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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91 所谓恶劣之政府，谓以恶劣之民族而篡据我政府，其为恶也，根据于种性，无可剪除，无可增饰，且不指一二端之蔽政而云然。故虽有伪改革而恶劣如故，即亟亟然袭用欧美之宪章成法，而恶劣亦如故。章太炎比之醋母之无投不酸，得其例耳。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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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93 这些文字富有代表性地表达了一种见不到推理的执信。在八旗制度下，仕路之外的知识人与围在满城里的旗人本自不相熟识，而以这种执信为满人立“种性”，则不相熟识的东西可以虚拟地变作深知的东西，而后满汉矛盾便失真地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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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95 清末知识人的种族意识取自于历史和文化。但在 20 世纪最初的十年里，这种茁生的种族意识又常常要越出历史和文化，急遽地与西学里的主义相呼应。当梁启超还在《新民丛报》上编发排满议论的时候，曾对康有为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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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97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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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899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是逋逃海外之后从西学里读来的新知。对于好做概括的梁启超来说，这正是一种可以概括欧西历史的东西：“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击于人人之脑中，宁粉身碎骨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是以“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这些文字里显然有着叙述的激动。型塑了欧西历史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使中国人激动，正在于民族主义已在急急东来，“至千九百年顷，其风潮直驰卷腾溢于欧洲以外之地”。土生土长的反满意识因之而可以与这种“顺之者兴，逆之者亡”的东西相对接，使自己归入“凡国而未经对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国”82 的那个世界潮流里，在民族主义的恢张中获得本来所没有的意义。虽说“自癸卯、甲辰之后《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83 但由梁启超打穿后壁说出来的那套道理却是当日反满的知识人所共有的，所以满汉之争的背后总是站着西学里的主义。因《苏报》案关入西牢的章太炎狱事了结之后匆匆走日本，曾在东京的同道里演说“平生的历史”，自谓读“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而愤于“异种乱华”；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而“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84 他把反满意识与东西“学理”的对接前移到“甲午以后”，同 19 世纪后期的思想历史相比较实在是太早了一点。但中国人的“民族思想”须借“东西各国的书籍”作提炼始能成正果，则意思同梁启超说的正是一样。20 世纪初年的中国，章太炎是少数能够以独得的思想在欧化面前自立骨架的人。85 然而倡反满于西潮浸灌之日，其心底的中气仍有不足，而不得不向西潮讨取“学理”。他崇敬郑所南、王船山，是因为“两先生”毕生守种族之辨。但在二百数十年历史变迁之后，郑所南、王船山一辈人所看到的那些出毳毡之俗而以铁骑踏平了南北的满人，已全然“失其野蛮时代之狠悍尚武性”86 而只剩下一派猥琐荏弱。因此，“两先生的书”虽然能唤起“民族思想”，却并不能切中这个时候真实的满汉关系。从章太炎所说的“没有什么学理”里，可以看到的是被意识放大了的种族矛盾正面对着一个自己包纳不了的实在社会；由于包纳不了，没有实证作支撑的意识更需要理论作支撑，以说服人心和慑动人心。出自于东西各国的“学理”正是这样被“收拾”进来的。以重“学理”的章太炎为反衬，彼时更多的志士言论引“欧族列强”的“民族主义”比类中国人的反满意识，则纯乎举西人之已有，为中国所应有，“今民族主义，既发达弥盛，而吾四百兆同胞犹无民族的国家，受治于异种人之下，耻莫甚焉”。87 他们想要借用的不仅是西洋和东洋的学理，而且是西洋和东洋的权威。其深处的因果皆在于“欧风美潮卷地东下，万马齐驱，有一日千里之势，而吾之所重者，又在彼而不在此，时尚所趋，久且视为固然”。88 19 世纪是枪炮的强势在“欧风美潮”一边，至 20 世纪则学理与主义的强势也到了“欧风美潮”那一边。强势之所在，便是权威之所在。于是以下伐上的意态和摆布天下的意态在“欧风美潮”面前遂一时俱失，“吾学界不能无取诸日本泰西亦势也”。