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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91 农村中的民变与官府相抵拒，城市里的学潮与朝廷相抵拒。前者嫌变法太过急遽而起，后者恨变法太过迟缓而起。两者各不相谋，但都表达了对于新政的否定。与这些起于局外的动荡腾乱相比，局中人在新政牵动下的分解组合和轧砾争斗则从另一面显示了社会矛盾的变化。1906 年，当诏书告天下以“仿行宪政”的时候，预设的重心是“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84 这个过程未必没有除旧布新之意，而直接引发的却是权力和利益的消长挪移，因此，被那一代变法议论寄予无限希望的筹备立宪便不能不成了一种激化矛盾的东西。变官制从置立新衙门开始，但以人事而论，新衙门中积潴的污气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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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93 旧制新员签分入部者，其途有四：曰进士、曰拔贡、曰荫生、曰捐纳。非由此四途，虽枢府大僚欲位置一人，不能也。部务皆有成例，尚待欲以己意相高下，曹郎得引例争之；曹郎欲出入轻重于其间，胥吏援例以请，亦不能强辞辩也。其处理未协者，虽闻奏请旨，疆臣辄拒不受。自总署改外部，商部、警部、学部接踵而兴，用人行政本无轨辙之可循，移文提取动辄数十百万，指名奏调动辄数十百人，奔走小吏夤缘辐辏于公卿之门，投其意向所趋，高者擢丞参，次者补郎员，人不能责其徇私。朝三而暮四，此是而彼非，语言相轧，权力相倾，苞苴相唯诺，人不能责其乱法。聚无数阘茸小人于一堂，其面目可憎，其齿牙距角可畏，于是造谋生事，外扰乱郡县，内攘夺六部之权。废科举、立学堂，则礼部之权归学部矣。尽裁天下绿营，练巡警兵；设四品厅丞理京师刑名，权位视古廷尉，则兵部、刑部之权为警部所侵矣。关卡厘税居司农岁入大半，商部曰：“此商务，当关白我。”是与户部争权也。庚子之变，外吏以保护教堂不力，被劾去位者凡数十员，事后稍稍开复。外部曰：“此外人交涉，当照会使馆，由我定准驳。”是与吏部争权也。大理院兴，法部遂成闲曹，两衙门分争权限，咨会往来，辄相水火。天下一统而辇毂之间先成支离破碎之象，识者已知其不祥。后警部改为民政部，直无所不统。自署置官僚如吏部，自创办铺捐、车捐如户部，自练警兵如兵部，自开学堂如学部，把持讼狱如刑部，大治街道、辟马路如工部，其实皆地方有司职守。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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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95 新衙门移夺旧衙门的治权，本是新政变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其间的起落消长又太多以私利相啃噬的贪婪，遂使诏书所布告的宗旨从一开始就被利欲消融得面目全非。因此，这一段议论虽以旧党口吻评说时事，而笔下却颇多实录。二百多年来的祖宗成法已经积弊丛生，因之而有新政变法之说。然而自另一面言之，祖宗留下的旧例又曾长久地体现了一种制约，使官界中人在权力和利益之间常常要面对许多板结的界度而不能纵心所欲。变法的新政以“廓清积弊”之旨改官制，倾力拆掉了久被诟病的种种成法，但热心于改官制的人们大半又是挟私心而来的各有怀抱者。于是，积弊还没有廓清，旧例的制约却已荡然无存。新立的衙门遂能肆无忌惮地逐利于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叫朱福诜的侍讲学士目击“宫庭锐意求新”而“内政日益纷更”，愤切地说：“设立新部以来，人人争言运动，其所用之人，非纨袴即市井耳。其中津贴最多者，所营之事惟修饰车马衣服及征逐冶游豪赌耳。在朝廷不惜宽筹经费以行新政，破除资格以求人才，而适以便诸臣植党营私之计，为若辈居官行乐之方，臣所谓痛心疾首者此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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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97 自从人才成为经世之学的一个题目之后，近代中国有心改革的忧时之士便常常憧憬“破格”。他们的议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能以文字演绎出圆融的道理。然而一旦移入新政，化为人人都看得见的东西，用文字说出来的道理就会变得全然不成模样：“自新改官制添设各部，而该堂官误会破格用人之义，流品之杂，名器之滥，亘古未有。夫资格可破，品格不可破，一二人可破格，非尽人可破格也。乃市侩吏胥，弹冠相庆，皮毛新学，一岁三迁。”87 由于“误会破格用人之义”，仕路就成为一种没有尺寸来度量长短的东西了。在旧格被破掉的地方，出现的是与“人人争言运动”相对应的倖门。这个过程用速成法造成了一批腾达的官僚，他们的面目还没有被世人熟识，而一蹴之间已成官界要角。《国闻备乘》述光宣间朝政，言之凿凿地说：“光绪末年，小人阶之以取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皆内因奕劻而借二杨为交通枢纽。