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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多民变，也多割据山头的大王。这本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职业。虽然替天行道的团伙里以前也出现过女性，但那种生涯所重视的并不是她们的知识。所以，“群盗之首”选择女学生做内助，正反映了山林草泽之中发生的变迁。欧风美雨东来，不仅改变了世态，也改变了绿林人物的眼光。然而，对于女学生来说，与占山为王者匹配却不是自愿选择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对称。把不对称的两者联结起来只能用骗术。由此产生的婚姻无疑是一种尴尬婚姻。中国旧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说，专门用来譬喻木已成舟之后的尴尬婚姻。它说明：在尴尬转变为不尴尬的过程中，妇女总是被改造的一方。但以此对照做了押寨夫人的“上海女学生”，则旧说已经明显地不能适用。因为在豫西那个绿林王国里，她并不是被改造的一方，而是改造别人的一方。本以打家劫舍为专业的“豫西群盗之首”，后来变得理路清晰，头脑井井有条，其中正有着被知识和“智谋”改造过的痕迹。更能显示女学生本色的，则是“设学塾山中，聘汴中师范生教之”，接受改造者的广度因此而愈见扩大。她聘来“汴中师范生”而不聘三家村塾师，说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汴中师范生”愿意受聘入山，又说明了其道不孤。当梁启超侷处海外大声鼓吹开民智的时候，这些人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环境里做着同一件事，她（他）们虽与“群盗”为伍，却比别人更多地保留着一点新学应有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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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中国处新旧摩荡之际。这是一个能够产生伟人的时代。但对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瞻新顾旧又是一种常态。瞻新顾旧于新旧摩荡之际，会造出种种社会相。在可鄙、可笑、可敬的面相背后，自有一种发人深思久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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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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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汪穰卿笔记》卷五《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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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感言》，《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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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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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汪穰卿笔记》卷四《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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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女界钟》，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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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汪穰卿笔记》卷一《记事·记总兵谢宝胜治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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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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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八旗得天下，然而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旗人生业的日趋“穷迫”1 便一直与清代的国计和户政相牵结，衍为积久积重的累世时病和一朝一朝的奏论与策论。因此，20 世纪初年朝廷行新政，局中人和局外人纷纷论国事，督抚、都统、道府、京堂、翰林、御史，以及身在江湖而心存巍阙的旧式士人和新式士人都在说“八旗生计”的“憔悴”和“可哀”，2 引出一片唏嘘之声。八旗中有蒙古和汉军，但八旗的主体则是被统括于这个制度里的满人。所以，这种积久而积重的时病正说明了二百六十多年满人的君权之后，是满族在整体上的贫弱和衰弱。贫弱和衰弱皆非强人面目和凶悍气象，应当不会催激满汉之间已经静蛰的种族之辨。然而世路常常要走出推理之外，在当日的中国，与“八旗生计”之“憔悴”和“可哀”同时存在而互相对应的，却正是知识人中蓬蓬然而起的反满意识。前后十年之间，这种反满意识引“黄帝魂”入“自由血”，用“大汉天声”拽出了一场共和革命。