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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11 晚清的变法新政由这些人过手，而在这些人手里，新政变法都化成了一己之物利。官界遂成了当日中国最龌龊的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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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13 官制的变动不仅促成了朝官之间群相哄斗，而且使朝官与疆吏之间旧有的矛盾化出许多新的冲突。自咸同以来，因太平天国造反而起的内战曾长久地撼动天下，旧有的成法纷纷被战事打破。疆吏在乱世里各自为计，因募勇成军而移去了朝廷的兵权，又因自筹饷需而移去了朝廷的财权。等到战火熄灭，这些由朝廷流向地方的权力已经收不回来了。居内驭外的局面由此而变。新政仿行立宪，“谊属宗支”的黄带子和红带子们多喜效东洋法度，羡慕彼邦“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96 日本人用“中央集权”演绎宪政，为有心强干弱枝的那些人提供了一种向地方收回权力的样式。于是，在行新法的过程中，天下的兵政便在一个一个的机构之间挪来挪去，由兵部移到练兵处、由练兵处移到陆军部、由陆军部移到军咨处。而后“更各省督练公所章程，设军事参议官，并由军咨处荐任，镇协统皆得专折谢恩。自是渐夺督抚军权入军咨处手。”97 与此相对称，是户部改度支部之后，急急“奏派清理财政监理官。每省正副各一员，分赴各省”，期能“将各省财政，集中于度支部”。98 管度支的载泽气极盛，“每论政，独断即行”，执意“立监政处于京师，自称督办，以诸疆吏为会办。凡鹾官迁除，皆督办主政，督抚半以为不便。锡良领衔连电与争，泽阳示退让，改议章制，而阴以危词要载沣，遂传旨申饬良等。自是榷盐权亦集于中央”。99 在上个世纪的内战里，国家权力由朝廷移向地方是在战争引起的社会震荡中发生的，其间既有被动的顺变，也有主动的应变。五十多年来，这些下移的权力已在地方生根，并虬结出种种利益关系、社会关系、行政关系。因此，以“仿行宪政”来重建居内驭外之势的那些变法一旦推行，则一定会触痛这些关系，并使疆吏与朝廷中筹划的人们不能不龂龂相争。久做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曾是倡新政的先觉者。而“光绪季年创行宪政，议改官制”之际，则以一个疆吏的立场与骛新法的枢臣岸然立异，以为“今日预备立宪，只须合立宪之用意，不必求合于海外立宪国之官制。大抵中国疆域广大，数倍于东西各国，而轮船、火车、电线通者什一，不通者什九。且立国之本原，历代政体相沿之成局，国民性情之利病，目前国家之实力，中外各自不同，岂能事事强合”？并非常尖刻地说：“昔唐贤有云：‘天下本无事，乃庸人自扰之耳。’洞窃以为不然，无事自扰，尚无大害，若方今四海有事之日，再加之以扰，则不可支矣！且庸人安能扰天下？惟才敏气盛，急于立功立名之人，察理不真，审势不明，贸然大举，乃能扰天下耳！”100 枢臣讲的是一套道理，疆臣讲的是另一套道理。两套道理格格不入，朝廷与地方之间便会因新政而衍生裂痕。是以梁启超说：“近数十年来，督抚之系民望者，恒过于军机大臣各部长官。非必督抚之才皆优越于彼辈也，其责任较专，其展布较易也。故中央虽万机丛脞，而有一二贤督抚，则一方之民犹食其赐。自一二年来，假筹备宪政之名，行似是而非之集权政策，而督抚始不可为矣。督抚失职不平，渐奋起而与中央争；争之而不能胜也，乃反其本。于是责任内阁之重要，渐为督抚中贤者所同认。”101 虽说那个时候的政争旨在以各自的道理守护各自的权利，但舆论的同情显然在“争之而不能胜”的疆吏一面，而借集权之说重造居内驭外之势的“才敏气盛急于立功名之人”则不为多数所喜欢。这种由新政而起的裂痕一定会在新政的更张中扩大，并促成疆吏对朝廷的日趋疏离。因此，当国会请愿运动聚众集群，掀作大波的时候，督抚中的许多人都热心推波助澜，以函电交驰为鼓荡呼应。1910 年九月，云贵总督李经羲电各省督抚，“主先设内阁国会，再行借款筑路”，南北疆吏多复电赞同。十月，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请设责任内阁。而后“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电请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102 由“联电”聚合起来的疆吏对国会与内阁的识解未必都能得其真髓，然而朝廷倚君权行“中央集权”之策以统制天下，则限制君权的国会便非常自然地会成为地方当权派们乐意亲近的东西。而众多的督抚用这种办法公示政见，对于正在抵制国会请愿的朝廷来说，显然是一种有意的为难。枢臣和疆吏同在新政局中，但两者都喜欢用自己那一面的道理诠释新政。于是，他们分解了新政，新政也分解他们。在因果循环之间，历史传统留给地方和朝廷维系彼己的同一性，遂被变革的更张一节一节地磨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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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15 当官场的争斗正入酣境之际，绅界中人的进取心也在新学的摩荡下一天比一天炽热。他们借用许多发源于东西洋的题目急急乎扩张绅权，使官绅之间的角智角力常常演为激烈的政治冲突。清世曾久抑绅权。太学卧碑刻文即视集群结社为厉禁。顺康之际，苏南诸生“哭庙”一案因官绅冲突而兴大狱，以摧锄绅衿，“凌迟者二十九名，斩者八十九名，绞者四名”，103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金圣叹。此后二百余年，绅士在国家权力（官府）的逼视下活得非常安静。然而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国家权力在内战中脱出了旧榫，久蛰的绅士遂纷纷被时势召出来，在襄办地方事务的过程中各露头角。后来的五十年里，通过科试、捐纳、保举（军功、劳绩）得功名而又游离在仕途之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由农村流向城市，更多的人则留在籍贯所在的地方，以其个体的知识、才干、名望和积累的财产、势位、影响兴作于官府和民众之间，成为一种牵动上下的社会群体。随之而来的是绅权的步步伸张。这种崛起的绅权最初是傍贴于官场的。叙晚清掌故的《瞑庵杂识》曾说：“咸丰初，张亮基为湖南巡抚。时承平久，官益尊，政益弊，民隐不得上闻，巡抚教令中隔，拱立受所司欺谩。亮基乃聘左宗棠入幕，使通宾客，日夜访民苦。吏有奸、山泽有盗，巡抚辄知之，远近骇以为神。乃骆秉章再任，益遵张法，练兵转饷防寇，多参用士人，事皆办，颇胜他省。”104 在二百年久抑之后，绅权是被地方官扶植起来的。因此，在上个世纪后半期，绅界中人大半都不会有与官场相颉颃的充足意识。然而官府的权力来自国家，绅界的利益则在地方。其间常常会有矛盾。绅权伸张的过程同时也在促使这种矛盾一路膨胀。到 20 世纪开始的时候，已经伸张的绅权和已经膨胀的矛盾都变得十分明显了。以二千年历史为背景，此时腾起的绅权本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东西。但自宪政之说倡行，从东西洋趸来的许多学说都在为绅界重造出别开生面的境界。1907 年，江苏巡抚陈夔龙说：“近年预备立宪之举，颇为海内欢迎，而欢迎之故，无非歆动于地方自治之一言。”105 “地方自治”所以“歆动”人心，正在它所阐发的旨意能够被正在四张的绅权所借用，为古老的东西移接一副炫人眼目的新头脸。于是，本来傍贴于官场的绅权便因新政的展布而得以自立门户，在咨议局、城乡议事会和其他种种地方自治机构中得到了舒展手足的机会，并急迫地期待着在国会中更上一层楼。