当世凯初在北洋，梁敦彦方任津海关道，凌福彭任天津府，朱家宝任天津县，杨士骧、赵秉钧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不二三年，敦彦官至尚书，家宝、士骧均侪节镇，福彭升藩司，秉钧内召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而攀附以起者，严修以编修在籍办天津学堂，遂擢学部侍郎；冯汝骙与袁世凯联姻，遂擢江西巡抚，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师，遂擢河南巡抚。唐绍仪旧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出死力护之以归，故遇之加厚。既夺盛宣怀路政畀之，邮传部开，又用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案卷合同尽为所匿，尚书张百熙虽属袁世凯姻娅，不能与之抗也。绍仪既得志，复引用其同乡梁如浩、梁士诒、陈昭常等，皆列要位。士骧又引其弟士琦入商部。”88 这种仕路亢进留在官场里的大半都是污迹。后来做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段芝贵其时由巡捕起家，本是一个供达官差遣的走卒驺从。因捉得袁世凯家逃仆，“世凯大喜，赞其才，令捐道员，密疏保荐甚力。”迨新政改官制，又出重金购歌妓杨翠喜，“献媚于载振”，遂一夜之间超擢黑龙江巡抚，成为封疆大吏。而旨下之际，“京员相聚偶语，皆不知芝贵为何许人也。”89 这种多数人的惊愕说明：破格一词非常容易在权势手里演变为便捷利私的随意性。与出自旧染的段芝贵相比，各色学生之借新学求躁进者是变官制造出来的另一个群类。曾是那一段历史过来人的刘成禺后来统括清季政象曰：“与其谓亲贵掌权，毋宁谓旗门掌权，满人敢于为此，实归国留学生之为朝官者有以教之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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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499 当时朝士之奔走旗门者，可分为两类：一，海内外毕业武职学生；二，曾毕业文职学生及科举旧人。自军咨府创立以来，涛、洵领海陆军，倚日本归国留学生为谋主，各省陆海军学堂出身者附之。虽革命健将中，亦多海陆学生，而其时居大位者，皆由奔走旗门而来也。奔竞之风，由京中遍及各省，上行下效，恬为不怪。其他文职朝士，谈新学者集于肃王、端方之门，作官者则入载洵、庆王父子之门。谈宪政者又趋于伦贝子之门。某也法律政治大家，某也财政科学大家，弹冠相庆，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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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01 陆宗舆、曹汝霖、章宗祥、金邦平一类以留学添身价的人物遂纷纷乘时而起。被世人目为中国社会里最颟顸的亲贵与“东西文明”造出来的新学中人沆瀣一气，非常醒目地合为新政变法的一种奇观。然而，以后来的历史作比较，“归国留学生之为朝官者”其实既没有新知识，也没有旧道德。与出身旧格的官僚相比，这些由破格进身的人物恐怕更等而下之。因此，刘成禺追述既毕，感叹说：“清末朝士，风气卑劣，既非顽固，又非革新，不过是走旗门混官职而已。故辛亥革命，为清室死节者，文臣如陆春江等，武臣如黄忠浩等，皆旧人耳，新进朝士无有与焉。向之助清杀党人者，既入民国，摇身一变，皆称元勋。朝有官而无士，何以为朝？清之亡，亦历史上教训耳。”91 他当日站在排满革命一边，而事后论史，则多见“新进”不如“旧人”。“有官而无士”一语，尤能写照清末破格以变官制的取舍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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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03 由行新政而变官制，本以仿效东西洋各国之既强且富为因，然而其果则变官制而后开倖门，开倖门而后分群类，当群类既分之后，遂不能不起争斗。1907 年，都御史陆宝忠上奏，以“天下之乱，其端皆起于人心之不平，不平则相激，相激则不和，由是门户纷纭，竞争不已，而国家实受其祸，遂于无所底止”起讲，深忧“改定官制以来，大臣不和之事时有所闻，其机实起于细微，而其害驯至于倾轧”。92 清代以抑朋党为家法，是以朝臣之勾角斗心多半流入阴柔一路，很少以赤裸裸的勃谿争剋为手段。这种局面随改官制而变，于是阴柔转为悍斗，倾轧便成了一种常见的事。与前代朋党各立旨意以分水火相比，新政中的倾轧很难辨出君子与小人、正义与邪恶、天理与人欲。群分类聚的朝官各相撕咬；而面目则莫分清浊，一片混沌。其间奕劻与瞿鸿禨角力，奕劻、袁世凯与岑春煊斗法，都曾各出机杼以动西太后之心，翻出朝局的一层层波澜。吃了亏的岑春煊后来追叙说：袁世凯“知东朝（西太后）平生最恶康梁师弟，乃阴使人求余小照，与康梁所摄，合印一帧，若共立相话然者。所立地则上海时报馆前也。既成，密呈于孝钦，指为暗通党人图乱之证。深宫不审其诈，既见摄影，严然信之不疑，惊愕至于泪下”。宠遇正深的岑春煊遂一个跟斗跌了下来。93 西方传入的摄影技术渗进了朝廷的倾轧之中，为纷纭世局平添了一种奇异的险诐诡谲。