其间的激烈和壮烈都已刻进了那一段历史的过程里与意义里。但历史之可以理解本在于历史中自有因果。以满人在整体上的贫弱和衰弱为比照，则一时暴起的反满意识显然不是一种相对称的东西。两者之间的矛盾突出于这一段历史，于是读史和论史便不能不为这种矛盾追溯源头与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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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一 八旗制度与满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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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在《清史稿》里被归入“兵志”一类，然而这一制度由“出则为兵，入则为民”3 而来，旗籍所包纳的其实是满族的全部人口，因此满人无不自称旗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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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制是一道墙界。“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5 用“统”的办法来串管人口，则圈出来的总是一个有限的空间。二百六十多年来，包纳于八旗制度里的满族，都是身在被统之中的人，也都是栖止和生聚于墙界之内的人。八旗以京师为根本，“亲王不得出京师三十里外”。6 入仕的满人虽可远走四面八方，但解任之后皆须带着眷口“回旗”。所以督抚、两司、将军、都统，其子孙都在京城里生根结果。八旗中派出的部分称作“驻防”。驻防八旗布列于南北冲要之间，而“尤重都会”7 ，于是墙界也随之而被带到了冲要和都会。《荆州驻防志》说：“康熙二十二年旗兵设防于此，虑兵民之杂列也，因中画其城，自南纪门东，迄远安门西，缭以长垣，高不及城者半，名曰界城，其东则将军以下各官及旗兵居之，迁官舍、民廛于界城西。”8 这种专门修起来的“长垣”阻隔了“兵民”，也阻隔了满汉，而驻防所到的地方则必有“长垣”，由此划出的区域民间通称“满城”。“满城”由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管，并自有一套司法系统，“所在地方官不得而约束之”。9 与国家官制里的督抚、司道、州县相比，显然是自成一派。旗籍既是兵籍，“满城”里的人们遂长在不可自由移动之中。除了出仕以得官禄之外，皆“坐食兵粮”10 而不能自为生业。因此，左宗棠论八旗，曾通谓之“不习行商服贾之业，不知服田力穑之劳，不谙匠作工师之技，于世之所谓四民者，仅可名之为士，而农与工商无与也”，11 他所说的“士”取自古义，主要是指兵。这些话显然不是好评。二百六十多年里，本来意义上的“兵食”在八旗不能成兵之后变成了用国赋养一个民族，其不在常理之中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吃“兵食”的八旗不入农工商之界，汉族人口中的多数则因之而在整体上同满人离得很远。满城里的兵丁不守规矩的事虽有时而有，但都不为王法所容。12 由于离得很远，满汉之间的民众与民众既不容易相往来而亲近，也不容易相劫斗而憎恶。所以 20 世纪初年汪东倡革命，犹曰：“昔者八旗特设制度示与齐民异，不事生产，惟待供给于汉族，虽为民病，犹特消耗其辛苦所得于无用耳，未尝与民争利。”13 在八旗退出生产的过程里，17 世纪后期满洲人入关所带来的那种遍地戾气和仇恨便被制度造出来的距离与墙界所隔断，并在后来的岁月里熄灭而且褪色。18 世纪和 19 世纪，平民社会里多见宗族械斗和民教争斗，与此相比，满汉之间则保留着一种不相熟识的陌生，也因之而安静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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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多立墙界，显示了满族君权本有的种族意识。墙界守护的都是满族从关外带来的种性和面目，诏书称作“期复旧俗，永保无疆”。14 然而满族的君权要成为中国的君权，则帝王不能不接受中国的文化。18 世纪的康、雍、乾三朝，一面是君权的种族意识与士人的种族意识相遇而引发出连年的文字狱；一面是帝王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步步儒化。于是，同文祸里的株连摧残相伴而生的，是帝王引用学来的儒学批判士人手中辨夷夏的儒学。雍正说：“《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辅之之理。”15 他以《书经》为理据说天命之所归，为的是把满族的君权融入中国的历史之中，融入了历史，便也融入了人心。这一类引述六经的话头乾隆用得更自如。虽说从六经里引出来的片断之词未必能够平释当日异视“东胡”的满汉之辨，但与四百多年之前蒙古人的君权始终漠视儒学，并因此而与读书人始终夹生的态度相比，则满族的君权向儒学讨法则，显然是归化了士人在精神上生死依托的同一种东西。读书人崇儒，帝王也崇儒，儒学涵化六合，重的是以文化别夷夏，满族君权既已自附于儒学，以遗民心结为源头的“种族大义”遂不容易在后起者的心里一代一代传下去。因此，乾嘉之学和乾嘉学人都不再追问明清之际的往事，并与遗民留下的精神日去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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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君权自附于儒学，同时满族君权便成了中国文化规范和制束之下的君权。比之明代帝王，清代的君主更多一点民为邦本的自觉和警醒。康熙一朝江宁织造曹家和苏州织造李家常常要专门进奏密报地方时事，其中的题目之一便是民生。于是而有“夏季雨足米价如常折”、“镇江丹阳一带忽有飞蝗业经扑灭不致成灾折”、“请安并报稻禾收成折”、“苏州地方菜麦已经收割折”、“浙江各府县灾情折”、“扬州得雨折”，等等。而一旦奏报失时，则须另作“迟进晴雨录原因并请处分折”。16 农时、物候、米价、年成都是历史中的琐碎和细节，而彼时万千民生之所托即在于此。