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4450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1703041473]

1703044451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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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53 庚子与辛丑之后，张之洞曾说过：“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43 “残局”一词写照了民族危机压迫下的困厄，而与之相对待的“变西法”一语则意在借社会改革作图存之计。但为“救残局”而“变西法”，则融旧铸新之际牵动的都是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诏书和奏议所预想的图存之计，常常在施为政事的时候被一层一层私欲截补增删而面目大异，演为利益与利益的冲突。致“百改革而百无功，万事并作，而亦旋堕于冥昧”，往往“民穷财尽，上下交乏”。44 因此，催发于民族矛盾的十年新政，反过来又成了促生和激化社会矛盾的一种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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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55 1907 年，江苏巡抚陈夔龙作奏议，由“民气日嚣”说到“民生日困”，而后以“征敛无度”为忧：“慨自甲午而后，继以庚子之役，偿款数钜期迫，财力竭于外输，其原因一也。内外亟图自强，百度同时并举。他不具论，即练兵、兴学两大端，岁支之款殆不可以数计，其原因二也。各省筹款之法，不必尽同，要以征榷为宗，说者每谓征榷取之于商，固胜取之于农，不知商人重利，断不肯坐受亏耗，于是加其售价以取偿，而四民胥受其累矣。”新政以变西法图自强，然而当纸面上的议论转化实际过程的时候，则“悉索之物力有限，而推广之经费无穷”，脚下的每一步路都要用大笔银子铺出来，“多更一制，即多一耗财之地，多设一官，转多一倖进之门，部臣筹费无出，责之疆吏，疆吏责之州县，州县舍百姓将谁责耶？”45 在甲午、庚子两次赔款之后，移植西法以行新政的开销便与外输的白银交织在一起，化成了压在穷民背上的种种捐税。统括各地征榷的名目，大约言之，计有灯膏捐、肉捐、车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蚕丝捐、茶摊捐、铺捐、统捐、茶捐、茶碗捐、船捐、靛捐、旱挑捐、展帘捐、猎捐、渔捐、剃发捐、糖捐、鸡鸭捐、小商品捐、学捐、车帖捐、器具捐、柴草捐、粪捐、国民捐、米捐、路矿捐、花布捐、警捐、花捐、亩捐、牛马捐、果捐、秤捐、竹木捐、牌照捐、戏捐、出口捐、契纸捐、户口捐、文庙捐、油坊捐、染坊捐、纸捐、河捐、路捐、教养捐、烟丝捐、轿捐、槟榔捐、瓷器捐、巫道僧尼捐、红事捐、农会捐、洋药统捐，等等。这些税目编成了一张天罗地网，使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与上流社会里倡议和发令的人们相比，下层社会同诏书和奏议中述新政的那些道理其实隔得非常遥远。而“上之人且嗷嗷焉，朝下一令，曰为尔开学堂；暮下一令，曰为尔兴商务，彼民者未见丝发加益于吾事，而徒见符檄之惊怛，征敛之无已”，46 这个过程当然不会产生心悦诚服，辜鸿铭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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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57 壬寅年张文襄督鄂时，举行孝钦太后万寿。各署衙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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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59 事情虽从“万寿”说起，但举《爱民歌》与《爱国歌》相对待，则显然是意在抉示两者在那个时候的相悖。张之洞由 19 世纪的洋务领袖演为 20 世纪的新政领袖，其半生事业都在致富致强。然而由此产生的国家观念却是一种不恤民生的东西。