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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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01 以历史和文化为渊源的种族之辨合流于“逐太平洋之浪潮”而来的民族主义，排满意识的发煌遂非常显目地成为古人思想的发煌和东西洋思想的发煌。在新旧交争的中国，很少有这样能够把古今中西捏到一起的东西。由于以历史和文化为渊源，满汉之争最容易牵动夷夏之辨。刚刚从士大夫群里分裂出来的读书人和半路里走到学堂里去的读书人熟悉的也是夷夏之辨。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戎狄豺狼不可亲也”那一类古义便常常要被引到清末最后十年的思想主流中来，为世人从头说起，使满汉之间已经共处了二百六十年的历史化为乌有。汪精卫在《民报》第 1 期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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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03 夫以满族与我民族相比较，以云土地，彼所据者在长白山麓之片壤，而我则神州；以云人口，彼所拥者蕞耳之毳裘，而我则神明之胄；以云文化，彼所享者，鹿豕之生活，而我则四千年之文教，相去天壤，不待言也。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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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05 怀姜在《复报》第 5 期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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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07 彼珠申贱族，人口不过五百万有奇耳，无文化、无学术、无道德、无思想，当其未入关以前，榛榛狉狉，只恃畜牧为唯一生涯，与深山之猺獞奚择，彼种之沉灭，曾何足重轻。而吾汉族则固煌煌然四百兆华胄也，户口百倍，文化万倍，历史之价值，民族之荣光，更高不知其几千万级，而顾生死于少数野蛮人。呜呼，系千钧于一发，吾不知吾同胞是何居心？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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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09 《民报》出自东京，《复报》出自上海，而这两路文字却在同一年同一月里申述了同一个意思，显然地表达了排满一方的人同此心。在他们之前和在他们之后，还有更多的论说推演夷夏之界，以“犬羊殊族，非我亲昵”92 ，把满人置于化外。19 世纪中叶满人琦善以“蛮夷之国，犬羊之性”比西人，93 六十年之后，则是满人在笔锋的追溯下被扫到了“蛮夷”和“犬羊”一堆里。夷夏之辨由文化累积而成，不是一种需要论证和可以论证的东西。因此当初指西人为“犬羊”和此日指满人为“犬羊”本意都不在说理。其有力的地方正是无须论证和无法论证。朱执信所以亟言“民族之思想”根系于“感情”，道理本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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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11 抑知其以感情言而举国风动者，其故何者乎？实以其感情为举国之所同，而以一二人者，乃代表之以发言者也。夫感情为一国之所同者，其发为行为必不可抗，此固于学理亦不能谓非者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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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13 这种“为一国之所同”的感情只能从“一国之所同”的文化累积中被引出来。所以文化越多，感情也越多，置满人于化外而立其说于报章，言之激昂和听之动情的，其实都是读书人。由于以夷夏辨满汉，20 世纪初年的中国人便越过了漫长的时间和空间，一下子面对着二百六十多年之前中国人的那个世界：“夫以黄种遗胄，秉性淑灵，齐州天府，世食旧德，而逆胡一入，奄然荡复”，已经远去的旧事因之而被推到了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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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15 自流寇肆虐，遗黎凋丧，东南一隅，犹自完具。虏下江南，遂悉残破。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后，丁壮悉诛，妇女毁郭。汉民无罪，尽为鲸鲵。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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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17 其中显示出来的都是伤痛和血痕。旧事推到眼前，目的则在于时人和时事。所以章太炎作《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从“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说起，而以提撕天下人心为归结：“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96 旧事重提便成为知识人的一种社会动员。