当奕劻驱走瞿鸿禨、袁世凯驱走岑春煊之后，载泽、载涛、载洵和铁良、良弼等等又被另一群人簇拥着乘势而起，与奕、袁争一日之长短。“无论那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而醇王府的兄弟们首先瞩目的，则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就是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94 于是而形成了另一场庙堂里的群斗，胜负之间没有善恶，只有利害。其间的纷争常常会唤出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为后世留下许多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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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05 常州朱宝奎游学西洋归，夤缘入盛宣怀门。宣怀以乡谊，处以铁路局小差。人颇机警，渐被信任。不数年，由同知捐升道员，遂充上海电报局总办，凡各局弊窦，无不知之。窥宣怀有婢，绝美，求为簉室，宣怀不许，由是离交。私发铁路局积弊，并抄录累年洋商交涉案，叛归袁世凯。世凯久涎铁路、招商、电报三局之利而不详其底蕴，至是得所借手，遂参宣怀，尽撤其差。以铁路局交唐绍仪，招商局交杨士琦，电报局交吴重熹，而宝奎为邮传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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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07 然而被人所卖的人转过身来又卖掉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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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09 盛宣怀既失铁路之利，郁郁不伸者累年。已而袁世凯黜，载泽与粤党争权，窥其有隙可乘，遂贿载泽六十万金，起用为邮传部尚书。载泽知宣怀多财善贾，因出宿储合成百万，托其存商生息。宣怀极赞萍冶矿局之利，给以股票一张。国变后排满之风日炽，悉侵没为己有，载泽不敢校也。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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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11 晚清的变法新政由这些人过手，而在这些人手里，新政变法都化成了一己之物利。官界遂成了当日中国最龌龊的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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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13 官制的变动不仅促成了朝官之间群相哄斗，而且使朝官与疆吏之间旧有的矛盾化出许多新的冲突。自咸同以来，因太平天国造反而起的内战曾长久地撼动天下，旧有的成法纷纷被战事打破。疆吏在乱世里各自为计，因募勇成军而移去了朝廷的兵权，又因自筹饷需而移去了朝廷的财权。等到战火熄灭，这些由朝廷流向地方的权力已经收不回来了。居内驭外的局面由此而变。新政仿行立宪，“谊属宗支”的黄带子和红带子们多喜效东洋法度，羡慕彼邦“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96 日本人用“中央集权”演绎宪政，为有心强干弱枝的那些人提供了一种向地方收回权力的样式。于是，在行新法的过程中，天下的兵政便在一个一个的机构之间挪来挪去，由兵部移到练兵处、由练兵处移到陆军部、由陆军部移到军咨处。而后“更各省督练公所章程，设军事参议官，并由军咨处荐任，镇协统皆得专折谢恩。自是渐夺督抚军权入军咨处手。”97 与此相对称，是户部改度支部之后，急急“奏派清理财政监理官。每省正副各一员，分赴各省”，期能“将各省财政，集中于度支部”。98 管度支的载泽气极盛，“每论政，独断即行”，执意“立监政处于京师，自称督办，以诸疆吏为会办。凡鹾官迁除，皆督办主政，督抚半以为不便。锡良领衔连电与争，泽阳示退让，改议章制，而阴以危词要载沣，遂传旨申饬良等。自是榷盐权亦集于中央”。99 在上个世纪的内战里，国家权力由朝廷移向地方是在战争引起的社会震荡中发生的，其间既有被动的顺变，也有主动的应变。五十多年来，这些下移的权力已在地方生根，并虬结出种种利益关系、社会关系、行政关系。因此，以“仿行宪政”来重建居内驭外之势的那些变法一旦推行，则一定会触痛这些关系，并使疆吏与朝廷中筹划的人们不能不龂龂相争。久做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曾是倡新政的先觉者。而“光绪季年创行宪政，议改官制”之际，则以一个疆吏的立场与骛新法的枢臣岸然立异，以为“今日预备立宪，只须合立宪之用意，不必求合于海外立宪国之官制。大抵中国疆域广大，数倍于东西各国，而轮船、火车、电线通者什一，不通者什九。且立国之本原，历代政体相沿之成局，国民性情之利病，目前国家之实力，中外各自不同，岂能事事强合”？