主持十年新政的人们大半以这种国家观念推行社会进化，“爱国”与“爱民”遂不能不截为两节。辜鸿铭是个自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因此，他由冷眼旁观发为议论之际往往能够引出许多思索，比陈虁龙陈述事状的奏报更多些尖锐性和深刻性。这种矛盾，使“救时”的新政不能不异化为民间怨苦，并常常激生以下反上的民变。1910 年，御史陈善同“据实纠参”河南长葛县“苛捐激变”，叙其始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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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61 长葛地瘠民贫，知县江湘到任以来，横征暴敛，如税契原系八分，加至十二分六厘；上号费每次原系五十文，加至一百文；粮票费每纸原系三文，加至八文；呈词费每次原系一百五十文，加至三百文；戏捐每台原系二千四百文，加至三千四百文；陈公祠公产及陉山书院每亩课租原系六百文，加至九百文；酒捐每家每月原系三百五十文，加至八百文，并缴酒百斤；烟税每家每月原系一千六百文，加至二千四百文，并缴烟三百斤；十二保之产行，每月每保捐钱四十千文。层层剥削，外托举办新政之名，其实尽饱私囊。典史杨梦鲜，终日在署狎妓赌牌，同恶相济，从中分肥，民力已不堪矣。此次筹办巡警，江湘拟每年加捐一万七千余串，于原捐每亩五文外加捐每亩二十五文，本年六月十二日邀各村长会商未允，经绅士司先登、郭毓瑗劝从缓议各散。十四日，江湘忽遍张告示，勒令每亩每年加捐一麦二秋，即以一合麦二合秋，按时价计算，已加至三十文以上，而又不注明合升斗之名以疑之，是趣之乱也。至十五日而变作。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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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63 张之洞那一代由洋务而入新政的人们从国家观念演绎出来的变法，在江湘之类的手里已成了“层层剥削”的题目。这种蜕变说明，被致富致强简化了的国家观念其实是一种内涵空泛而无法界定的东西，当这种东西从议论化为现实的时候，其不恤民生的一面便非常容易被没有主义的污吏所借用，演为赤裸裸的苛政。同一年，莱阳还有“官激民变”，致“乡民死伤约数千人”的重案。事后山东巡抚奏报说：“莱阳肇乱之原，由于已革前县朱槐之颟顸性成，信任劣绅。城董事如王圻、王墀、王景岳、于赞杨、张相谟、葛挂星、宋维坤本皆不孚乡望。近年新政繁兴，朱槐之系倚诸绅为心腹，诸绅遂出入衙署，甚且借以牟利，为众所侧目，以此丛为怨府。”显然，莱阳乡民与官绅之间的矛盾也是以新政派生出来的婪索为导因的。49 与之相类的还有直隶易州“乱民因捐事焚毁学堂暨自治局情事”、50 江西宜春官绅“借学苛捐”致乡民“因捐仇绅”，“聚众攻城，伤官戕兵”、51 福建省城“轿夫反抗警捐，聚众暴动，抛掷砖石，围困警署”、52 广东连州乡民“抗钉门牌聚众攻扑官军”、53 贵州都匀府属苗民聚众抗捐“学堂经费”、四川邛州“因抽纸捐作学堂经费”而激成“无知愚民纠众打毁收捐纸行”、陕西扶风、同州等处乡民聚众抗（铁）路捐，起而“枪伤民役”、“打毁学堂”、“打毁厘局卡门牌”54 等等。新政遍及南北东西，这一类冲突亦随之遍及南北东西。1910 年，《国风报》由莱阳民变论及天下大势，以危惧之辞说新政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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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65 夫今日民生之窘蹙，人心之杌陧，譬犹炸烈之药遍布室中，爆发之期但需时日。使不燃导线，犹可旦夕苟安，若导以火而触其机，则轰然不可复遏。我国今日之新政，固速乱之导线也。十年以来，我国朝野上下莫不奋袂攘臂，嚣然举行新政。兴学堂也，办实业也，治警察也，行征兵也，兼营并举，目不暇给。然而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乱端，事变益以纷挐，国势益以抢攘。夫我国今日所谋之新政，固行之东西文明诸国，致治安而著大效者也；然移用于我国，则反以速亡而召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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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67 《国风报》里的诸君子大半属于戊戌变法传下来的一脉，新政所办的种种物事本来都是他们着力鼓吹而心向往之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这些人与辜鸿铭那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显然不会心心相印。