与中国人追论“朝鲜一役”，曾直言“不意贵国竟不能一战”，以至“挫衄不可收拾”。5 他用“不意”二字为辞，则说的是日本一方也没有想到过被当作对手的中国人会如此仓猝地输得一败涂地。因此以日本人的“不意”反衬中国人的不意，则曾经被“国人”和“廷议”当作“信可恃”的东西一定会变为“国人”和“廷议”最先讨问的起点。之后是一身承当了战争与议和两种责任的李鸿章遂为千夫所指，理所当然地成了众怒之所归和众恶之所归。当日的弹章纷纷然列举其“恶战主和”，“行私罔上”，“甘心叛逆”，“潜勾倭主”而“敢于犯天下之不韪”，共以“普天率土咸切齿于李鸿章之卖国”为一世之定评。更激烈一点的，还主张“枭李鸿章之首传示各省”。6 与这种一腔恚怒化作肆口痛詈的意气之词相比，其时翰林院修撰张謇的一折由倒叙光绪八年以来中、日、韩之间的一路纠葛入手，翻出种种旧事旧怨，然后牵引人物情节深作推论，并因深作推论而下笔尤见峻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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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既自负善和，必且幸中国之败，以实其所言之中；必且冀中国之败，而仍须由其主和，以暴其所挟之尊。即京朝官之尾附李鸿章者，亦必以李鸿章为老成谋国，展转相师；而李鸿章之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无一人焉以发其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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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幸中国之败”和“冀中国之败”刻画李鸿章，不能算是平情之议和平实之论，但时当“普天率土咸切齿于李鸿章”之际，却曾以其深文周纳的理路写照举世滔滔的心路，典型地表达了士议对于“善和”与“主和”的愤切。在相近的时间里，还有陈三立致电张之洞，“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8 他也想杀李鸿章，然而多年之后他为尊人陈宝箴作行状而及此一段史事，追述其父子之愤李鸿章，则此中因果又别成一派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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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为李公解，府君曰：“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生死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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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痛责李鸿章，但大约言之，“世所蔽罪”，是以“恶战主和”与“自负善和”为李鸿章之罪；而陈宝箴父子意中，却是李鸿章的罪无可恕并“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10 这种同起责难而又互相歧义共存于那个时候的士林横议之中，说明了战败触发的人心愤痛虽一时指目，都以李鸿章为集矢之的，而其间的各怒其怒，则又会非常不同。他们提出了种种问题，而其彼此扞格，又使李鸿章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当李鸿章议和归来到京师请安之日，光绪帝“先慰问受伤愈否”，之后心中的恼怒久郁一泄而言之激忿，“诘责以身为重，凡二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骏厉。鸿章亦引咎唯唯”。11 帝王以这种“词甚骏厉”的“诘责”面对面地追讨赔款、割地的责任，说明了深宫之怒同样指向李鸿章。但若以李鸿章在日本议和之日张之洞“使张佩纶电责合肥，比之崇厚，令其引咎，且急用补救之道。合肥复电曰，吾事事奉旨而行，与崇厚迥不相同”为回应12 的一段情节相对比，则李鸿章虽“引咎唯唯”于殿陛之前，对于光绪帝的“诘责”其实同样回答不了。而“唯唯”犹未终了，同一天又有“翰林院代递六十八人连衔折劾李鸿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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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贯穿于甲午、乙未之间，使李鸿章在朝野共诟里尤愆丛集，成了这场民族战争失败的因果之所在和否结之所在。