并非常尖刻地说：“昔唐贤有云：‘天下本无事，乃庸人自扰之耳。’洞窃以为不然，无事自扰，尚无大害，若方今四海有事之日，再加之以扰，则不可支矣！且庸人安能扰天下？惟才敏气盛，急于立功立名之人，察理不真，审势不明，贸然大举，乃能扰天下耳！”100 枢臣讲的是一套道理，疆臣讲的是另一套道理。两套道理格格不入，朝廷与地方之间便会因新政而衍生裂痕。是以梁启超说：“近数十年来，督抚之系民望者，恒过于军机大臣各部长官。非必督抚之才皆优越于彼辈也，其责任较专，其展布较易也。故中央虽万机丛脞，而有一二贤督抚，则一方之民犹食其赐。自一二年来，假筹备宪政之名，行似是而非之集权政策，而督抚始不可为矣。督抚失职不平，渐奋起而与中央争；争之而不能胜也，乃反其本。于是责任内阁之重要，渐为督抚中贤者所同认。”101 虽说那个时候的政争旨在以各自的道理守护各自的权利，但舆论的同情显然在“争之而不能胜”的疆吏一面，而借集权之说重造居内驭外之势的“才敏气盛急于立功名之人”则不为多数所喜欢。这种由新政而起的裂痕一定会在新政的更张中扩大，并促成疆吏对朝廷的日趋疏离。因此，当国会请愿运动聚众集群，掀作大波的时候，督抚中的许多人都热心推波助澜，以函电交驰为鼓荡呼应。1910 年九月，云贵总督李经羲电各省督抚，“主先设内阁国会，再行借款筑路”，南北疆吏多复电赞同。十月，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请设责任内阁。而后“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电请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102 由“联电”聚合起来的疆吏对国会与内阁的识解未必都能得其真髓，然而朝廷倚君权行“中央集权”之策以统制天下，则限制君权的国会便非常自然地会成为地方当权派们乐意亲近的东西。而众多的督抚用这种办法公示政见，对于正在抵制国会请愿的朝廷来说，显然是一种有意的为难。枢臣和疆吏同在新政局中，但两者都喜欢用自己那一面的道理诠释新政。于是，他们分解了新政，新政也分解他们。在因果循环之间，历史传统留给地方和朝廷维系彼己的同一性，遂被变革的更张一节一节地磨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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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15 当官场的争斗正入酣境之际，绅界中人的进取心也在新学的摩荡下一天比一天炽热。他们借用许多发源于东西洋的题目急急乎扩张绅权，使官绅之间的角智角力常常演为激烈的政治冲突。清世曾久抑绅权。太学卧碑刻文即视集群结社为厉禁。顺康之际，苏南诸生“哭庙”一案因官绅冲突而兴大狱，以摧锄绅衿，“凌迟者二十九名，斩者八十九名，绞者四名”，103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金圣叹。此后二百余年，绅士在国家权力（官府）的逼视下活得非常安静。然而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国家权力在内战中脱出了旧榫，久蛰的绅士遂纷纷被时势召出来，在襄办地方事务的过程中各露头角。后来的五十年里，通过科试、捐纳、保举（军功、劳绩）得功名而又游离在仕途之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由农村流向城市，更多的人则留在籍贯所在的地方，以其个体的知识、才干、名望和积累的财产、势位、影响兴作于官府和民众之间，成为一种牵动上下的社会群体。随之而来的是绅权的步步伸张。这种崛起的绅权最初是傍贴于官场的。叙晚清掌故的《瞑庵杂识》曾说：“咸丰初，张亮基为湖南巡抚。时承平久，官益尊，政益弊，民隐不得上闻，巡抚教令中隔，拱立受所司欺谩。亮基乃聘左宗棠入幕，使通宾客，日夜访民苦。吏有奸、山泽有盗，巡抚辄知之，远近骇以为神。乃骆秉章再任，益遵张法，练兵转饷防寇，多参用士人，事皆办，颇胜他省。”104 在二百年久抑之后，绅权是被地方官扶植起来的。因此，在上个世纪后半期，绅界中人大半都不会有与官场相颉颃的充足意识。然而官府的权力来自国家，绅界的利益则在地方。其间常常会有矛盾。绅权伸张的过程同时也在促使这种矛盾一路膨胀。到 20 世纪开始的时候，已经伸张的绅权和已经膨胀的矛盾都变得十分明显了。以二千年历史为背景，此时腾起的绅权本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东西。但自宪政之说倡行，从东西洋趸来的许多学说都在为绅界重造出别开生面的境界。1907 年，江苏巡抚陈夔龙说：“近年预备立宪之举，颇为海内欢迎，而欢迎之故，无非歆动于地方自治之一言。”105 “地方自治”所以“歆动”人心，正在它所阐发的旨意能够被正在四张的绅权所借用，为古老的东西移接一副炫人眼目的新头脸。于是，本来傍贴于官场的绅权便因新政的展布而得以自立门户，在咨议局、城乡议事会和其他种种地方自治机构中得到了舒展手足的机会，并急迫地期待着在国会中更上一层楼。这种变化为绅界拓开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间。所以，一时声光炎炎的名流如张謇、汤寿潜、谭延闿、汤化龙、蒲殿俊等等，都官格齐备而不愿入仕途，宁肯以绅界领袖的面目造时势。而后，得新学之助的绅权便挟着一派咄咄逼人的盛气，与官界权力步步对抗，节节冲突。