然而在十年观察之后，他们说时务的那些言论却与辜鸿铭的忧愤变得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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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69 我国今日国势危急，万事废堕，自非至愚，孰谓新政之不当速举？然举一政也，必有莫大之政费；政费又非天降地出也，必不能不取之于民。善谋国者，熟权施政轻重缓急之宜，孰者当先，孰者当后；而取费于民也，又深察民力之能任此负担与否，而但取其资生之费所赢余，是以事易举而民不扰。今之举行新政者，固不知所谓先后缓急也，支支节节，纷然并举，其取民也无艺，尽夺其资生衣食之必需。如是即令施政者洁己奉公，实心任事，而小民救死不赡，亦岂能忍饥寒以待德化之成？况乎以搜括之财，行敷衍之策，所举行之新政，曾无一事能令小民得被其泽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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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71 曾经为变法做过前导的人们当然是向慕社会进化的。但变法的新政还没有实现预想中的进化，由这个过程所酿生的官民对抗却已经把社会危机带到了世人面前，使维新自任的《国风报》不得不心忧“道失民散，土崩之祸，即在目前，莱阳之事，接踵天下，而朝廷且旰食也”。56 旨在变旧法的新政派生出许多盘剥，而为盘剥所苦的民众一旦自发而起，又往往固恋旧习旧法，成为传统制度最有力的守护者。1910 年农历七月，易州“乡民不服调查户口，借天旱为名，有州属高陌等社，邀请乡村人民，于二十日聚众抬神来城求雨”，当他们从学堂门前经过的时候，“该堂学生在外聚观，私议愚民迷信。祈雨人闻之，即与辩论。斯时人多势重（众），遂拥入学堂，将门窗器具均有砸毁。”57 这一类打学堂的事与文明相抵触，但在那个时候却曾是多见的景观，以至《东方杂志》把《毁学堂竟成风气耶？》作为专门列论的题目，深叹“自无锡毁学之事起，四川、江西旋亦有毁学之事，今则广东毁学之事又见矣”。58 于是，由征敛而起的冲突，使开新和守旧的矛盾与吏治的清浊、民间的怨愤交相缠绕，演为经久不息的社会振荡。延续二百七十年的祖宗法度因新政的改制正在节节脱散，而从东西洋移来的政制却刚刚在筹备之中，两者都无法驭勒民变的起落和漫延。衰迈的王朝遂不得不面对着一波连着一波的不息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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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73 与纷然涌起于四面八方的民变相比，由教育改革孵生出来的新知识群体合力作成的是另一种滔滔波澜。1907 年，朝廷下诏“整顿学务”，既愤且哀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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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75 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成法创设各等学堂，节经谕令学务大臣等详拟章程，奏经核定，降旨颁行。奖励之途甚优，董戒之法亦甚备。如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纠众，立会演说等事，均经悬为厉禁。原期海内人士束身规矩，造就成才，所以勖望之者甚厚。乃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扰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以至无知愚民随口附和，奸徒游匪藉端煽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不独中国前史本朝法制无此学风，即各国学堂亦无此等恶习。