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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清碑传合集》（四），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8 年版，3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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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4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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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27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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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同上书，27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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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同上书，29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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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4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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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翁同龢日记》第三册，1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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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同上书，第四册，2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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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599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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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翁同龢日记》第六册，3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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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清史稿》第四册，9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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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599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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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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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近代稗海》第一辑，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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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近代名人小传·官吏》，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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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清实录》第五十七册，599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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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7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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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同上书，第二册，1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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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1900 年：新旧消长和人心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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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年是 19 世纪的最后一年，以世路蜩螗说人间景象，也是近代中国不宁的一年。从春夏之间开始，“灭洋”、“勤王”、革命次第起于华北、华中、华南，各立宗旨以聚群体，在血色中生，又在血色中没。由此牵出的沤浪相逐使中国社会在连串的历史冲突中一路颠沛。太后、将相、疆吏、志士、民众、党人都卷入动荡的旋涡之中，先后成了造时势的人和被时势摆布的人。这一年岁在庚子，在它留下的多事之秋里有许多人物和场景都不会被湮灭，而北方的义和团与长江流域的东南互保则是这一年里以一方之力拽动天下者。它们由不同的抱负而走向不同的结局，并以各自的结局影响了继起的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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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交冲六十年之后，义和团蓬蓬然起于山东直隶。由此汇聚的万千“拳民”都出自下层社会，他们在西潮冲击下的经济改组过程里备受磨难，一群一群地成了失所依附的人；又因西教浸逼所促生的文化冲突和利益冲突而怨忿日积，一群一群地成了民教争斗中的发指眦裂者。因此，汇聚了这些困蹇人口的义和团，同时也汇聚了他们背负的磨难和怨忿。而后久蓄于一身一心的磨难和怨忿便合群泄出，化为喊声与回声交作的“仇洋”和“灭洋”。当四方拳民向京城涌去的时候，愤火所驱，往往群自为战，毁电杆、拆铁路、焚教堂，并且由物及人，围追堵杀大毛子、二毛子。怒气与戾气勃勃然交杂地漫延于庚子年间的华北，显示了下层社会对西潮迫来的激烈回应。时当列国环伺，在他们为命运抗争的群起一决之中，正包含着民族抗争的历史内容。然而一时汇聚的拳民大半是从旧的生产方式中走出来的，这种生产方式所构筑的那个世界正在社会变迁中碎裂，但那个世界又是他们安身立命和血肉相连的地方。所以，万千拳民的“仇洋”和“灭洋”不能不以回归旧的生产方式为出路。他们容不得教士，也容不得已经融入新生产方式的“南人”。1 后来李大钊曾以经济说因果，由义和团的猛烈排外而直言其对于“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2 溯其本义，“反动”正是在抵拒中走向回归。由于抵拒和回归联为因果，激起于“外人逼我甚，民情益愤”3 的义和团从一开始便非常明白地以守护传统为自觉意识。三十年以来，中国士大夫因自强与变法而新旧交争，又因新旧交争而人以群分。因此，下层社会执排外以卫旧序的万众激越一定会与士大夫中的固守旧物者发生感应，并使其中最否塞的一部分人岌岌乎跃入万众激越的猛烈排外里。于是，曾与开新久相对峙的守旧一方随之而声势盛涨，在夏季的北京成了支配朝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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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北在“灭洋”与卫旧的斗杀声中四面动荡的时候，南方的疆吏与士夫绅商们却别有怀抱地冷眼远看，并由冷眼远看而联手相结，同“沪上各国领事”和列国“来华水师提督”立约，议“互保东南、不犯长江”。4 诏旨严催天下督抚“杀洋人”，以此对比长江流域的中外互保，则后者显然是对于朝局的遥相颉颃。三十年之前，内战还没有止息，而效西法以图自强的洋务运动已在外患的逼扼下发轫于东南。由此作始，日后的岁月里，东南遂成先入中西交汇的区域。西来的形而下和形而上在这里催发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节节嬗递，造就了开新的人物与思潮。在这个过程中累积起来的物质和精神，常常使新旧之争与南北之分交叠在一起。因此，庚子年间长江流域的中外互保虽然旨在“留东南以救社稷”，而由此形成的南方颉颃北地，则显然地昭示了三十年新陈代谢之后的分化和分野。合力肩撑东南互保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之声气相通的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奔走指画于其间的盛宣怀、赵凤昌、沈曾植、汤寿潜、张謇、何嗣琨、沈瑜庆、陈三立、施炳燮、汪康年等等，大半都属自强变法和维新变法的局中人与同路人。虽说自强维新各成一段，但在三十年新旧嬗递之中它们都同出一脉并前后相承，面对华北的万千义和团拳民，两者之间的界限其实已经非常模糊。这些人因东南互保而联类相聚，其心同此理的识断正代表了中国社会里与开新结缘的人物、群体和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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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世纪的中国，开新与守旧都饱含着与世运相连的苦心和忧患，其间的分界未必没有一点同一。然而从戊戌之秋到庚子之夏，前者与后者已经由论争而角抵，并在角抵中牵动杀机越走越远，不复能以语言文字相沟通。积久的新旧之争因之而在激化中达到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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