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4433 然而传统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与选官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梁启超曾概括而言之曰：“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入翰林。”26 由童生而成生员（秀才），称作“进学”，然而身列庠序又是一种功名。此后的读书、应试都在科举制度的笼罩之中，教育和仕途成了剥离不开的东西。因此，以“肄习西学”为目的的育才兴学虽以改革教育为宗旨，而一旦施行，则不能不与选官的科举制度相牴牾。“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科举与学校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程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才；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是以“人见其得之易也，群相率为剽窃抄袭之学，而不肯身入学堂，备历艰苦。盖谓入学堂亦不过为得科举地耳，今不入学堂，而亦能得科举，且入学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科举，又孰肯舍近而图远，避易而就难？”27 这种矛盾在上个世纪的戊戌变法期间已引发过开新之士的滔滔议论，至 20 世纪力行新政而广开学堂，则科举制度已成为兴学的一种直接阻力，两者之间不能相容。主持新政的廷臣和疆吏们虽大半由科举起家，这个时候却纷纷成了力倡“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的人物。他们的奏议一次比一次急迫，至 1905 年，遂有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会奏，以科举“阻碍学堂、妨碍人才”，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于是，自隋唐以来行之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便在“时局多艰、储才为急”的催逼下，被一纸诏书所废。乡试、会试、科考、岁考都随之“一律停止”。当此之际，君臣都相信“三代以前，选士皆由学校，而得人极盛，实我中国兴贤育才之隆轨。即东西各国富强之效，亦无不本于学堂”。28 被西学理想化了的“三代以前”与“东西洋各国富强之效”联在一起，助成了新学堂战胜旧科举。就近代中国新陈代谢而言，这是一个汇数十年变革之势，如悬崖转石，不达于地不止的过程。然而当中国人为了回应西潮而一步步抛弃科举制度的时候，最先挟西潮汹汹而来的英国人，却已接受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建立起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以此量彼，可谓因果各异。

1703044434

1703044435 科举制度既废，则利禄之途便移到了学堂之中。自分科大学、高等学堂至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中学堂，“朝廷皆明悬章程，以进士、举人、拔贡、优贡、岁贡分等差，奖励出身；并各授编修、检讨、庶吉士、主事、中书、知州、知县、州判、府经、主簿、教授、教谕、训导”。时人谓之“既予以科举之虚名，又重以职官之实利”。29 有此诱导，此后的五六年里，学堂与学生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茁长于东西南北。官家办学以外，还有许多私人斥资兴办的学堂。据《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所列，至 1909 年，各省的学堂及教育处所合计已达 58896 所。30 比之 1905 年的 8277 所，所增过六倍。而集聚在这些学堂中的学生已多达 1626720 人。与学堂之盛相对应的，还有“游学”之旺。由于新政旨在以“西法”整顿“中法”，是以晚清最后十年中，“疆吏之奏新政者无不以游学为言”，并竞以仕路捷径相酬。31 1903 年，《游学译编》已有《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谆谆开示说：

1703044436

1703044437 当今科举，作为三届裁完。已中式之进士，须入大学堂卒业，然后选官。向之极慕恋之科举的虚荣者，今已为蕉梦矣。而出洋学成，量与出身，已见明谕。宦达之路，利禄之路，学问之路，名誉之路胥于是乎在。我父老试思：与其以家居求之也，较之航洋求学者之进取为何如？夫得一秀才，得一举人，得一进士翰林，无论今日已作为废物，即前此又有何实际？有何宠荣？而或有掷千金以买秀才，掷万金以买举人者，不得则大痛焉。今出洋求学可得富贵名誉，较之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不能必得，得之亦为侥幸，而又与学问无关系者，相去远矣。32 

1703044438

1703044439 留学因之而成为一种能够兼得新知与实利的事业。由此促成的留日高潮，曾在五六年间造出了万余名到日本学新法的留学生。遂使彼邦中人目击“清人纷纷负笈来学”而踌躇满志：“昔日我学于彼，而今日地位逆转，此实我国之荣誉。”33 在兴学过程里作育出来的众多学堂中人和游学之士大半刚刚从传统士人转化而来。然而与传统士人相比，百万学生因求学而聚合，由聚合而呼应，显然正在形成另一种社会群体。他们学到的新知识常常很快地化为评判时代的激扬文字，并由议论而演生出大大小小的宗派和团体。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都成了官界控驭不了的东西。

