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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430 页；《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3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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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与同志书》，《游学译编·二》第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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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430 页；《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419、6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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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五集，432 页；第四集，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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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四集，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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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圮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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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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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年 12 月 3 日（光绪三十四年旧历十一月初十），三岁的溥仪在紫禁城太和殿成为清代最后一个皇帝。当天，诏书告天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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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行皇帝临宇天下三十有四年，宵衣旰食，勤求治理，上禀孝贞显皇后、大行太皇太后慈训，简任亲贤，抚绥区夏，维新政治，中外同钦。方期景祚延洪，及时布宪，乃圣躬弗豫，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龙驭上宾。钦奉遗诏，祗尊大行太皇太后懿旨，以朕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入承大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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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所表述的当然不是历史的细节。半个月之前，西太后在颐和园度过了她七十四岁的生日，而后患痢疾卧病不起。十天之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下旨立嗣。接着，光绪和慈禧在两天中相继去世，留下了一个让后人久费猜详的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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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咸丰崩殂之后，继位的新君一个比一个幼小，而他们面对的则是越来越近的日落黄昏。时至光宣之交，两者的对比愈益鲜明，显然不会催生出人心中的憧憬。半个世纪之后，当日在啼哭声中登极做皇帝的溥仪，用一种自我调侃的笔意写出了登极的历史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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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是在太和殿举行的。在大典之后，照章先要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叩拜，然后，再到太和殿受文武百官朝贺。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了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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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摄政王之间的对话使人听了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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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窃窃私议起来了：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说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啊？……一切的议论都是垂头丧气，好象都发现了不祥之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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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疑虑本来出自附会和臆想，然而后来三年的历史似乎一步一步地应验了太和殿上的对话和太和殿下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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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644 年摄政王多尔衮率兵入关，逐鹿中原，底定东南算起，爱新觉罗氏君临中国已有二百六十四年了。18 世纪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父子祖孙前后相继，以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烘托了“推校往古，无有伦比”的乾纲独断之局。自 19 世纪开始，天下渐入“四海变秋气”。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积六十余年之久由衰世演为乱世，并侷蹐于内忧外患交迫之中，从中世纪走入近代。随后的同光两朝，当时称“中兴”，而本来属于皇帝的君权则被移入了珠帘背后，使西太后以一身执国家政柄垂五十年。五十年政潮起落铸造出来的积威是一种沉重的镇慑力，当这种镇慑力随西太后的疾终而突然消失之后，后起者所面对的便是权力构造中的一大片空白。被推出来填补这片空白的，是宣统皇帝的生父载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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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之初，朝廷曾颁布监国礼节总目十六条，赋以无上的权限。凡宪法纲要所规定的皇帝大权，自黜陟赏罚、军国政事，到聘使立盟、和战大计，皆由摄政王一手裁定，以谕旨宣示施行。事有须请皇太后懿旨者，则由监国摄政王面请施行，他人不得擅请擅传。3 这些设定的权力意在造出一种制断天下的态势。然而在王府中长大的载沣比不得铁马金戈中长大的多尔衮，他对一夜之间归他所有的那些权力其实非常陌生，因此，举手投足之间常常显得不内行。后来做了溥仪“师傅”的英国人庄士敦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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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载沣）真挚，力图以无力和无效的方式愉悦每个人，却难以达意。办事畏手畏脚，全无条理，完全缺乏能力、意志和勇气。有理由说明，他身心俱萎靡不振，对危急的局势无能为力。既无基本计划，又被琐事纠缠。在他成为摄政王之后，周围的阿谀者使其固执己见，而这又几乎总是错误的决断。在与醇亲王密切联系的几年当中，他那危及帝国和儿皇帝利益的办错事、走错路的致命脾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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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王的庄士敦以一种包含着同情的责备描述了摄政王在权力丛中的手足无措。在他眼中，载沣显然是个被放错了地方的人。作为宣统皇帝的生父，庙堂内外期待着载沣踔厉专辄，威行四方；但作为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沣又是从小在谦退自敛的桎梏中被畏荏喂大的。两者之间的矛盾造出了一个庸懦的监国，而要追述这种矛盾，则需从上一代人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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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光的九个儿子当中，除第四子奕做了皇帝外，在晚清中国历史上留下痕迹的还有六子奕和七子奕。恭王奕的痕迹在政事一面，醇王奕的痕迹却大半留在帝王的家事之中。当十八岁的同治“六脉俱脱”，龙驭上宾后，西太后选醇王子载湉为嗣皇帝，宣诏之日，奕惊惧交加，“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5 痛哭昏迷，都出自心悸。在西太后的手掌笼罩之下，以臣子而兼作皇帝的生父是一种祸福不由自主的事。因此，曾一度热心朝政，有意和六哥比身手的奕，一夕之间雄心全消，转以壮年之身哀词求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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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昊天不吊，龙驭上宾，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触犯旧有肝疾，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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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罢一切任职”，自号“退潜居士”。他后来虽一度与闻军机处事务并总理海军衙门，而严畏殊常，“太后提用筹备海军之积款以大兴土木，（醇）王不敢违”，及“赴烟台阅海军，懿旨赐乘杏黄轿，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7 留下的不是事功而是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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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写照了一种长久不弛的精神疲惫。自载湉入继大统，做了光绪皇帝以后，奕为“避本生擅权之嫌”而活得非常谦卑谨慎。他在战战兢兢中过了十六年，死的时候只有五十一岁。然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与君权委实贴得太近，因此在死后还有过一场风波。王照作《方家园杂咏纪事》，叙述说：“内务大臣有英年者，兼步军总兵，素讲堪舆，尝为太后择定普陀峪万年吉地，急谋升官，乘间献媚太后曰：醇贤王园寝有古白果树一株，高十余丈，荫数亩，罩墓上，按地理非帝陵不能当。况白果白字，加于王字之上，明是皇字，于大宗不利。应请旨速伐此树。太后曰：我即此命尔等伐之，不必告他。他即上也。内务府诸臣虽领懿旨，未敢轻动，同往奏闻于上。上不允，并严敕曰：尔等敢伐此树者，请先砍我头。诸臣又求太后，太后坚执益烈。相持一月余，一日上退朝，闻内侍言，太后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贤王园寝矣。上亟命驾出城，奔至红山口，于舆中号啕大哭。因往时到此，即遥见亭亭如盖之白果树，今已无之也。连哭二十里，至园，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方斫其根。周环十余丈挖成大池，以千余袋石灰沃水灌其根，虑其复生芽蘖也。诸臣奏云，太后亲执斧先斫三下，始令诸人伐之，故不敢违也。上无语，步行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8 这个故事一定会给醇王府人的心头留下一种沉重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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