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4990

1703044991 这段话显然地表达了一种追慕和敬意。但同一年杨笃生在《新湖南》里说洪杨旧事，则笔下剥开的都是血污，全然不肯为太平天国留一点体面：

1703044992

1703044993 洪杨之举事，虽能震荡天下，实龌龊无远略，其用兵殆同儿戏，而其虏掠焚杀之惨，几几不减于前明闯、献之所为者。自粤来围湖南时，吾乡实受其荼毒，至今父老言之心悸。其掠人也，常喜刳腹屠肠，刽其肝而食之，一父老言见一酋为此，在傍赐得一脔焉，投小儿高数仞，而承之以枪，或自腹出于背，或贯其颅而出；尤恶书籍，用以入厕拭秽。吾里中某处为刳腹所，某处为竽首所，言之历历。119 

1703044994

1703044995 太平天国是 19 世纪的一段与内战连在一起的历史，在 20 世纪初年盛涨的反满意识里又成了一种观念的象征。由具体的历史变为观念的象征是一个抽象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滤掉了细节，也滤掉了乱世中万千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是以排满的孙中山能够以观念连接观念，无窒无碍地向“除虏朝”的洪秀全认前辈。然而经历过血战的两湖不比远离内战的广东，五十年前的地方历史同兵燹和血光连在一起，由此留下的伤痛是一种不容易被过滤掉的东西。因此，在广东人孙中山看到“登高一呼万谷皆应”的地方，湖南人杨笃生看到的是“虏掠焚杀之惨”。杨笃生与孙中山一样以排满为抱负，但在他的心中，太平天国的历史始终是具体的历史，这个过程里的生民涂炭不是用观念中的“除虏朝”能够熨平的。他没有完成太平天国的抽象化，所以他无法亲近洪秀全。与之相类似，另一个排满的湖南人宋教仁曾说过：“吾则沅、湘间产也，犹念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为宗。其是非亡足论，观其识度，无忝于英雄，其民又乐为之致死。”120 他所指涉的也是这一段历史。虽说“其是非亡足论”，但与孙中山比，他的敬意和追慕显然都是给了敉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和左宗棠。因排满而汇为一群的知识人本来各有前世今生，以此融入鼓吹和灌输，则南腔北调之间便常常各人有各人的说法。所以当他们牵事实以就论说之际一旦脱缰而走，遂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张继说：“汝满洲人之窃夺中原也，北自幽燕，南至滇粤，屠创焚掠，较胡元尤甚。扬州十日、嘉定万家，此他州县之比例也。”121 他不是一个以史学为长技的人，但像他这样用扬州和嘉定的故事拢括当日中国，把明清之际那一段天崩地坼的历史统束为汉人之痛史的道理，却是 20 世纪初年排满言论中最能代表多数并被说了又说的东西。所以《东方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总言之曰：“夫彼党所借口者，亦惟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其持论之根据焉尔。”122 然而当别人都在说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时候，雷铁崖办的《鹃声》为四川人通论二百六十多年之前的四川历史，言次所痛恶的，却还是屠蜀的张献忠：

1703044996

1703044997 试问张献忠剿四川，那一段惨历史，至今虽然到了二百数十年，我们四川妇人孺子，那个不知，那个不晓，一想起那惨无人理的张献忠，杀人不转眼的时候，诸君诸君，你说可怕不可怕？诸君试想，现在的四川人，岂还是从来土著的四川人吗？四川从来土著的人，岂非是被张献忠杀完了吗？123 