1703044440

1703044441 当兴学的时潮急匆匆地移掉了科举制度的时候，日俄战争的刺激正在把新政的兴革引向国家的政体。时人说：“日俄一战，其胜负之原，千因万果，殆非常智所能窥，而以至简单之言断之，则惟可谓之专制不敌立宪已耳。自有此说，而言者益坚，听者益悚。”34 虽说立宪之说在上个世纪已经出现在中国人的议论之中，但在当道的眼里最初却是“肆为簧鼓”的东西。迨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俄国，报章论列率多以优胜劣败，物竞天择之理诠说两者政体，往往倾动官界中人。“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奉使法国的孙宝琦“首以更革政体为请”，随后，疆吏之有力者以立宪入奏，“而枢臣懿亲，亦稍稍有持其说者”。35 当权的官僚先后奏疏敷陈立宪，形成了一种以臣子议君权的局面，比之江楚会奏三折里的主张，更多地显示了“时局阽危”之下变法的炙急和亟迫。立宪的魔力在官场之纷然应和中被越放越大。于是而有 1905 年冬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和 1906 年夏秋之交诏书宣告“仿行宪政”。官界立宪言论哄哄然起于一时，然而能够真知立宪本义的人们其实并不多。考察过西洋政治的载泽是亲贵中的热心言宪政者，他曾作《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力言“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有利有最重要者三端”：

1703044442

1703044443 一曰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一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为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和平之邦交，大利二。一曰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之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36 

1703044444

1703044445 这些话说的都不是立宪的道理，而是内忧外患交迫之下取舍抉择的利与害。因此，自诏书告天下以“仿行宪政”之后，晚清最后的五年岁月里，一面是朝廷改旧官制，开资政院，设咨议局，办地方自治，以一种极快的速度仿制出立宪国家中的许多构造，“凡政府一举一动，皆纳入于筹备宪政之范围中。”37 一面是朝廷以利害制约宪政的内涵和外延，力申“勿挟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嚣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38 这种包办立宪之势使仿制出来的东西常常要在权力的勒限中走样，“听其言则百废俱举，稽其实则百举俱废”，39 骎骎乎因果相悖，“北辙求南，愈趋愈远”。40 前一面以改作旧制移来了种种君权的异体，使二千年来的乾纲独断之局和外洋传来的天演公理同处于一室之中而相互颉颃。由此促成的变化一定会动员社会，于是，“民气日益发舒，舆论亦渐成立。比年以来，政府举措有不当于民意者，舆论得挟其所见，起而与之抗争。虽以政府之腐败，官吏之专横，亦且慑于众议，不能不屈己以从众。”41 与雷霆雨露皆天恩的时代相比，其进化之迹是确然可睹的。然而后一面则执守“采列邦之法规，仍须存本国之礼教”，自上而下地为变政立界，“深恐谬说蜂起，淆乱黑白，下陵上替，纲纪荡然。”由此产生的“民情不可不达，而民气断不可使嚣”，42 对自下而上的“民气日益发舒”，又正是一种直截的阻遏。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前所未有的社会进化与前所未有的社会争斗交相舛错，于是，清末新政因筹备立宪而达到高峰，也在筹备立宪的过程中放出了决堤的洪波。

1703044446

1703044447

1703044448

1703044449

1703044450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1703041473]

1703044451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三

1703044452

1703044453 庚子与辛丑之后，张之洞曾说过：“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43 “残局”一词写照了民族危机压迫下的困厄，而与之相对待的“变西法”一语则意在借社会改革作图存之计。但为“救残局”而“变西法”，则融旧铸新之际牵动的都是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诏书和奏议所预想的图存之计，常常在施为政事的时候被一层一层私欲截补增删而面目大异，演为利益与利益的冲突。致“百改革而百无功，万事并作，而亦旋堕于冥昧”，往往“民穷财尽，上下交乏”。44 因此，催发于民族矛盾的十年新政，反过来又成了促生和激化社会矛盾的一种历史过程。