而处尤愆丛集之中的李鸿章其时致书陶模别论因果，则言多屈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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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兄抚膺衰疾，蒿目艰虞，独居深念，仰屋窃叹，亦思竭囊底之智，以助局外之谈，然缕指陈，亦何以易群贤之所云耶。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船购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其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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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刚刚从战争与议和里踉跄走来的人，他由甲午战争之前朝局和政事的病象着眼，来追溯甲午战争的始末，未必没有种种可见的真实性；比之归胜败于一人之心术德性，又未必没有切近事理的深刻性。然而在他所追述的“十年以来”里，其自身又始终是久在朝局与政事之中的经营提调者和重心所归者，从而其自身又与各色病象长在内相依连而外相缠绕之中。旧史为他立传，说是：“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15 然则与之相对等并且相对应，便不能不是“万马渡辽河，千营溃一惊”16 之日对他的穷究深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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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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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李鸿章称为“谤书”的弹章和士议里有种种推度之论、臆想之论、片面之论和独断之论，因此其叙事和评说时或不能全合真相。然而在情节的真实和细节的真实背后，这种以其“二十年之久”的力臂远伸追问他在甲午乙未之间的“一旦有事”而“曾无一端”，则着眼于更富广度和深度的历史事实，为各自立论的弹章和士议提供了一种共认和共有的理据。它们比情节和细节更能说服人心和代表人心，因此，经历了九个月战争与议和的李鸿章就此连同一溃再溃的淮军一起跌落，被朝廷剥掉了“筹三省之海防”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也被朝廷剥掉了三十年来“中外系望”的居重之势。他后来奉旨“入阁办事”而不能管部，18 与旧时进京“东朝独对，北门集议，南苑阅兵，西郊警路”，而“冠盖酬酢，岁岁如恒”的“万端纷拥”19 相比，已近乎闲差。对于曾经“拼命做官”20 的李鸿章来说，这是一种“无从展布”。其间的落寞使他在“历聘欧美”的途中已有过“复命之日，即抗疏乞休”21 之想。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促成了李鸿章的仕路颠蹶，而在其一身之盛衰的背后和内里，则是由他所代表的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困顿支绌，在战争的震荡下走到了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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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的朝野之论里，与李鸿章同被士议痛詈的，还有深度卷入了战争和议和的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一道弹章说“外间之言，谓割地赔费各款，朝廷虽踌躇斟酌，而孙毓汶、李鸿章已画有一定不移之局，勿论如何亏损，期于无不曲从”，而“置皇上之天下于不顾”。22 另一道弹章说“徐用仪比附”孙毓汶，以与李鸿章相“表里”，尤属“无耻之甚”。23 由此形成的众声喧哗起于庙堂内外，遂致十一天之间孙毓汶致休，徐用仪奉旨退出军机处、总署。当时人总括而言之，称作“合肥罢权，孙、徐罢政”。