然而相隔二百六十多年之后人间已经几度沧桑，用旧事里的意义来映照和解说时事，处处都会显出隔膜，由此催生的激动遂常常不能切入当世的轨路之中。《苏报》案之后，章士钊曾借“王船山史说”发议以申“种性之辨”。以为“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而“道统”居其一，尤痛恶于夷狄“窃圣人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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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19 夫人未有能自欺其心者，夷狄盗贼，岂不自知为夷狄盗贼，不过吾虽夷狄盗贼之肺肠，而已作圣明天子之面目。工部具一奏曰修圣庙，礼部具一奏曰开鸿科，而天下之士走集而相庆者，已填骈于日下，则文化大起，居然圣庙。昨日之夷狄盗贼，则永远之太祖、太宗，是何乐而不为！夫天下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是夷狄盗贼何以被太祖、太宗之名，则败类之儒假之也。呜呼！此败类之儒，罪岂胜杀！其长一二人非分窃国之想，犹可言也；其蒙蔽万世子孙不识太祖、太宗之即为夷狄盗贼，不可言也。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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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21 道统承载文化，并因此而给君统以正当性。自前一面言之，“道统”之所以成为“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正在于道统是一种从根本上把中华与夷狄分开来的东西；自后一面言之，以道统辨族类，则族类之辨会很容易牵出君臣之辨。章士钊的命意本自前一面，而一旦由道统深入，却不能不沿着其内里的逻辑走到后一面去，笔下滔滔，“修圣庙”和“开鸿（博学鸿词）科”，争的其实都是君统。以当日革命与排满相连结的宗旨作尺度，这些意思显然全在题义之外，然而从历史和文化中取来的种族意识，又天然地与这些意思交织而成义理，使字面上的反满议论变得不容易达意。章太炎主“光复”，尤主“种族革命之志为复仇”，而寻根问底于历史和文化，则“复仇主义之大纲，即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也”；98 柳亚子追慕“自由平等”，而以满汉之辨排诋君主立宪，则行文之际一时章法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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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23 东邻三岛以皇统绵绵万世一系之故，立宪之易为天下最，此其明效大验者矣。今我中国复安所得同胞同种之王而奉为无责任之元首乎？蹙蹙卧榻，鼾睡已他人；沉沉昆明，妖灰未苏前劫。波兰印度二百年于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乃欲以变法让权之大典，责诸不同利害、不同感情、不同历史、不同风俗之殊族，是岂非必不可得之数耶！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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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25 他把立宪之是非化作种族之异同；又由种族之异同归为满汉之君权。力为阐发的都不在宪政本相之内。以其惊羡“东邻三岛”的“明效大验”为反衬，则“今我中国复安所得同胞同种之王”虽是陈述，亦多惋叹。在观念与观念的勾连里，这是一种笔力所不能控驭的东西。而本以排诋君主立宪为主义的论说却因之而失其伦次，弄得颠三倒四。与这种笔力所不能控驭的惋叹比，署名“季子”的《革命其可免乎》一文更多地由种族意识带出君臣之议，其间的准则与二百六十年之前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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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27 顾吾君而犹是一家圣明之君欤，则即为之屈死而亦无不可；吾罪而犹是确乎当诛之罪欤，则即投畀豺虎而更何退辞。至若君非固有之君，臣无可摘之罪，投袂兴起，大义宣昭，此固环球各邦所当闻而起敬，而吾皇祖在天之灵，以迨成汤、周武、汉高、明太诸仁圣先帝，鉴是苦衷，尤将阴降高原，畀之玺剑，指挥神兵，助扑此獠，无可疑耳，而何尚迟回哉！鉴夷狄之有君，羞哉诸夏；眷波兰之无国，痛矣为奴。周文公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念之哉，革命其可免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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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29 从历史和文化中取来种族意识则不能不发煌古人的思想，而古人的思想里并没有政治（政体）革命那一路义法。因此使排满成为第一义的东西，同时又在使排满的意义不容易与这个时代的其他意义内在地编连在一起。章太炎说：“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倾覆清廷而止，其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而缀学知书之士，才识一名以上，皆汲汲于远谋，未有不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耿于心者。