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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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77 自“预约变法”以来，朝廷把废科举、兴学堂列为新政要目，期能以新学之才淘汰旧学之才。然而曾不数年，聚在学堂中的人们已兀然群起，一批一批化作了弄潮健儿。后来因摧折学潮被舆论指为“老虎总长”的章士钊，在 20 世纪初年却是闹学潮的领头人。钱基博作《现代文学史》，曾追叙章士钊二十一岁入江南陆师学堂，“时值上海南洋公学大罢学之后，阳湖吴敬恒稚晖主《苏报》，特置《学界风潮》一栏，恣意鼓吹，士气骤动，风靡全国。中国学生之以罢学为当然，自敬恒之倡也。当时知名诸校，莫不有事，陆师亦不免焉。时士钊既以能文章，为校士魁领，则何甘于不罢课而以示弱诸校？一日，毅然率同学三十余人，买舟之上海，求与所谓爱国学社者合，并心一往，百不之恤。三十余人者，校之良也，此曹一去，菁华略尽。俞明震（陆师学堂总办，而‘尤重士钊者’）知士钊魁率多士，亟劝不顾；马晋羲（陆师学堂主讲国文兼教授史地者）垂涕示阻，亦目笑存之也。自以为壮志毅魄，呼啸风云，吞长江而吹歇潮矣”。60 这一段文字在事过境迁之后重说旧日行状，语多惋惜，显然是不赞成“以罢学为当然”的，但由此画出当日学界状貌却十分传神。盖“十年之间，闽严氏、浙章氏、楚谭氏、粤孙氏、梁氏，唱民权言革命，已大影响于学子之脑海。戊戌政变，谭浏阳以为国流血自命，而汉口、广东接踵并起，社会教育之势力，明效大验”。61 先行者播下的思想在十年新政里燃为燎原之火，使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圣贤意态黯黯然澌灭而豪杰意态勃勃然发煌，义理、词章、考据一变而为声、光、化、电、欧罗巴、亚细亚；再变而为自由、平等、民权、共和、国魂、黄种、白种、合群、人格、独立、社会、天职、牺牲、冲突、运动、革命和加富尔、玛志尼、加里波的、西乡隆盛、拿破仑、华盛顿等等。西洋思想和东洋词汇一批一批地被趸入中国学界，化出集群的高昂和亢奋，人人欲“举数十年陋儒浅士卮言曲说，一举而廓清之，以伸独立之权”。62 于是，在晚清的最后十年里，学潮便成为一种与兴学相伴生的社会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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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79 最初的学潮多半起于学堂的当局与学生之间。张謇曾说过：“学堂性质与书院全然不同，书院则人人意中皆功名利禄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生存竞争之思想；书院则人人意中有服从依赖之思想，学校则人人意中有奋起独立之思想。”63 但管学的人们所熟悉的却是书院制度，并因之而惯“以待书院者待学校”，用“检束”来对付生徒的“生存竞争”和“奋起独立”，这是一种非常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因时潮灌注而生，又与鼓荡的时潮相呼应，“致粗鲁未化之新思想一得新学（堂）即行暴涨。”64 当日曾惊动一时的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即明显地以二百多个学生“抗上散学”表现了激进之士心目中“脱离专制学校”，“亟图所以自立自强之道”65 的大题目。与之相类的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学生为改学堂章程课目，“务期忘私利明公理，求合天演之旨”66 而以去留相争的风潮；江苏浔溪公学学生为“敬贺南洋公学学生脱离专制学校”而与本校当局冲突，愤而退学的风潮；福建大学堂学生因监督凌辱，“临之以狱吏之尊，畜之以奴隶之礼”，致全体愤激，一致退学的风潮；67 北洋政法学堂专门科学生与教务长角抵酿成的“散学大风潮”，68 等等。在这种迭起的风潮里，西来的片断学理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学生一方的激昂意态。1903 年 4 月 30 日《苏报》刊《南洋公学学生王君怀沂启》说：“一国之事，一国之人共谋之。今政府既不能为民平乱，则国民起而平之，乃吾侪之天职。”1904 年 3 月 26 日《中国日报》刊学界来稿《此谓之改良》说：“欲自立于国家，不得不先求自立于学界，将由学界而发现而膨胀。”又说：“唯有先长动力于学界，继长动力于政界，终则长动力于外界，三界均达，而后可实行而收其效。”