24 之后的朝局，是半年以前刚刚重回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虽为中外所寄望，其实已“善病”而无复往昔之劲气，议政之际便常以“无所可否”和“语游移”25 为和光同尘；礼亲王世铎性惯附从；26 刚毅、钱应溥俱属新进，对比之下，则同在政府的翁同龢、李鸿藻为士议所共推而一时“人望所归”。27 其中翁同龢与光绪帝更近，又比衰病的李鸿藻更多影响君权的腕力。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进京面见李鸿章做深谈，在他记录的对话“要点”里，第一节便是“帝听信师傅翁同龢之话”。而李鸿章的“美籍秘书”白梯克（Pethick）以一个外国人的观察与李提摩太论中国政事，则直言“军机大臣翁同龢乃中国之实际皇帝”。28 这些话虽然出自外国人的转述，而以翁同龢日记中所录“每递一折，上必问臣可否，盖眷倚极重，恨臣才略太短，无以仰赞”29 做对照，显然并非游词无根。他所说的“眷倚”，自世人目之便是左右君权。因此，稍后张之洞与属员私议“都中事”，着眼处也在“常熟可谓有权，然其老谋深算，吾未能测也”。30 他所说的“有权”，应当是指孙毓汶和徐用仪相继出局之后枢府中的重心转移。甲申年（1884）盛昱因“法越构衅”而劾“枢臣怠职”，致“太后怒罢恭亲王奕等”，之后是政朝一时翻动，31 孙毓汶由此而入军机处，之后又在其中长久“主政”且权势灼人，32 因此甲午乙未之间的这种此消彼长便非常明显地成了十年以来的朝局大变。而本属儒臣的翁同龢遂为时势推挽，走到了权力的高处。李鸿章和张之洞的评论说明：由于他们同朝局的关系更密切，因此他们更关注朝局，并先知甲午乙未之际政府重心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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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在权势减杀之中的李鸿章相比，对翁同龢作皮里阳秋之论的张之洞其实甲午乙未之后也在向高处走去。自同治末年曾国藩辞世，久做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二十年来一直是疆臣领袖。在国家权力下移的年代里，这是一种由事功、物望和声光累积起来的影响力和支配力。而此日李鸿章既已不再回任，则张之洞居长江中游而为士林注目归心，遂岸岸然有继之而起之势。乙未年谭嗣同叙述士人群聚都下，已概言之曰“主之者内有常熟，外有南皮，名士会者千计”。33 俱见其既有影响力，又有支配力。后来沈曾植致书汪康年论时局，说是“熟思世事，自非壶帅入都，殆于更无他法”。34 同时又有张元济致书沈曾植，称“南皮为今之伟人”；35 徐世昌致书杨锐，力言“自中日战后，合肥坐困，日本伊藤来京师，颇瞰中国无人。此时欲求抵御之策，非得南皮入政府不可”。36 这些议论所期望的“壶帅入都”和“南皮入政府”虽在当时并没有成为事实，而以其间的各自期许而共相推崇做度量，则显见得甲午之后的张之洞已一时声望四播，远出侪辈，与李鸿章曾经有过的“声出政府上”相去并不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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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和张之洞都出自清流，并因之而亲近清流，佑护清流和引重清流。因此，与甲申年的政潮起伏最终以政府摧折清流为了局相反，此日翁同龢在朝局里执政，张之洞京城外蔚为疆吏中的大佬，与之俱来并与之因依的，一定会是清流一脉在零落十年之后的磅礴重起。然而世移势迁之后，已今时不同往昔。相比于甲申以前的清流多以个体立言为各标风采，则这个时候清流之重起于甲午乙未，自一开始便以合众群鸣为特色和本色。与之对应，遂屡见其时议战议和慷慨愤厉，而产出的弹章和奏疏又大半以联衔为常态，往往一纸风雷，动辄可聚十数人、数十人。这种联衔会奏之一见再见和三见四见，说明了战争与议和牵动士人社会的人心，所以战争与议和便成了动员士人社会的题目，而后是朝士各依人脉分别集群，又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里相互合群。就其本义言之，集群和合群其实都是个体士人在时势震荡里的走向彼此认同和相互结伙。比之甲申之前的清流行状，这种局面已是别样境界，但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走向和局面，然后才可能有甲午之后清议的连绵不绝，以及清议连绵不绝中“京邸大僚之议论、翰林御史之条陈、外省督抚学政之文告奏章”的跟着走。因此，自士林中人看去，当日的言论之所起和言论之所聚已成“京中清流之局”。37 这个过程起于翰林、科道、部曹里品秩不高的京官，同时又一路引动和吸聚了京城之外的清流中人。