1703044998

1703044999 《鹃声》主张排满革命，并因之而为疆吏所厉禁。但说到明清之交的山河岁月，则川人之痛异乎江南人之痛，牵事实以就论说之际，扬州和嘉定的历史都太过文不对题。当日满人杀汉人，张献忠也杀汉人；而与满人的刀头比，张献忠的刀头在四川留痕委实更有深度。因此川人说史，记得更分明的一定会是张献忠。然则由排满的知识人重提二百六十多年之前张献忠的“惨无人理”，对于正在热说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人们而言，却是一种直接的矛盾。由于前一面以血色相陪衬，后一面的“屠创焚掠”之酷遂不能不减杀其满汉之辨的种族意义，剩下来的正是两者所共有的人性中的恶。而“虏下江南，遂悉残破”124 的历史故事一旦减杀了种族意义，也便失去了可以引申的地方，在旁观的评点中都成了“此固吾国易姓时之普通现象，彼汉高、明太开轫之初，何尝不杀人盈城，杀人盈野也乎！”125 论说容易持一面之理，而历史本以多面为真相。因此，一面之理援历史以为助，结果常常是论说之间的相互捉襟见肘。沿一面之理走得更远的，则是从心头翻上来的推想和独断，它们更少一贯性，所以更多彼此的扞格。《复报》第 11 期曾以“政治革命之非”为题目力攻君主立宪，大言曰：“吾今正告若，戴虏拥贼若党耳，若党于汉族，渺苍海之一粟耳，而排满革命者全部汉族。”这是一种以数量作比较而产生的极度自信。但在相近的时间里，刘道一发“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于《汉帜》，说的是“预备立宪之满诏下，此我汉家子孙举吊旗服丧之日也。乃庆祝立宪会，倡之于学界，应之于政界、商界，创办于京师、上海，遍及于各省各郡各埠，龙旗耀日，演说如雷”。他称之为“举国若狂，不可思议”，并由愤懑激出一腔“杀汉奸必杀立宪党”之心。126 其杀心正是以没有自信的态度回应了立宪一面在当时的人声鼎沸和气象盛大。同《复报》眼里的“苍海之一粟”比，两者之间的程度显然相去太远。与此相类而题目更大一点的，还有自贬汉种“奴隶之根性”和自褒汉种“能力之伟大”的相悖；进化论和伦理学的相悖；蔑视古学和发扬国粹的相悖；代议制度之然和否的相悖；南人和北人的相悖，等等。这些围绕同一个题目而孳生出来的异议存在于共有一个主义的群类之中，说明了以思想为源头的反满意识常苦于太过空泛。主义太过空泛，阐发便可以人自为说，鼓吹和灌输遂成一派繁弦急管之势。然而沿众声喧哗深入内里，则不难看出反满意识所维系的群类统一，其实是一层缺乏固性和没有厚度的东西。

1703045000

1703045001 由排满发为论说，重心在于攻击。因此，义理、词章、考据都不足以为这种别成一类的文体立规范，攻击能够支配论说，攻击便已自成规范。于是人自为说不仅常常相扞格，而且容易信笔游走而漫无制束，其间的指述遂不能用考信之法细读深究。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李肖聃后来作《星庐笔记》，说章太炎曰：

1703045002

1703045003 章乃以洪、杨为神圣，谓曾、左为大盗。见于著述，至再至三。深文犷悍，无复人理。所为《检论》，谓公（曾国藩）死三十年，其孙广钧语人曰：“吾祖民贼。”及为广钧所呵，又复易为家人，羌无主名，此不直辱其先祖，亦且诋其子孙矣。127 

1703045004

1703045005 “以洪、杨为神圣”和“谓曾、左为大盗”，是用种族之辨判人物之是非的结果。因此詈“曾、左”即所以詈“满洲”，“深文犷悍”犹是题中本有之义。然而由“深文犷悍”而凭空撰结，把曾广钧拖入笔下以供其无中生有，则显然已经越出了常理和常度。章太炎学识植于古文经学，以考辨和实证为家法，不会不知道言而有据的道理。而一旦纵笔论时务，却往往好作任情咳唾，不肯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戊戌正月，他曾上书李鸿章，建言“与日本合从”：

1703045006

1703045007 威海固日本戍邑也，使德据胶湾，俄据旅顺，则威海之在其间，亦腐肉朽骨而已。与其使俄德得之，何如使日本得之；与其使日本攘而取之，何如我迎而与之。夫与之腐肉朽骨而足以市恩于彼，何苦而不为。128 

1703045008

1703045009 彼时他还刚刚从诂经精舍的读书生涯里走出来，于中外情事皆非深知，而指论国事之际，已敢于率意比划，操刀一割。等到反满意识自成潮流之后，志士文章讨伐“满洲”，无不以土地利权做大题目发为痛诋：“若胶、威、旅、大，皆吾立国之重门键锁，若铁路权、矿山权、理财权、练兵权、教育权等，皆立国之精神元髓，为吾四百兆同胞所披霜戴月风尘憔悴以殖生者；而彼则尽数敲剥，以献诸外人焉。”129 排满的论说虽多纷呈歧义，在这一点上却绝无牴牾。若以文字本义相比类，“献诸外人”的意思与“迎而与之”的意思应当相去不远。然则通观于此一时与彼一时之间，显见的正是章太炎以学人作策论之恣肆和随便。由于恣肆和随便，策论变为鼓吹之日便易走入臆断和臆想一路。戊戌后三年，他在《正仇满论》里评说光绪曰：

1703045010

1703045011 彼自乙未之后，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沮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外而已。何也？满、汉二族，固莫能两大也。130 