1905 年 8 月 10 日《大陆报》刊《江南将备学堂致〈中外日报〉馆书》曰：“自入学之日，此身即非我所有，非父母有，非兄弟妻子有，直认为四万万同胞所离割所齑醢所牺牲之身”，是以“处亡决之世，存救亡之心”，苦心热血，“可盟天地而泣鬼神”。1908 年天津法政学堂“退学生”致《大公报》说：“某等非奴隶学生，安能受此野蛮之压制？西谚曰：不自由，毋宁死。某等之退学，原以求自由也，所持主义，自认与西哲不相背谬。”69 这些贲张的言论中交织着自负与自信，血性与意气，政治思想与权利思想，虽说理路不尽畅达，而“负国民义务”，作“将来之主人翁”的怀抱是非常明白的。因此，抗上的学潮常常被时论演绎出富有深度的内涵：“有造风潮之腐败学堂，然后有起风潮之强硬学生，故经一度之风潮，即有多数之进步。”70 学潮催化了新陈代谢。然而此起彼落，沤浪相逐的学潮又因“日染于译书之理论，日激于新闻之记载”，而有“愤叱狂呓，血涌技痒，不知其所由”71 的一面。西来的学理中最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往往是最朦胧的东西，在吸引力和朦胧性之间便产生了一种随意诠释，“自由者何？凡吾心所欲为之事，吾皆得而为之，而人断不能禁止吾压制吾也。”72 舶来的观念经过这样的诠释不会不走样，但对困于礼法和制度束缚的学堂中人来说，由此得到的正是一种斩芟束缚的利器：“有因薄故微嫌紊乱堂规者，有因希图出身要求卒业者，有因教员训斥纠众散学挟制官长者。往往身着操衣，横行街市，成群结党，无事生风，以孔孟为不足学，以经书为不必读，诐词邪说，恶习难堪。”73 1907 年，以翰林院编修充高等实业学堂教务长的陈骧说：“子弟读书，家塾有父兄之督责，师长之教训，故能一心向学，日有进益。今到学堂，则宗旨皆反，以教习为雇工，以管理员为奴仆，起初学生尚不敢公然出口，至管理员、教习以此自认，图沽文明之誉，而学生乃愈放肆而不守规矩。于是一切习为自由之说，万不复受约束，及至上堂受课，虚心静听者固不乏人，而嬉笑谩语与昏睡无闻者，十有六七，逮课毕，则相率出门，逸游晏乐。”而后，他以一个具体的例子列叙了学生的“心骄气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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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81 今年自正月开学至五月，未经期考，自然应遵照奏定章程，于暑假前考试，乃诸生徒顾私谊，意欲不考，以便数人之私，遂托辞天气炎热，有碍卫生，来请免考。因与酌拟每日卯时入考，巳刻散场，该生等以既无碍卫生，初皆遵诺。至五月初一日，诸生惑于异说，仍来坚请免考，而事在应考，再三未允。该生退后，即纠众罢课，自此连日聚众于礼堂，登台演说，喧嚣哄乱，并逼令监督，撤去考试之谕，以至暑假亦竟不考，而即散学。此纠众滋事，先以罢课，次以罢考，嚣张之气，百倍于前之情形也。聚众之初，同学有不愿与闻者，倡首诸人，威逼万端，且更勒令入会，其势汹动，不可向止。至五月初八日，会中首领印布会章，名曰研究会，而其实有报告员、纠察员、干事员、书记员等，一堂之内，严防密探，俨成敌国。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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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83 在这场风波里，学生一方的群哄显然不是出于匡时济世，而是为了抵拒考试。但当“一切习为自由之说”已风行学界的时候，因抵拒考试而起的上下冲突一样能与朦胧的“新学平等之说”相钩连，演为罢课、罢考、聚众集会，使当局束手无策。在晚清最后十年的学堂里，这一类场面与学界“骎骎乎挟文明之气而渐种而渐动之”75 的潮起潮落一样引人注目。时人曾统括而言之曰：“学生亦拘然自得，以为无学生则无学堂，学生者，学堂之主人翁也，虽干犯规则，办事者其奈我何？由此规则尽具虚文，教科定于学生之手，而撤退学师、稽查帐目，其权悉属于学生。学生之权既张，若稍拂其请，则以退学相挟，以开会相争，至办理人虽欲整顿而无由。”76 学潮的这一面虽然以依傍新学为理据，而渊源却半在士人的旧习之中。亲身经历过科举制度下县考、府考、院试的包天笑后来作《钏影楼回忆录》，曾述当日掌故说，他第一次下场县考，主试的吴县知县“是一个捐班出身”，来考秀才的童生们因之而“瞧不起他，常常戏弄他。在点名的时候，都挤在他案桌左右，七张八嘴，胡说白道，甚至于用一根稻草，做了圈儿，套在他的顶珠上，以为笑谑”。而受了侮弄的县官“依然是和颜悦色，笑嘻嘻地对他们说：‘放规矩点，不要胡闹’”。