而其中之能够号召当时而富有活力，并被一时目为“名流”者，则大半都各有渊源且各有归属。张謇后来说，时当风起云涌之日，他自己和汪鸣銮、文廷式、志锐等曾一同被目为“翁门六子”。38 以名责实，正所以见归属之亲疏容易演为宗派和门户。在“六子”之外，当日共指为名隶翁同龢门下的，至少还有“博雅”而“有远识”的沈曾植和他的兄弟沈曾桐，以及常常作弹章的丁立钧等等。39 而同属“名流”的黄绍箕、梁鼎芬、汪康年、陈衍、郑孝胥，以及邹代钧、吴樵、钱恂之畴，则以长江中游和下游为往来空间，大半都依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归属。而后是都中与京外虽各奉宗主，但两者同起于时势危迫之日，并因之而彼此皆能以同怀视之。是以当时都中与京外信函来去，常常见“芸阁”（文廷式）、“叔衡”（丁立钧）、“子培”（沈曾植）、“叔峤”（杨锐）、“节庵”（梁鼎芬）之间的声息相通和互相牵结。40 由此形成的人际勾连，因其身后的各有渊源已能上连庙堂和君侧，而在他们的四周，借助于过从交往的物以类聚和人以群分，又会汇集起更多士大夫中的一时胜流。41 于是一方面，由于他们各有渊源从而各有归属，所以，政局中的有力者翁同龢与张之洞会影响和导引他们，并因之而影响和导引那个时候的士林，他们也会影响和导引翁同龢与张之洞，并因之而影响和导引那个时候的政局；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能够上连庙堂和君侧，所以，他们在群谋国是的过程里筑成的人际勾连遂成了一种现成的路径，使士人中原本不在渊源之内和归属之内的急急乎进取者得以引为通途，借助于这种人际勾连而快步走近权力的高处。其间的典型便是自光绪十四年（1888）起上书皇帝、上书徐桐、上书曾纪泽，并曾谒翁同龢，“意欲一见”42 的康有为，一路叩门，一路碰壁。出都之日，遂愤愤然以“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43 写照一腔积郁。至七年之后的乙未九月，“康有为往金陵谒南皮制府”，据当日在场的黄遵宪说，为之“力为周旋”的便是归属于张之洞门下的梁鼎芬。盖梁鼎芬“与康至交，所赠诗有南阳卧龙之语”。44 然则“力为周旋”，说的正是有心要把康有为引到张之洞的身边和眼前。而此前一年言路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京中清流已群起施援手，“沈子培、盛伯熙、黄仲弢、文芸阁有电与徐学使琪营救，张季直走请于常熟，曾重伯亦奔走焉”。45 这些人大半出自翁同龢门下，其群起援手，说明了康有为已经被他们认作一路同道的人，而“张季直走请于常熟”，则又说明了这种人际勾连能够把康有为送到翁同龢的身边和眼前。有此汲引托举，而后是曾经一路叩门，一路碰壁的康有为才得以拾级而上，层层登高，终至叫开“帝阍”而一展怀抱，“扶摇九天”。46 在这种历史曲折和历史情节里，清流造就了本在清流渊源之外的康有为。而当梁鼎芬、沈曾植、盛昱、黄绍箕、文廷式、张謇先后与志在“尽涤旧习”以图“气象维新”47 的康有为互相趋近，并且一时同路之日，则曾经久被目为士人典范的清流群类显然已不再全是旧日模样和全守旧日范围了。就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而言，比之一人一身的叫开“帝阍”，这种典型的变化和群体的变化无疑更内在，并因之而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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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乙未之间，清流因议战议和而重聚重起，又因其领袖清议而主导了一时之评判、褒贬、追究、讨问，从而主导了天下之人心向背。其间愤怒化为激越，而指向所在，则与甲申之前的清流前后相接，共以尊王攘夷为一脉传承。然而评判、褒贬、追究、讨问虽以身当战争与议和之责者为特定的对象，但这个过程的牵连所及和层层切入，又一定会撕剥出中国社会的旧弊和时病。因此议和刚刚了结，翰林院里的奏折已在引“倭人变法未久，谂我不备，一朝入犯，自去岁至今三月，防剿诸军几于无战不败”为事实和反照，切论中国之“积为所弱”。48 稍后文廷式说“海内言治者，皆知中国积弊极深”；49 黄绍箕说“今海宇多故，时事孔艰，视康熙之治，固已远矣”；李岳瑞说“二百年来，官守成法，士耽俗学，习熟见闻，以为当然，塞聪蔽明，冥冥长夜，胥十八行省四百兆人而成为不仁之疾”，50 所指都是这种由“积”而“弱”。辛丑年李鸿章曾追论甲午中日战争，说是“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51 则以此比彼，显见得奏议里所说的“积为所弱”和李鸿章所说的“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指的都是旧弊和时病缠结之下的千疮百孔。