1703044454

1703044455 1907 年，江苏巡抚陈夔龙作奏议，由“民气日嚣”说到“民生日困”，而后以“征敛无度”为忧：“慨自甲午而后，继以庚子之役，偿款数钜期迫，财力竭于外输，其原因一也。内外亟图自强，百度同时并举。他不具论，即练兵、兴学两大端，岁支之款殆不可以数计，其原因二也。各省筹款之法，不必尽同，要以征榷为宗，说者每谓征榷取之于商，固胜取之于农，不知商人重利，断不肯坐受亏耗，于是加其售价以取偿，而四民胥受其累矣。”新政以变西法图自强，然而当纸面上的议论转化实际过程的时候，则“悉索之物力有限，而推广之经费无穷”，脚下的每一步路都要用大笔银子铺出来，“多更一制，即多一耗财之地，多设一官，转多一倖进之门，部臣筹费无出，责之疆吏，疆吏责之州县，州县舍百姓将谁责耶？”45 在甲午、庚子两次赔款之后，移植西法以行新政的开销便与外输的白银交织在一起，化成了压在穷民背上的种种捐税。统括各地征榷的名目，大约言之，计有灯膏捐、肉捐、车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蚕丝捐、茶摊捐、铺捐、统捐、茶捐、茶碗捐、船捐、靛捐、旱挑捐、展帘捐、猎捐、渔捐、剃发捐、糖捐、鸡鸭捐、小商品捐、学捐、车帖捐、器具捐、柴草捐、粪捐、国民捐、米捐、路矿捐、花布捐、警捐、花捐、亩捐、牛马捐、果捐、秤捐、竹木捐、牌照捐、戏捐、出口捐、契纸捐、户口捐、文庙捐、油坊捐、染坊捐、纸捐、河捐、路捐、教养捐、烟丝捐、轿捐、槟榔捐、瓷器捐、巫道僧尼捐、红事捐、农会捐、洋药统捐，等等。这些税目编成了一张天罗地网，使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与上流社会里倡议和发令的人们相比，下层社会同诏书和奏议中述新政的那些道理其实隔得非常遥远。而“上之人且嗷嗷焉，朝下一令，曰为尔开学堂；暮下一令，曰为尔兴商务，彼民者未见丝发加益于吾事，而徒见符檄之惊怛，征敛之无已”，46 这个过程当然不会产生心悦诚服，辜鸿铭后来说：

1703044456

1703044457 壬寅年张文襄督鄂时，举行孝钦太后万寿。各署衙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47 

1703044458

1703044459 事情虽从“万寿”说起，但举《爱民歌》与《爱国歌》相对待，则显然是意在抉示两者在那个时候的相悖。张之洞由 19 世纪的洋务领袖演为 20 世纪的新政领袖，其半生事业都在致富致强。然而由此产生的国家观念却是一种不恤民生的东西。主持十年新政的人们大半以这种国家观念推行社会进化，“爱国”与“爱民”遂不能不截为两节。辜鸿铭是个自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因此，他由冷眼旁观发为议论之际往往能够引出许多思索，比陈虁龙陈述事状的奏报更多些尖锐性和深刻性。这种矛盾，使“救时”的新政不能不异化为民间怨苦，并常常激生以下反上的民变。1910 年，御史陈善同“据实纠参”河南长葛县“苛捐激变”，叙其始末说：

1703044460

1703044461 长葛地瘠民贫，知县江湘到任以来，横征暴敛，如税契原系八分，加至十二分六厘；上号费每次原系五十文，加至一百文；粮票费每纸原系三文，加至八文；呈词费每次原系一百五十文，加至三百文；戏捐每台原系二千四百文，加至三千四百文；陈公祠公产及陉山书院每亩课租原系六百文，加至九百文；酒捐每家每月原系三百五十文，加至八百文，并缴酒百斤；烟税每家每月原系一千六百文，加至二千四百文，并缴烟三百斤；十二保之产行，每月每保捐钱四十千文。层层剥削，外托举办新政之名，其实尽饱私囊。典史杨梦鲜，终日在署狎妓赌牌，同恶相济，从中分肥，民力已不堪矣。此次筹办巡警，江湘拟每年加捐一万七千余串，于原捐每亩五文外加捐每亩二十五文，本年六月十二日邀各村长会商未允，经绅士司先登、郭毓瑗劝从缓议各散。十四日，江湘忽遍张告示，勒令每亩每年加捐一麦二秋，即以一合麦二合秋，按时价计算，已加至三十文以上，而又不注明合升斗之名以疑之，是趣之乱也。至十五日而变作。48 