与吴县相邻的元和县，知县李紫璈“是个两榜出身”，考生虽不敢公然戏弄，而顽劣者情不自禁，“还是唤他‘驴子咬’、‘驴子咬’（吴语，李读如驴，咬读如璈）。他也只得伪作不闻。”原本分散的童生因考试而聚在一起，遂由个体合为群体，也便有了犯上的胆气和声势。包天笑引申而类比说：“苏州小考，童生们的吵闹是有名的，人们呼之为‘童天王’，那些书吏们办公事的，见了他们都头痛。后来各省设了学校，苏州各学校的学生，也常常闹风潮，其实也不是新玩意儿。在我们旧式考试时代，已经很流行了。”77 这种类比出自阅世的直观，当然不具备推理的周密。但它确乎指显了昔日的“童天王”和后来的“稍拂其请，则以退学相挟，以开会相争”的学界潮动之间那一种看得出来的传承。当新学急遽进入中国之际，名词常常要比它所内涵的思想走得更快更远。大批的人接受了种种名词而来不及辨识本义，便非常自然地会以旧知推度新知，把自己熟悉和向往的东西移入新名词之中，借西来的新学脱去制束。抗争与恣纵、进取与盲动、血性与意气、公义与私利便羼在一起，汇为抗上的源源动力。光绪末年，给事中董灼华奏议学堂致乱，言之愤愤地说：“且今之学堂岂真学哉，挈一富贵利达之心而来也，次则鄙夷朝政、次则煽惑国民、次则勾结匪党，盖三五少年，中文未精，血气未定，以挟制官吏凌辱师长为文明，以君臣平等父子不亲为文明，以诋毁圣贤废弃礼法为文明，以干预政权牺牲牲（性）命为文明。”78 这些话里有许多因憎恶而生的偏见，但若以学堂致乱而言，则所言并未全失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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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85 由于抗争、进取、血性与恣纵、盲动、意气相交织，起于学堂的风潮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越出门墙，汇入动荡的社会之中。1902 年岁末，南洋公学学生全体散学之际即放言高论：“昔日者不过爱国、爱国、爱国而已，今者靡不曰革命、革命、革命！”由学界冲突而至排抵时政，一派激越慷慨，其声光耸动多缘于此。随后，越来越多的学潮涌动使越来越多的学生脱离了学业，纷纷然以新学之说与政府相冲撞，“专以恣骂政界为主义”。而最初一哄而起的散学罢课则在这个过程中演为种种桴鼓相应的社团和群体。自治会、爱国会、誓死会、开知会、易知会、演说会、文学会、讲演会、公强会、研究会、铁血会、联合会等等名目勃勃然起于南北学界，自信“充学生之势力，无论内忧、无论外患，殆无不可摧陷而廓清之”。79 成群的学子，因之而在晚清最后十年的社会冲突里成了以搅动天下为专业的人物。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这个时候的学生都是新政的产物。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从一开始就期待和向往一种比新政更加剧烈的变动，深信“不举数千载混乱之政而毁裂之，改革之，使前此之国贼民贼群贼人贼悉无所凭借，以存积重腐之窠臼绪余，则不可与言爱国”。80 以此立论，则社会进化中的新旧冲突很容易被鼓胀的热血简约为“不能破坏非英雄”。81 这种泛义的“破坏”观念未经界说却又不言自明，极富感染力地推动走出学堂的学生们急迫地否定中国社会中既有的人物、制度、价值、权威，与急急然而起的革命合流。他们中的多数人并非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但他们在为时局造动荡的过程中，又非常自觉地成为一种与政府相对抗的力量。1903 年，主理浙江大学堂事务的劳乃宣呈报说：“各学堂中学生惑于平权自由诸邪说，致谋不轨，往往结党，自立社会，民间不肖少年踵而行之，上中下城，所在皆是。”82 笔下已是一片乱象。至 1909 年，《砭群丛报》载文论时势，提到一个“平居固甚驯谨”的学子，入军校数日，“则革命排满，信口谰言”。责之以严词，夷然答曰：“公无独责我也，全校皆如是；公亦无独责我校也，各校皆如是。使弗与之党，将不可一日容。势之所趋，非一二人独自异立也。”再询其状，“则其言皆人之所不敢言，与人之所不忍言者。”述其事者以名教自居，由此发议，扼腕感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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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87 邪说朋兴，是非倒置，而大防隳矣。犯上而死，美以烈士之名，创乱而诛，加以救国之誉。于古昔圣贤豪杰不能举其一二，而崇拜洪秀全、杨秀清，荣之为汉族之英雄。