两者之间的这种一致，说明了一场一败涂地的战争同时又以其一败涂地打穿后壁，使群聚于朝野之间痛詈李鸿章的清流中人也看到了李鸿章比他们更先看到的东西。比之以战争与议和的局中人为对手而穷究忠奸，这种由纵看“二百年来”为当日的中国诊病象，并持此为因果追索这场战争的胜败，其理路无疑已更深了一层。而时当战败之后，因战败的反照而为一世注目的种种旧弊时病，同时又因战败带来的结局而被拖入更深更苦的勒逼之中，并因此而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百端交困。张之洞说：“此次日本之和，与西洋各国迥异。台湾资敌矣，威海驻兵矣，南洋之寇在肘腋，北洋之寇在门庭，狡谋一动，朝发夕至，有意之挑衅，无理之决裂，无从豫防，无从豫料。”是以“以前例后，则此次议和，犹未和也”。三十五年以前，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办理抚局的奕当日曾在奏报里说：“自换约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并因此而初知西人之东来“似与前代之事稍异”。52 曾经以“前代”比附西人的中国人知道了西人与“前代”之不同，反映了其时由历史经验到时代意识的转变。所以此后三十多年的中西交冲里，中国人全力防堵的大半都在通商传教。但以此前三十多年比甲午乙未，则贯穿于中日一战之始末的，是日本既以割地为目的，又以割地为结果。比之通商传教，其要旨更在剖分中国。而后是三十多年前对于西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的判断，这个时候全都被日本人打破了。是以张之洞所说的“此次日本之和，与西洋各国迥异”正是以一种改变了的时代意识对应正在改变的时代。其间的“无从豫防”和“无从豫料”，又说明三十多年倾力经营“海防”和“塞防”之后，此日已近乎防无可防。而与之俱来的忧悸，尤在于外患之逼入都会化作对于中国社会更见凌厉的直接冲击和深度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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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款二万万，目前必系借洋款以应之，折扣之外，加以东西洋两层息银，至镑价亏累，尚难预计。即分数十年归还，每年本息亦须二千万两，势必尽以海关洋税作抵，而又提厘金、丁赋以足之。且洋人制造之土货概免厘金，此后国用更何从出？虽以白圭、墨翟之省啬，亦断不能省出此数；虽以桑、孔、王、杨之搜括，亦断不能括此巨款。百方掊克，以资仇敌，民穷且怨，土匪奸民借口倡乱，而国家以饷绌兵弱，威力又不足以慑之，是赔款之害，必由民贫而生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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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深重祸患，而远望来日，则祸患犹不止此，因此忧惶也犹不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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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设机器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历年总署及疆臣所力争弗予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倒均沾，外洋之工作巧于华人，外洋之商本厚于华人，生计尽夺，民何以生？小民积愤，断不能保相安无事。今日毁机器，明日焚栈房，一有他变，立起兵端，是通商之害，必由民怒而起外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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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数十年教案连绵不绝带来磨难连绵不绝之后，磨难便是心中的经验。因此，由这种通商化为制造，而致小民生计困厄做推度，则想得最多和想得最深的，便不能不是民间社会的不得安宁和中外之间的危机四伏，与之相连的俱是了无穷期的多灾多难。比之已经过去的三十多年，这些由日本人造成的变化虽然后起，对于中国人的生存世界而言却是一种更直入从而更具摧折性的蹙踏。