1703044462

1703044463 张之洞那一代由洋务而入新政的人们从国家观念演绎出来的变法，在江湘之类的手里已成了“层层剥削”的题目。这种蜕变说明，被致富致强简化了的国家观念其实是一种内涵空泛而无法界定的东西，当这种东西从议论化为现实的时候，其不恤民生的一面便非常容易被没有主义的污吏所借用，演为赤裸裸的苛政。同一年，莱阳还有“官激民变”，致“乡民死伤约数千人”的重案。事后山东巡抚奏报说：“莱阳肇乱之原，由于已革前县朱槐之颟顸性成，信任劣绅。城董事如王圻、王墀、王景岳、于赞杨、张相谟、葛挂星、宋维坤本皆不孚乡望。近年新政繁兴，朱槐之系倚诸绅为心腹，诸绅遂出入衙署，甚且借以牟利，为众所侧目，以此丛为怨府。”显然，莱阳乡民与官绅之间的矛盾也是以新政派生出来的婪索为导因的。49 与之相类的还有直隶易州“乱民因捐事焚毁学堂暨自治局情事”、50 江西宜春官绅“借学苛捐”致乡民“因捐仇绅”，“聚众攻城，伤官戕兵”、51 福建省城“轿夫反抗警捐，聚众暴动，抛掷砖石，围困警署”、52 广东连州乡民“抗钉门牌聚众攻扑官军”、53 贵州都匀府属苗民聚众抗捐“学堂经费”、四川邛州“因抽纸捐作学堂经费”而激成“无知愚民纠众打毁收捐纸行”、陕西扶风、同州等处乡民聚众抗（铁）路捐，起而“枪伤民役”、“打毁学堂”、“打毁厘局卡门牌”54 等等。新政遍及南北东西，这一类冲突亦随之遍及南北东西。1910 年，《国风报》由莱阳民变论及天下大势，以危惧之辞说新政曰：

1703044464

1703044465 夫今日民生之窘蹙，人心之杌陧，譬犹炸烈之药遍布室中，爆发之期但需时日。使不燃导线，犹可旦夕苟安，若导以火而触其机，则轰然不可复遏。我国今日之新政，固速乱之导线也。十年以来，我国朝野上下莫不奋袂攘臂，嚣然举行新政。兴学堂也，办实业也，治警察也，行征兵也，兼营并举，目不暇给。然而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乱端，事变益以纷挐，国势益以抢攘。夫我国今日所谋之新政，固行之东西文明诸国，致治安而著大效者也；然移用于我国，则反以速亡而召乱。

1703044466

1703044467 《国风报》里的诸君子大半属于戊戌变法传下来的一脉，新政所办的种种物事本来都是他们着力鼓吹而心向往之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这些人与辜鸿铭那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显然不会心心相印。然而在十年观察之后，他们说时务的那些言论却与辜鸿铭的忧愤变得非常接近：

1703044468

1703044469 我国今日国势危急，万事废堕，自非至愚，孰谓新政之不当速举？然举一政也，必有莫大之政费；政费又非天降地出也，必不能不取之于民。善谋国者，熟权施政轻重缓急之宜，孰者当先，孰者当后；而取费于民也，又深察民力之能任此负担与否，而但取其资生之费所赢余，是以事易举而民不扰。今之举行新政者，固不知所谓先后缓急也，支支节节，纷然并举，其取民也无艺，尽夺其资生衣食之必需。如是即令施政者洁己奉公，实心任事，而小民救死不赡，亦岂能忍饥寒以待德化之成？况乎以搜括之财，行敷衍之策，所举行之新政，曾无一事能令小民得被其泽也！55 

1703044470

1703044471 曾经为变法做过前导的人们当然是向慕社会进化的。但变法的新政还没有实现预想中的进化，由这个过程所酿生的官民对抗却已经把社会危机带到了世人面前，使维新自任的《国风报》不得不心忧“道失民散，土崩之祸，即在目前，莱阳之事，接踵天下，而朝廷且旰食也”。56 旨在变旧法的新政派生出许多盘剥，而为盘剥所苦的民众一旦自发而起，又往往固恋旧习旧法，成为传统制度最有力的守护者。1910 年农历七月，易州“乡民不服调查户口，借天旱为名，有州属高陌等社，邀请乡村人民，于二十日聚众抬神来城求雨”，当他们从学堂门前经过的时候，“该堂学生在外聚观，私议愚民迷信。祈雨人闻之，即与辩论。斯时人多势重（众），遂拥入学堂，将门窗器具均有砸毁。”57 这一类打学堂的事与文明相抵触，但在那个时候却曾是多见的景观，以至《东方杂志》把《毁学堂竟成风气耶？》作为专门列论的题目，深叹“自无锡毁学之事起，四川、江西旋亦有毁学之事，今则广东毁学之事又见矣”。58 于是，由征敛而起的冲突，使开新和守旧的矛盾与吏治的清浊、民间的怨愤交相缠绕，演为经久不息的社会振荡。延续二百七十年的祖宗法度因新政的改制正在节节脱散，而从东西洋移来的政制却刚刚在筹备之中，两者都无法驭勒民变的起落和漫延。衰迈的王朝遂不得不面对着一波连着一波的不息呼啸。