因此帝王不肯疏远细节，正说明了帝王之不敢懈怠民生。满人的本色在骑射，民生成为政治的重心显然不是从满洲“旧俗”里移过来的，而是儒学精神熏化帝王的结果。奏折和硃批以“晴雨录”为常课，可以非常明白地看到：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满族君权，其理路已皆在中国文化之中。因此，在 18 世纪的中国，与连年文祸同时出现的，是一个轻赋立国的盛世，满族君权造出了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而其间的义理则取自于中国文化所蕴结的王道政治。当文字狱引发的凌厉和紧张使士人世界不得安宁的时候，盛世里的田夫耕氓正各安其业，在这个多数人的世界里，很少有人会感受到来自那一头的冲击和窒迫。而后，盛世的规矩留给了后起的帝王，便成了祖宗家法，“历朝尊行不替”而“不敢逾定制一步”。因此孟森后来述清史，曾概论之曰：“康雍之不欲扰民，自是当日善政，不必异世而转作不恕之词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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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八旗制度多立墙界，满汉之间能够相往来的地方便只有官场。二百六十多年里，满人因入仕别有途径而曾经据有官场的优势，其“旧俗”里的粗陋遂容易转化为骄横。然而与科举制度相比，这种从满洲带来的优势并不是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当 19 世纪中叶内忧外患交迫而来的时候，内忧外患都成为一种淘汰，满汉之间积久的失衡便在溃决中现出本相。当日肃顺以宗室秉政，任事果敢“暴悍”而“独敬礼汉人”，视八旗蔑如也，以为“后起皆竖子”。18 “敬礼”、蔑视皆反照出世运的淘洗磨括，其间的此消彼长都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因此，恭亲王奕与肃顺为政敌，而继起秉国政，走的依然是“敬礼汉人”一路。汉人之应当“敬礼”，正在于内忧外患交迫之秋敉平内乱和回应西潮的都是汉人。他们负天下之重，因此他们居天下之重。世运之变迁成就了满汉之嬗蜕，此后五十年里，虽然政潮有起伏，但才地、勋名、物望、知识、政略，从而对君权的影响力和制约力则大半归于汉族官僚。其间虽有过像刚毅那样一身气焰的满人，而头重脚轻，结局都不能长久。与才地、勋名、物望、知识、政略相比，气焰已是一种立不起来的东西了。因此，同光以后，入官场的满人大半都不再有自负“从龙子弟”的别样意态。曾经久做部曹的何刚德，民国初年说春明旧梦，有一段文字专写当日京官中的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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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在京，可分三等。一则一二品大员，年高位尊，各自持重；礼节周旋，一味和蔼。虽有闹意见者，间或以冷语侵人，而绝无乖戾之态，平心而论，较汉人尚多平易近情。一则卿寺堂官，及出色司员，稍有才干便不免意气自矜，然一涉文墨，未有不甘心退让者。至寻常交际，酒肉征逐，若遇有汉人在座，转不免稍涉拘谨。一则平常司官、笔帖式，个个乡愿，无争无忤而已。窃揣满人心意，亦知平常占尽便宜，人才又不能与汉人较，故见汉人颇讲礼让。而汉人之在京者大半客居，但见其可交可亲，转有视若地主之意。此余在京十九年，饮食周旋，所日相接触者，固历历在目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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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以京师为聚汇之地，而十九年所见，多的是一团和气，少的是恢宏发舒。没有恢宏发舒的一团和气出处全在中气不足。因此满人论满人往往更苛薄。庚子之后行新政，王士珍以汉人补副都统，觐见之际，光绪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20 这是一种同悲哀融在一起的苛薄。而端方“自为满人，偏诋满人为不肖”，曾使酒骂座，肆口痛詈“旗人作外官，一事不懂，一字不识，所有事件皆请教于门政，门政即是爸爸”21 ，则苛薄之中又羼入了许多刻毒。与端方之开口就骂相比，其间还有满人为满人说来日，以为“吾满洲王气前人发泄已尽。今八旗之人但一着衣冠，则神志沮丧，不久当胥为隶役，质性已近之矣”。22 其刻毒兼有短气，犹自更深一层。以“敬礼”汉人为反衬，苛薄、悲哀、刻毒和短气都表现了满人看不起满人。光绪是君权的代表，端方后来做了疆吏，他们的话与肃顺的睥睨连在一起，描画了一时世风。显然，在一个满人看不起满人的时代里，聚八旗声势与汉人争一日之长短的意识一定不会成为茁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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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之间的此消彼长，是一个满人在整体上衰弱化的过程。而官场之外，则是长久的豢养生息之后，满人在整体上的贫苦化。光绪初年，御史英震曾专折说宗室穷迫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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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文武仕途，设立员缺无几，且多系京职。以前人数尚少，似觉道路甚宽，今则人数日盛，有志上进者每因入仕艰难，不能不退而思转其闲散。宗室养赡钱粮，年至十岁始食二两，年至二十岁始食三两。后复改为十五岁始食二两。当初食饷者有限，各府之甲亦足分赡宗族；今则红名不下数千余人，钱粮按现放章程，食二、三两者仅得一两有余，虽养一身不足，何能仰事俯畜。况谁无父母，谁无妻子，更何所赖。是以宗室案件层出不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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