而曾经学西方的日本之后来居上，又以其封豕长蛇之行在为西方做示范，使“西洋各大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加肆意要挟”，而后是“事事曲从则无以立国，稍一枝梧则立见决裂，是日本之和不可恃，各国之和亦不可恃矣”。53 对于中国人来说，由此形成的已是周遭四围重重而内外皆在穷境之中。这些文字虽然出于张之洞之手，却富有深度地代表了当日士人社会对中国经此一击，急遽沉降的整体认知。于是而有士人群体直面“中国神明之胄，几不得齿于为人类”54 的张皇和身逢“焚如之灾，迫在旦夕”55 的亟促，自庚申之变以来，中国人用“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五千年来一大变局”为极尽形容之词，以描述中西交冲所引入的前所未有。而此日孙诒让由“事势之危”与“世变之酷”56 相对举说前所未有；张之洞用“非常之变局”57 为刻画之词说前所未有，则都比前此三十余年的极尽形容更过了一大截。在他们那里，前所未有的“危”、“酷”和“非常”，其实已不仅是变局，而且是“危局”。之后，是“积弊极深”与“世变之酷”相逢于那一代为时势召聚起来的士人面前，使他们不得不在“世变”里先后走向力除“积弊”，并因之而不得不“变通成法”。58 汪诒年后来为汪康年作传，其中“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一节说：“吾国自甲午一战败于日本后，洞明时事之流，已佥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言变法。”59 作为那代人中的一员，60 他以“洞明时事”总括那代人认知的重心和要点，非常清楚地描画了“积弊”与“世变”交集之下，以“变法”求“图存”的思想逻辑和历史理由，逻辑和理由所表达的都是不得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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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乙未之际的中国，这种思想逻辑和历史理由，以及逻辑和理由中内含的不得不然，都是能够惊人之心、动人之心和犁然有当于心的东西。因此，在张之洞倡“变通成法”而“日以改革为急务”61 之日，刚刚奉旨巡抚湖南的陈宝箴同样心忧“国势不振极矣，非扫弊政兴起人材，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并有心就湖南“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62 同一个时间里，新疆巡抚陶模作奏议，也在以“天下事所当变通者”为主题而罗举多端，吁请“实力施行，以振人心而扶危局”。63 这些出自疆吏的筹想各自谋划时务，而其间之共有的和彼此相呼应的都是变法、“图存”和“危局”。同他们相比，被“眷依”的翁同龢身在朝局之中而常苦心长力绌，“自念以菲才当枢要，疆事如此，上无以对大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又“于讲帷则无补救，于同列则致猜疑，疾病缠绵，求死不得”，四顾局蹐，遂时有“悠悠苍天，曷其有极”64 的无穷苍凉。“以菲才当枢要”，说明他自知才识情性不宜于多难之世执政柄而为天下司命，而既已当枢要，则又不得不在多难之世里执政柄而为天下司命。若以此为本色与张之洞那样疆吏中久经世务的挥洒自如者相比，翁同龢显然不是一个长于展布而构想恢弘的人。然而甲午、乙未之际，他一路蹶竭，“穷力看《普法战纪》四本”，至“惫极矣”；又因汤寿潜“论时事极有识”而“招之来长谈”；之后“以陈炽《庸书》、汤震《危言》进呈御览”，等等。功夫都在旧日的见既见和闻所闻之外。65 《庸书》以“外患之与内忧，恒相因而相积”之理说“改弦而更张之”；66 《危言》以五十篇论天下之弊种种，而一以“穷变通久”为症结之所在和出路之所在。67 虽说两者都成书于甲午战前夕，但翁同龢关注、理解和接受它们以变法为主旨的论说则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助成了这种关注、理解和接受的，显然是他从战争的结局里看到的过去没有进入思想和视野的东西。而由“进呈御览”，又可见翁同龢手里的变法观念无须过渡便已能转化为直接影响皇帝的东西。对于翁同龢来说，这是真信；对于皇帝来说，这是开智。由于真信变法，因此翁同龢的日记里又有听美国人科士达（John Watson Forster）说“练兵”、“改西法”、“造铁路”、“赋税”，称“其言反复悚切”；听英国公使欧格纳（O’conor，Sir Nicholas Roderick）“深谈中国贫弱，他国有并吞之心”，并举“专图新政，期于必成”为归国之前“抒真心，说真话”的“临别之言”，自谓“譬如遗折，言尽于此”。称“其言绝痛”，引出“谓然而叹，知六合以外此理同矣”；听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和“变法”，称其“读书明理”，尤称“其言切挚”。