于西洲政治典章未尝窥其崖略，而推崇克伦威尔、段敦，视之为革命之鼻祖，久已习非成是，竞为倒行逆施。故此数年中，谋逆之为，兵变之事时有所见，时有所闻。事败伏诛者累累相望，而此响彼应，奔走呼号，谓为汉族复仇，代国民流血，天职所在，义当如此。患根遍布，随地萌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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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89 与自发而起的民变相比，这种由“自由平权”、“革命排满”之说催生出来的“谋不轨”，显然内含着更多不易扑灭的韧性。学堂一个个成了以思想“肇祸端”的胚胎之地，斯文一脉遂横决而出，流入天下滔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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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91 农村中的民变与官府相抵拒，城市里的学潮与朝廷相抵拒。前者嫌变法太过急遽而起，后者恨变法太过迟缓而起。两者各不相谋，但都表达了对于新政的否定。与这些起于局外的动荡腾乱相比，局中人在新政牵动下的分解组合和轧砾争斗则从另一面显示了社会矛盾的变化。1906 年，当诏书告天下以“仿行宪政”的时候，预设的重心是“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84 这个过程未必没有除旧布新之意，而直接引发的却是权力和利益的消长挪移，因此，被那一代变法议论寄予无限希望的筹备立宪便不能不成了一种激化矛盾的东西。变官制从置立新衙门开始，但以人事而论，新衙门中积潴的污气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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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93 旧制新员签分入部者，其途有四：曰进士、曰拔贡、曰荫生、曰捐纳。非由此四途，虽枢府大僚欲位置一人，不能也。部务皆有成例，尚待欲以己意相高下，曹郎得引例争之；曹郎欲出入轻重于其间，胥吏援例以请，亦不能强辞辩也。其处理未协者，虽闻奏请旨，疆臣辄拒不受。自总署改外部，商部、警部、学部接踵而兴，用人行政本无轨辙之可循，移文提取动辄数十百万，指名奏调动辄数十百人，奔走小吏夤缘辐辏于公卿之门，投其意向所趋，高者擢丞参，次者补郎员，人不能责其徇私。朝三而暮四，此是而彼非，语言相轧，权力相倾，苞苴相唯诺，人不能责其乱法。聚无数阘茸小人于一堂，其面目可憎，其齿牙距角可畏，于是造谋生事，外扰乱郡县，内攘夺六部之权。废科举、立学堂，则礼部之权归学部矣。尽裁天下绿营，练巡警兵；设四品厅丞理京师刑名，权位视古廷尉，则兵部、刑部之权为警部所侵矣。关卡厘税居司农岁入大半，商部曰：“此商务，当关白我。”是与户部争权也。庚子之变，外吏以保护教堂不力，被劾去位者凡数十员，事后稍稍开复。外部曰：“此外人交涉，当照会使馆，由我定准驳。”是与吏部争权也。大理院兴，法部遂成闲曹，两衙门分争权限，咨会往来，辄相水火。天下一统而辇毂之间先成支离破碎之象，识者已知其不祥。后警部改为民政部，直无所不统。自署置官僚如吏部，自创办铺捐、车捐如户部，自练警兵如兵部，自开学堂如学部，把持讼狱如刑部，大治街道、辟马路如工部，其实皆地方有司职守。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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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95 新衙门移夺旧衙门的治权，本是新政变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其间的起落消长又太多以私利相啃噬的贪婪，遂使诏书所布告的宗旨从一开始就被利欲消融得面目全非。因此，这一段议论虽以旧党口吻评说时事，而笔下却颇多实录。二百多年来的祖宗成法已经积弊丛生，因之而有新政变法之说。然而自另一面言之，祖宗留下的旧例又曾长久地体现了一种制约，使官界中人在权力和利益之间常常要面对许多板结的界度而不能纵心所欲。变法的新政以“廓清积弊”之旨改官制，倾力拆掉了久被诟病的种种成法，但热心于改官制的人们大半又是挟私心而来的各有怀抱者。于是，积弊还没有廓清，旧例的制约却已荡然无存。