当时人曾记叙“各省咨议局”与“行政官厅”之“争执”，颇能描绘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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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17 浙江因浙路公司总理奉旨革职，不准干预路事。咨议局以公司总理，由股东公举，载在商律，请浙抚代奏，收回成命，一面停议待旨。浙抚劄令开议，允开议后代奏，咨议局要求先行代奏，然后开议，浙抚不允，劄令停会数次，势将解散。后浙抚代奏，遂开议。江西以加增统税，不交局议，系侵夺咨议局权限，呈请资政院核办。广东咨议局，以提议禁赌案，议员有反对者，致不通过。主张禁赌者，以禁赌不定期限为辞辞职，舆论大哗。反对者亦以此为辞辞职。全省绅民，要求速行禁赌，粤督初以赌饷筹抵无着，未允入奏，后以风潮日甚，奏请定期速禁，议会乃仍开议。广西咨议局以禁烟案公布后，桂抚擅将土膏店应禁之期展限，全体辞职。资政院请旨照原案办理后，始照章议事。此外湖南公债案，广西限制外籍学生案，云南盐斤加价案，由咨议局与督抚之争执，引起资政院与军机之冲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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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19 这些争执当然都有是非之分，但是非的源头和归宿大半都在地方利益。可见新学提供的题目所扯动的常常还是中国社会固有的那些物事。因此，由绅士而为议员的人们在时人眼里与东西洋议院中人的形象相去甚远：“十金买一票，百金买一票，运动选举，何足为议员。以私利而托公议，以一二人之意而冒全体之名，何足为代表。事事要求，事事请愿，一言不合，辄请收回成命，一语不合，辄请诛斥大臣，何足预闻政事。其在咨议局则言停会，言辞职，日与疆吏为难；其在资政院则言剪发易服，言赦党人，言劾军机，日与政府为难。”107 在上个世纪的内战以后，随国家权力的下移，有过一个疆吏向朝廷争利权的时代。等到 20 世纪初年“仿行宪政”，则是绅界坐大，他们既向疆吏争利权，也向朝廷争利权。这种演变曾寄托了中国人进化的期望，而在当日却直捷地促成了上流社会的紧张和分裂，仿行宪政的局面便常常使人想到历史上的乱世。绅权是一种两头有刃的东西。它们在新学引发的社会变动中动辄代表地方利益以制官家权力，显示了前所未有的锋利。然而绅权的过度扩张又未必总是地方之福。从咨议局往下看，非常容易见到这个过程搅出来的种种腥秽。一个言官奏论地方自治，鄙夷地说：“臣闻各省办理地方自治，督抚委其责于州县，州县委其责于乡绅。乡绅公正廉明之士往往视为畏途，而劣监刁生，运动投票得为职员及议员与董事者，转居多数。以此多数劣监刁生，平日不谙自治章程，不识自治原理，一旦逞其鱼肉乡民之故技，以之办理自治，或急于进行而失之操切，或拘于表面而失之铺张，或假借公威为欺辱私人之计，或巧立名目为侵蚀肥己之谋。甚者勾通衙役胥差，交结地方官长，藉端牟利，朋比为奸。”由此显露的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锋利，而被割的则是绅界所代表的地方民众：“其苛捐扰民也，不思负担若何，惟恐搜括不尽，农出斗粟有捐，女成尺布有捐，而牙行之于中取利，小民之生计维艰，概置弗问。其开销经费也，一分区之内在局坐食者多至一二十人，一年度之间由局支出者耗至二三千圆，以一城数区合计之，每年经费不下万金。而问其地方之善堂如何、学校如何、劝业如何、卫生如何，不曰无款兴办，即曰不暇顾及。所谓办有成效者，不过燃路灯、洒街道，或设一二阅报社、宣讲所而已。而旧日育婴堂、养老院、义塾、社仓、宾兴、乡约、施药、施茶、积存诸公费，皆非挥霍尽净不休。”108 在那个时候，这类掊击之辞不仅出现在奏章里，也多见于时论之间。他们提供了绅界人物的一种普遍情态。显然，与绅权相表里的地方自治，给多数人带来的大半都是怨恨。当初考察过东西洋政治的人们都说：“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基本。”109 然而这种为立宪“植基本”的东西一经移入中国，则成了劣绅施用“旧技”的场所。旧染中习见的操切、铺张、欺人、肥己本在传统道德的抨击拘束之中，得此一番错动，却成了被解放出来的东西，可以赤裸裸地放手横行于人世而无须惭怍。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没有法度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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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21 十年新政效西法以除旧布新，把那一代中国人拖入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动。然而，舶来的西法改造了中国社会，二千年历史沉积而成的中国社会也改造了舶来的西法。这种交互改造使西法和中法都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四万万人遂身在新旧之间，两头不到岸。而“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110 被时势卷入变法的人们没有一个能得其利乐。迨“新政之害，已情见势绌，督抚知之，政府知之，摄政王亦知之。京师官三五杂坐，莫不挼手叱骂。其实骂新政府者无一非办新政之人，即无人不享新政之利。