1703044472

1703044473 与纷然涌起于四面八方的民变相比，由教育改革孵生出来的新知识群体合力作成的是另一种滔滔波澜。1907 年，朝廷下诏“整顿学务”，既愤且哀地说：

1703044474

1703044475 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成法创设各等学堂，节经谕令学务大臣等详拟章程，奏经核定，降旨颁行。奖励之途甚优，董戒之法亦甚备。如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纠众，立会演说等事，均经悬为厉禁。原期海内人士束身规矩，造就成才，所以勖望之者甚厚。乃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扰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以至无知愚民随口附和，奸徒游匪藉端煽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不独中国前史本朝法制无此学风，即各国学堂亦无此等恶习。59 

1703044476

1703044477 自“预约变法”以来，朝廷把废科举、兴学堂列为新政要目，期能以新学之才淘汰旧学之才。然而曾不数年，聚在学堂中的人们已兀然群起，一批一批化作了弄潮健儿。后来因摧折学潮被舆论指为“老虎总长”的章士钊，在 20 世纪初年却是闹学潮的领头人。钱基博作《现代文学史》，曾追叙章士钊二十一岁入江南陆师学堂，“时值上海南洋公学大罢学之后，阳湖吴敬恒稚晖主《苏报》，特置《学界风潮》一栏，恣意鼓吹，士气骤动，风靡全国。中国学生之以罢学为当然，自敬恒之倡也。当时知名诸校，莫不有事，陆师亦不免焉。时士钊既以能文章，为校士魁领，则何甘于不罢课而以示弱诸校？一日，毅然率同学三十余人，买舟之上海，求与所谓爱国学社者合，并心一往，百不之恤。三十余人者，校之良也，此曹一去，菁华略尽。俞明震（陆师学堂总办，而‘尤重士钊者’）知士钊魁率多士，亟劝不顾；马晋羲（陆师学堂主讲国文兼教授史地者）垂涕示阻，亦目笑存之也。自以为壮志毅魄，呼啸风云，吞长江而吹歇潮矣”。60 这一段文字在事过境迁之后重说旧日行状，语多惋惜，显然是不赞成“以罢学为当然”的，但由此画出当日学界状貌却十分传神。盖“十年之间，闽严氏、浙章氏、楚谭氏、粤孙氏、梁氏，唱民权言革命，已大影响于学子之脑海。戊戌政变，谭浏阳以为国流血自命，而汉口、广东接踵并起，社会教育之势力，明效大验”。61 先行者播下的思想在十年新政里燃为燎原之火，使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圣贤意态黯黯然澌灭而豪杰意态勃勃然发煌，义理、词章、考据一变而为声、光、化、电、欧罗巴、亚细亚；再变而为自由、平等、民权、共和、国魂、黄种、白种、合群、人格、独立、社会、天职、牺牲、冲突、运动、革命和加富尔、玛志尼、加里波的、西乡隆盛、拿破仑、华盛顿等等。西洋思想和东洋词汇一批一批地被趸入中国学界，化出集群的高昂和亢奋，人人欲“举数十年陋儒浅士卮言曲说，一举而廓清之，以伸独立之权”。62 于是，在晚清的最后十年里，学潮便成为一种与兴学相伴生的社会现象了。