新立的衙门遂能肆无忌惮地逐利于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叫朱福诜的侍讲学士目击“宫庭锐意求新”而“内政日益纷更”，愤切地说：“设立新部以来，人人争言运动，其所用之人，非纨袴即市井耳。其中津贴最多者，所营之事惟修饰车马衣服及征逐冶游豪赌耳。在朝廷不惜宽筹经费以行新政，破除资格以求人才，而适以便诸臣植党营私之计，为若辈居官行乐之方，臣所谓痛心疾首者此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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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97 自从人才成为经世之学的一个题目之后，近代中国有心改革的忧时之士便常常憧憬“破格”。他们的议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能以文字演绎出圆融的道理。然而一旦移入新政，化为人人都看得见的东西，用文字说出来的道理就会变得全然不成模样：“自新改官制添设各部，而该堂官误会破格用人之义，流品之杂，名器之滥，亘古未有。夫资格可破，品格不可破，一二人可破格，非尽人可破格也。乃市侩吏胥，弹冠相庆，皮毛新学，一岁三迁。”87 由于“误会破格用人之义”，仕路就成为一种没有尺寸来度量长短的东西了。在旧格被破掉的地方，出现的是与“人人争言运动”相对应的倖门。这个过程用速成法造成了一批腾达的官僚，他们的面目还没有被世人熟识，而一蹴之间已成官界要角。《国闻备乘》述光宣间朝政，言之凿凿地说：“光绪末年，小人阶之以取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皆内因奕劻而借二杨为交通枢纽。当世凯初在北洋，梁敦彦方任津海关道，凌福彭任天津府，朱家宝任天津县，杨士骧、赵秉钧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不二三年，敦彦官至尚书，家宝、士骧均侪节镇，福彭升藩司，秉钧内召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而攀附以起者，严修以编修在籍办天津学堂，遂擢学部侍郎；冯汝骙与袁世凯联姻，遂擢江西巡抚，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师，遂擢河南巡抚。唐绍仪旧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出死力护之以归，故遇之加厚。既夺盛宣怀路政畀之，邮传部开，又用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案卷合同尽为所匿，尚书张百熙虽属袁世凯姻娅，不能与之抗也。绍仪既得志，复引用其同乡梁如浩、梁士诒、陈昭常等，皆列要位。士骧又引其弟士琦入商部。”88 这种仕路亢进留在官场里的大半都是污迹。后来做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段芝贵其时由巡捕起家，本是一个供达官差遣的走卒驺从。因捉得袁世凯家逃仆，“世凯大喜，赞其才，令捐道员，密疏保荐甚力。”迨新政改官制，又出重金购歌妓杨翠喜，“献媚于载振”，遂一夜之间超擢黑龙江巡抚，成为封疆大吏。而旨下之际，“京员相聚偶语，皆不知芝贵为何许人也。”89 这种多数人的惊愕说明：破格一词非常容易在权势手里演变为便捷利私的随意性。与出自旧染的段芝贵相比，各色学生之借新学求躁进者是变官制造出来的另一个群类。曾是那一段历史过来人的刘成禺后来统括清季政象曰：“与其谓亲贵掌权，毋宁谓旗门掌权，满人敢于为此，实归国留学生之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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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99 当时朝士之奔走旗门者，可分为两类：一，海内外毕业武职学生；二，曾毕业文职学生及科举旧人。自军咨府创立以来，涛、洵领海陆军，倚日本归国留学生为谋主，各省陆海军学堂出身者附之。虽革命健将中，亦多海陆学生，而其时居大位者，皆由奔走旗门而来也。奔竞之风，由京中遍及各省，上行下效，恬为不怪。其他文职朝士，谈新学者集于肃王、端方之门，作官者则入载洵、庆王父子之门。谈宪政者又趋于伦贝子之门。某也法律政治大家，某也财政科学大家，弹冠相庆，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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