游东洋归者骂留学生，而钻营求差自若也；在学部当差者骂学堂章程，而拟稿批呈自若也；在法部当差者骂新律，而援引听断仍自若也。举一国之人，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妖由人兴，事极可怪”。111 当得益于新政的那些人也成了新政反对者的时候，这一场迟来而又急速的变革便陷入了既没有进路也没有退路的困局。十年之间，君权推行了新政。然而在新政犁过的地方，为君权垫底的基石却先被撞碎。曾经使疆吏、枢臣、朝官、亲贵、缙绅、武将和众多附着于科举制度的士人合为一体的那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日趋分崩离析，随后产生的是一个个分异的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托身于同一个社会构架之中，但他们招来的仇神却放手悍斗，在踢打之际不停地扯散这个社会构架。从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中还没有过这样自深处发生的圮塌。与上层建筑层层圮塌相对应，是下层社会日积日深的愤怒和新知识群体越来越急切地呼应革命。旧时的社会因此而进入解体之中。以一个解体的社会为对象，则摄政王所代表的君权不能不成为一种孤独无依的东西。于是，武昌城里的炮声传来，历时二百七十余年的王朝便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块一块地四散坍落了。而由新政所开始的那些变化却留在后来的历史里，伴着世纪的风雨，再造出一幕一幕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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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23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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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25 1 《宣统政记》第 2 卷，10—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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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27 2 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2 年版，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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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29 3 《宣统政纪》第 3 卷，5—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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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31 4 ［加］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1988 年，96—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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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33 5 《翁同龢日记》第 2 册，10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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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35 6 《清史稿》第 30 册，9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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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37 7 《近代稗海》第 1 辑，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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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39 8 《近代稗海》第 1 辑，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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