这种变化为绅界拓开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间。所以，一时声光炎炎的名流如张謇、汤寿潜、谭延闿、汤化龙、蒲殿俊等等，都官格齐备而不愿入仕途，宁肯以绅界领袖的面目造时势。而后，得新学之助的绅权便挟着一派咄咄逼人的盛气，与官界权力步步对抗，节节冲突。当时人曾记叙“各省咨议局”与“行政官厅”之“争执”，颇能描绘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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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17 浙江因浙路公司总理奉旨革职，不准干预路事。咨议局以公司总理，由股东公举，载在商律，请浙抚代奏，收回成命，一面停议待旨。浙抚劄令开议，允开议后代奏，咨议局要求先行代奏，然后开议，浙抚不允，劄令停会数次，势将解散。后浙抚代奏，遂开议。江西以加增统税，不交局议，系侵夺咨议局权限，呈请资政院核办。广东咨议局，以提议禁赌案，议员有反对者，致不通过。主张禁赌者，以禁赌不定期限为辞辞职，舆论大哗。反对者亦以此为辞辞职。全省绅民，要求速行禁赌，粤督初以赌饷筹抵无着，未允入奏，后以风潮日甚，奏请定期速禁，议会乃仍开议。广西咨议局以禁烟案公布后，桂抚擅将土膏店应禁之期展限，全体辞职。资政院请旨照原案办理后，始照章议事。此外湖南公债案，广西限制外籍学生案，云南盐斤加价案，由咨议局与督抚之争执，引起资政院与军机之冲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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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19 这些争执当然都有是非之分，但是非的源头和归宿大半都在地方利益。可见新学提供的题目所扯动的常常还是中国社会固有的那些物事。因此，由绅士而为议员的人们在时人眼里与东西洋议院中人的形象相去甚远：“十金买一票，百金买一票，运动选举，何足为议员。以私利而托公议，以一二人之意而冒全体之名，何足为代表。事事要求，事事请愿，一言不合，辄请收回成命，一语不合，辄请诛斥大臣，何足预闻政事。其在咨议局则言停会，言辞职，日与疆吏为难；其在资政院则言剪发易服，言赦党人，言劾军机，日与政府为难。”107 在上个世纪的内战以后，随国家权力的下移，有过一个疆吏向朝廷争利权的时代。等到 20 世纪初年“仿行宪政”，则是绅界坐大，他们既向疆吏争利权，也向朝廷争利权。这种演变曾寄托了中国人进化的期望，而在当日却直捷地促成了上流社会的紧张和分裂，仿行宪政的局面便常常使人想到历史上的乱世。绅权是一种两头有刃的东西。它们在新学引发的社会变动中动辄代表地方利益以制官家权力，显示了前所未有的锋利。然而绅权的过度扩张又未必总是地方之福。从咨议局往下看，非常容易见到这个过程搅出来的种种腥秽。一个言官奏论地方自治，鄙夷地说：“臣闻各省办理地方自治，督抚委其责于州县，州县委其责于乡绅。乡绅公正廉明之士往往视为畏途，而劣监刁生，运动投票得为职员及议员与董事者，转居多数。以此多数劣监刁生，平日不谙自治章程，不识自治原理，一旦逞其鱼肉乡民之故技，以之办理自治，或急于进行而失之操切，或拘于表面而失之铺张，或假借公威为欺辱私人之计，或巧立名目为侵蚀肥己之谋。甚者勾通衙役胥差，交结地方官长，藉端牟利，朋比为奸。”由此显露的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锋利，而被割的则是绅界所代表的地方民众：“其苛捐扰民也，不思负担若何，惟恐搜括不尽，农出斗粟有捐，女成尺布有捐，而牙行之于中取利，小民之生计维艰，概置弗问。其开销经费也，一分区之内在局坐食者多至一二十人，一年度之间由局支出者耗至二三千圆，以一城数区合计之，每年经费不下万金。而问其地方之善堂如何、学校如何、劝业如何、卫生如何，不曰无款兴办，即曰不暇顾及。所谓办有成效者，不过燃路灯、洒街道，或设一二阅报社、宣讲所而已。而旧日育婴堂、养老院、义塾、社仓、宾兴、乡约、施药、施茶、积存诸公费，皆非挥霍尽净不休。”108 在那个时候，这类掊击之辞不仅出现在奏章里，也多见于时论之间。他们提供了绅界人物的一种普遍情态。显然，与绅权相表里的地方自治，给多数人带来的大半都是怨恨。当初考察过东西洋政治的人们都说：“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基本。”109 然而这种为立宪“植基本”的东西一经移入中国，则成了劣绅施用“旧技”的场所。旧染中习见的操切、铺张、欺人、肥己本在传统道德的抨击拘束之中，得此一番错动，却成了被解放出来的东西，可以赤裸裸地放手横行于人世而无须惭怍。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没有法度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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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21 十年新政效西法以除旧布新，把那一代中国人拖入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动。然而，舶来的西法改造了中国社会，二千年历史沉积而成的中国社会也改造了舶来的西法。这种交互改造使西法和中法都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四万万人遂身在新旧之间，两头不到岸。而“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110 被时势卷入变法的人们没有一个能得其利乐。迨“新政之害，已情见势绌，督抚知之，政府知之，摄政王亦知之。京师官三五杂坐，莫不挼手叱骂。其实骂新政府者无一非办新政之人，即无人不享新政之利。游东洋归者骂留学生，而钻营求差自若也；在学部当差者骂学堂章程，而拟稿批呈自若也；在法部当差者骂新律，而援引听断仍自若也。举一国之人，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妖由人兴，事极可怪”。111 当得益于新政的那些人也成了新政反对者的时候，这一场迟来而又急速的变革便陷入了既没有进路也没有退路的困局。十年之间，君权推行了新政。然而在新政犁过的地方，为君权垫底的基石却先被撞碎。曾经使疆吏、枢臣、朝官、亲贵、缙绅、武将和众多附着于科举制度的士人合为一体的那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日趋分崩离析，随后产生的是一个个分异的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托身于同一个社会构架之中，但他们招来的仇神却放手悍斗，在踢打之际不停地扯散这个社会构架。从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中还没有过这样自深处发生的圮塌。与上层建筑层层圮塌相对应，是下层社会日积日深的愤怒和新知识群体越来越急切地呼应革命。旧时的社会因此而进入解体之中。以一个解体的社会为对象，则摄政王所代表的君权不能不成为一种孤独无依的东西。于是，武昌城里的炮声传来，历时二百七十余年的王朝便在很短的时间里一块一块地四散坍落了。而由新政所开始的那些变化却留在后来的历史里，伴着世纪的风雨，再造出一幕一幕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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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23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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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25 1 《宣统政记》第 2 卷，10—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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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27 2 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2 年版，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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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29 3 《宣统政纪》第 3 卷，5—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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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31 4 ［加］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1988 年，96—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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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33 5 《翁同龢日记》第 2 册，10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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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35 6 《清史稿》第 30 册，9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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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37 7 《近代稗海》第 1 辑，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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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39 8 《近代稗海》第 1 辑，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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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41 9 《张季子九录·文录》，《四川忠县秦太公墓表》，中华书局 193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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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43 10 《近代稗海》第 1 辑，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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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45 11 同上书，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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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47 12 《近代稗海》第 1 辑，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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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49 13 同上书，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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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51 14 《近代稗海》第 1 辑，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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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53 1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8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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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55 16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1327—13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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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57 17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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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559 18 《光绪朝东华录》，（总）47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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