1703044478

1703044479 最初的学潮多半起于学堂的当局与学生之间。张謇曾说过：“学堂性质与书院全然不同，书院则人人意中皆功名利禄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生存竞争之思想；书院则人人意中有服从依赖之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奋起独立之思想。”63 但管学的人们所熟悉的却是书院制度，并因之而惯“以待书院者待学校”，用“检束”来对付生徒的“生存竞争”和“奋起独立”，这是一种非常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因时潮灌注而生，又与鼓荡的时潮相呼应，“致粗鲁未化之新思想一得新学（堂）即行暴涨。”64 当日曾惊动一时的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即明显地以二百多个学生“抗上散学”表现了激进之士心目中“脱离专制学校”，“亟图所以自立自强之道”65 的大题目。与之相类的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学生为改学堂章程课目，“务期忘私利明公理，求合天演之旨”66 而以去留相争的风潮；江苏浔溪公学学生为“敬贺南洋公学学生脱离专制学校”而与本校当局冲突，愤而退学的风潮；福建大学堂学生因监督凌辱，“临之以狱吏之尊，畜之以奴隶之礼”，致全体愤激，一致退学的风潮；67 北洋政法学堂专门科学生与教务长角抵酿成的“散学大风潮”，68 等等。在这种迭起的风潮里，西来的片断学理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学生一方的激昂意态。1903 年 4 月 30 日《苏报》刊《南洋公学学生王君怀沂启》说：“一国之事，一国之人共谋之。今政府既不能为民平乱，则国民起而平之，乃吾侪之天职。”1904 年 3 月 26 日《中国日报》刊学界来稿《此谓之改良》说：“欲自立于国家，不得不先求自立于学界，将由学界而发现而膨胀。”又说：“唯有先长动力于学界，继长动力于政界，终则长动力于外界，三界均达，而后可实行而收其效。”1905 年 8 月 10 日《大陆报》刊《江南将备学堂致〈中外日报〉馆书》曰：“自入学之日，此身即非我所有，非父母有，非兄弟妻子有，直认为四万万同胞所离割所齑醢所牺牲之身”，是以“处亡决之世，存救亡之心”，苦心热血，“可盟天地而泣鬼神”。1908 年天津法政学堂“退学生”致《大公报》说：“某等非奴隶学生，安能受此野蛮之压制？西谚曰：不自由，毋宁死。某等之退学，原以求自由也，所持主义，自认与西哲不相背谬。”69 这些贲张的言论中交织着自负与自信，血性与意气，政治思想与权利思想，虽说理路不尽畅达，而“负国民义务”，作“将来之主人翁”的怀抱是非常明白的。因此，抗上的学潮常常被时论演绎出富有深度的内涵：“有造风潮之腐败学堂，然后有起风潮之强硬学生，故经一度之风潮，即有多数之进步。”70 学潮催化了新陈代谢。然而此起彼落，沤浪相逐的学潮又因“日染于译书之理论，日激于新闻之记载”，而有“愤叱狂呓，血涌技痒，不知其所由”71 的一面。西来的学理中最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往往是最朦胧的东西，在吸引力和朦胧性之间便产生了一种随意诠释，“自由者何？凡吾心所欲为之事，吾皆得而为之，而人断不能禁止吾压制吾也。”72 舶来的观念经过这样的诠释不会不走样，但对困于礼法和制度束缚的学堂中人来说，由此得到的正是一种斩芟束缚的利器：“有因薄故微嫌紊乱堂规者，有因希图出身要求卒业者，有因教员训斥纠众散学挟制官长者。往往身着操衣，横行街市，成群结党，无事生风，以孔孟为不足学，以经书为不必读，诐词邪说，恶习难堪。”73 1907 年，以翰林院编修充高等实业学堂教务长的陈骧说：“子弟读书，家塾有父兄之督责，师长之教训，故能一心向学，日有进益。今到学堂，则宗旨皆反，以教习为雇工，以管理员为奴仆，起初学生尚不敢公然出口，至管理员、教习以此自认，图沽文明之誉，而学生乃愈放肆而不守规矩。于是一切习为自由之说，万不复受约束，及至上堂受课，虚心静听者固不乏人，而嬉笑谩语与昏睡无闻者，十有六七，逮课毕，则相率出门，逸游晏乐。”而后，他以一个具体的例子列叙了学生的“心骄气肆”：

1703044480

1703044481 今年自正月开学至五月，未经期考，自然应遵照奏定章程，于暑假前考试，乃诸生徒顾私谊，意欲不考，以便数人之私，遂托辞天气炎热，有碍卫生，来请免考。因与酌拟每日卯时入考，巳刻散场，该生等以既无碍卫生，初皆遵诺。至五月初一日，诸生惑于异说，仍来坚请免考，而事在应考，再三未允。该生退后，即纠众罢课，自此连日聚众于礼堂，登台演说，喧嚣哄乱，并逼令监督，撤去考试之谕，以至暑假亦竟不考，而即散学。此纠众滋事，先以罢课，次以罢考，嚣张之气，百倍于前之情形也。聚众之初，同学有不愿与闻者，倡首诸人，威逼万端，且更勒令入会，其势汹动，不可向止。至五月初八日，会中首领印布会章，名曰研究会，而其实有报告员、纠察员、干事员、书记员等，一堂之内，严防密探，俨成敌国。74 

1703044482

[ 上一页 ]  [ :1.70304443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