68 这些外国人都在向中国人指陈变法，而“悚切”、“绝痛”、“明理”、“切挚”以及“六合之外此理同矣”，又说明他们的话翁同龢不仅听得仔细，而且听得动心。由于动心，在进呈中国人的变法论之后，他又曾一手包办地将李提摩太的变法论也进呈御览。69 自通籍以来，翁同龢立朝三十余载，既不喜欢变成法，也不喜欢外国人。而心中之好恶积之既久，一旦触发，便有甲午前九年游秘魔岩，指洋人所到之处为“腥膻狼藉”；甲午前八年春节“各国公使来拜”，则视同“一群鹅鸭杂遝而已”；甲午前七年见曾纪泽与西人交谈“作夷语”，又以“啁啾不已”相比方，70 等等。这些话言为心声，都在以刻薄见憎恶，与当日已经历时二十多年的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相对照，俱见其犹未走出深闭固拒。然则以前事律后事，则发生在翁同龢身上的这种从“鹅鸭杂遝”的鄙而且厌到“谓然而叹”的深被打动，以及从授帝王读经史到教帝王学变法，都醒目地显示了“世变”之下人的失路和人的变化。而同清流起家做疆吏，并因身做疆吏而在十多年里深度介入了洋务的张之洞比，显见得翁同龢更久于以不变应万变和更惯于以不变应万变。因此，作为士林清望，翁同龢的变化虽起于一人一身，却典型地反照了其时“世变”影响人心的程度，从而以其一人一身典型地表现了与之久相因依的清流群体精神世界蝉蜕的深度。有群体而后有主体，是以在汪诒年所说的“洞明时事之流”讲“变法”的过程里，与疆吏的条陈与枢臣的进呈同时出现，而又比他们更能引人注目并更能折射历史走向的，其实是清流之群起倡变法和清流之四出谋变法。乙未年中日议和，六个月之后，曾经力主拒和的文廷式已在奏议里引“大学之道，首重新民，春秋之义，必通权变”说世局，以痛论“时至今日”之“无可因循”。然后举“波兰、土耳其之事”为比，刻画万国“环而观我”之下的“迫不及待”，期能唤出帝王的“宸谟英断”，为“时势艰危”之世宏开“作新之功”。71 他向往的“作新之功”当然都是能够用来破旧法的东西。稍后又有王鹏运作奏疏，四顾“民穷国匮”而以“苟非时事所迫，人谁不欲习故安常”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理，并急急乎入手为当日的中国筹种种“变通之法”。72 在这些文字里，他用“时事所迫”四字作写实，所表达的丕变中国之想，尤能以其出自甲午以后的精神世界而真实地反映甲午以后的精神世界。同一年里，人脉属湖北的汪康年在东南聚合“同人”，于此“否剥已极之时”群谋弃去“故习”以“拯衰弱”。而尤信“开风气”可以造时势，“使天下人之心联为一心，天下人之气联为一气”。与立论于奏议，从而着眼于政事的文廷式、王鹏运相比，汪康年之筹变法而注重“开风气”，显然已更多地把中国“臻富强”73 的希望移向了社会一面。他们以各自的申说各论变法，而在那个时候的士人世界里，他们和他们的言论又都与四周的共鸣和共议常在彼此影响与交互感染之中，由此形成的既是一种“公卿谋于上而处士奋于下”74 的士议激扬，又是一种众声哓哓而混沌莫辨的沆瀣一气。张元济后来说“中日战败，外患日迫。忧时之士，每相邀约在松筠庵陶然亭集会，筹商挽救之策，讨论当时所谓时务西学。余亦间与其列。到者多一时名下，然毫无组织”。75 与之相对应的，是当日李提摩太在广学会作“年会陈词”，津津乐道“中东战后，京外大小各官，因地大十倍之中国，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也，莫不欲究其所以致此之故，求新之意，因此而起”。遂使广学会印行的译书由“人鲜顾问”一变而“几于四海风行”。之后又列举 1893 年“收书价洋银八百余元”，1895 年“收书价洋银二千余元”，1896 年“收书价洋银五千余元”为实证，以其前后的悬殊说明士大夫思想变迁的急迫和剧烈。如果把当时书商盗印的数目也算进去，则其销行的规模还会更加可观。76 张元济说的是京城士林，李提摩太则统括京内外士林而言之，其范围又大了许多。这些人以他们的存在和倾动，为张之洞的条陈、翁同龢的进呈以及文廷式、王鹏运、汪康年的议论提供了一种广袤的底色。而倾动同时又是摄动，所以，在彼时名属清流的大佬里，李鸿藻一生“重老成”，77 而当士林的“求新之意”走向高潮的时候，则李鸿藻的门下也卷入进来，攘臂而作。78 这个过程由清流发端，又由清流主导，而张元济以“时务西学”概括“一时名下”的“忧时之士”；李提摩太以“求新之意”概括“京外大小各官”，则说的都是这个由清流发端和主导的过程里变法与“求新”相表里，“求新”与“西学”相表里。因此，乙未年夏季京师立强学会，便因其多属“台馆诸臣”79 的清流渊源而一头连着守儒学本分的李鸿藻、翁同龢、孙家鼐；又因其“求新”于西学而另一头连着职在传教同时兼作策论的美国人李佳白和英国人李提摩太。在时势的映照之下，由此显出来的已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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