余虽踸踔，亦不能不随俗为言。”101 戊戌年间国家与君权从观念上被分剥开来，并在观念中此长彼消的思想过程曾经为那一代士人脱辐于君权（朝廷）作过前导。然而种族意识大盛之后，在历史和文化里浸润精神的读书人则一面脱辐于满人的君权，一面用文字追溯和重塑“成汤、周武、汉高、明太诸仁圣先帝”。他们执排满为第一义，而推到极处之后便是在满人的君权下怀念汉人的君权。“共和政体国家社会”因此成了疏远而且没有深度的东西。章太炎虽然“随俗为言”，而心底的理想则一直系于一个“文能附众，武能却敌”，以大义“与凶顽争命”而为“人心所归”的“睿圣仁疆之大人”。102 同发端于戊戌前后的那个思想过程相比，这些显然都是与潮流反向的回澜。但回澜能够“激动种性”。当读书人什九不能真知八旗生涯实在面目的时候，旧知什九会成为论说满汉的绳尺，于是夷夏之辨、“仁圣先帝”和明清之后的历史故事一经呼喊，便起回响。旧知在人心之中，因此，呼喊与回响之间，以辨满汉识种性灌入人心的过程常常会取得一种从旧知里绎出满汉之辨的外观，使一批一批读书人都自觉自愿地成了排满革命的志士。辛丑后四年，孙中山在东京与留日学生聚会，以眼前的济济多士比早年之会党人物，兴奋感慨皆出初意所料，叹为“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而用文字鼓吹排满的章太炎则深知这种“一日千里”的声势里自有着回澜倒卷之力，所以他亟信历史文化以“兴起幽情，感怀前德”为功，而“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103 执舆论的“言民族主义者”本居少数，而以舆论发煌古人的思想，“幽情”和“前德”都会自成动力，把排满的民族主义撒向四面八方。“犹食其赐”四字既表述了个人在当日的心境，也描述了群类在当日的心境，在个人与群类之间，正是一个少数人善用历史文化而影响了多数人的历史过程。他的话得自阅历，因此能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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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31 发煌古人的思想，是用中国人的过去来比类中国人的现在；发煌东西洋的思想，则是引外国人的理路来解说中国人的题目。移来的理路总是一种脱落了起源和过程的东西，所以，在前者那里，是民族主义以恢张历史为特征，而在后者那里，则民族主义以省略历史为特征。由于不用作历史功夫，当日先以东西洋学理说满汉关系的文字遂大半出于急火烹煮，往往以气势擅一时之胜场。《江苏》四、五期有《新政府之建设》一文，为“素昧于政治学理，不明种族之关系”的“吾同胞国民”说西人之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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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33 荷兰何以脱西班牙而独立？希腊何以离土耳其而自立？意大利何以起革命谋统一？匈牙利何以与奥宣战立新政府？德意志何以成联邦？爱尔兰何以布自治？门的内哥、塞尔维亚何以起倡独立？脱兰斯哇、菲腊宾何以与英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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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35 这些排比堆叠用“二三百年来”的“惊天动地之大风潮”为欧西“民族主义所激荡”造像，旨在向中国人传播民族主义在彼邦的广罩和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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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37 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列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而所谓民族建国主义者磅礴膨胀不可消磨。于是乎政治家以民族主义为方针，法律学以民族主义为定义，教育学以民族主义为精神，军人以民族主义为目的。伟哉白人，莫不有一民族主义坚树于脑中，专制魔王所不能灭，烈风暴雨所不能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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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4939 这种用化繁就简的笔法和染声染色的激情转述出来的民族主义铺张过度，并不尽合彼邦事物的真相。但说的人和听的人皆在神旺之中而无暇讲求分寸。旧学崇“天命”，新学尚“潮流”，两者指的其实都是同一种不可以智力究诘，并不可以人力抵挡的世路推移。描述彼邦民族主义之广罩和独尊，正是描述其不可究诘和不可抵挡。因此，引欧西“精理”比中国“四百兆冠冕之主人，乃归辖于五百万之客民”，104 则排满革命便当然地由志士事业而接入了世界潮流。比较和接入，都不计中西之间的各有因果和各有制约，其重心全在用西人的普遍性证成中国人的必然性。此谓之“民族上之研究，第一宜求诸公例，公例者，演绎归纳，以获原理，立之标准，以告往知来者也，为变虽繁，必由其轨者也”。105 古人说“理一分殊”，而以“公例”为轨道，显然是只求“理一”以为止境。用普遍性证成必然性，是用抽象证成具体，用外来证成内在，其要义在于中国人的问题跟着东西洋的学理走。《游学译编》曾“据日本高材世雄所论而增益之”，作成《民族主义之教育》，从德语和英语的词义说起，批评“支那文士大夫”之空言“国民教育”为不明本末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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