1703045012

1703045013 己亥立储，而后有“废置”之说。但己亥在戊戌后一年，其间的事实一经被移到戊戌之前的乙未，则史事颠倒，因果也颠倒。用这种颠倒史事和因果的办法推论光绪的心迹，意在掘出“满、汉二族，固莫能两大也”的大义，因此，“交通外人得其欢心”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的一连串探赜索隐，其真实程度已是次一等的事了。在这种以一己之悬想作推论的过程里，真实性被当成了一种可以让路的东西。由此层积而伸张，便很容易产生使李肖聃深致不平的那种假故事。李肖聃以不实责备章太炎，但时当排满发为论说而论说成为鼓吹之际，这种言之凿凿而不可考辨的风格远不止乎一人一时。与有史以来中国人的文章流派相对比，鼓吹和灌输显然是一种不由师法而前无古人的文字产品。它们之所以别成一格，大半应归于不尚精确而以渲染为功。与之相匹配的正是反满的知识人整体上的躁急而没有静气。因此，由渲染过度而致情节离奇，在鼓吹和灌输里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现象。孙中山作《支那保全分割论》，也说过一个经不起深诘的故事：

1703045014

1703045015 往年日清之战，曾亲见有海陬父老，闻旅顺已失，奉天不保，雀跃欢呼者。问以其故，则曰：“我汉人遭虏朝涂毒二百余年，无由一雪，今得日本为我大张挞伐，犁其庭而扫其穴，老夫死得瞑目矣”。夫支那人爱国之心，忠义之气，固别有所在也，此父老之事即然矣，此岂外人之所能窥者哉！131 

1703045016

1703045017 孙中山意在用“海陬父老”的话语形象阐说满汉之争的深结于人心。但被称作“日清之战”的甲午中日战争是一种太过具体的背景，有此反衬，则被盛赞的“海陬父老”所显出来的便不是一种实相，而是一种暝濛。甲午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孙中山自广东起程至上海，又由上海到天津，由“游京津”到下武汉，而后在秋日里从上海远去檀香岛。132 除去广东，其行迹之间只有上海与天津地在沿海，与文中的“海陬”之义稍近。然而推算时间，“旅顺已失，奉天不保”事在甲午十月的下旬，节令已过立冬而近小雪，他应当早就不在“海陬”了。这种时间与地点的断脱，使得“亲见有海陬父老”成为一种不可指实的叙述。由此深入一层，则不会不触到甲午一战给中国人带来的深痛入骨，以及当日中国人在深痛入骨里的号哭和愤激，“回视龙旗无孑遗，海波索索悲风悲”，133 这是万千人心中的国之大丧。因此，在甲午年间不作中日之辨而作满汉之辨，并在日人的横暴和血腥面前“欢呼雀跃”的人，无论横看和竖看，都是不能识其来路的人。由此牵出的“爱国之心”和“忠义之气”便因其太过异常而成了另一重不可指实的叙述。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一类不可指实的叙述虽然经不起深诘，却在排满发为论说的过程中支撑了先设的结论。所以，它们很容易被放手攻击的知识人召入文字里。《苏报》一枝独秀于东南之日，曾“登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并由张继作《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以为烘托，着力要染出“心为之动，足为之跃，血为之沸，气为之涨”的四海怨怒。然而事过境迁之后，局中人章士钊后来说的是：

1703045018

1703045019 （其时）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钞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134 

1703045020

1703045021 其末了的论断总括了彼时士风中的一种普遍性。因此，事涉满汉，便无忌禁。古来的士大夫留下过许多界限，而在知识人的手中都成了可以打碎的东西。阿英论晚清小说史，曾举黄小配的主要著作《大马扁》和《太平天国演义》两种评述说：

1703045022

1703045023 前者写在康有为到日本活动的时候，后者是在广州光复党人起义失败之后写的，书中竭力宣扬民族思想，并有章太炎的序文；与史实尽多不符，在当时却是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135 

1703045024

1703045025 “与史实尽多不符”正是不可指实的叙述扩展到历史范围中去的结果。在 20 世纪初年的反满印刷物里，小说是当作论说来写的，两者之间并无太多立意上的区别。不符史实而可以成为“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自非中国士人的本来传统所能想见。然而历史中的变迁常常是正面连着负面，知识人的近代化是由政治化开始的，因此，从士大夫到知识人的嬗蜕，近代政治的正面和负面都会成为一种改造群类品格的力量。与此相对应而造成了一世文风之转移的，是 19 世纪的经世文编演为 20 世纪的“政治宣传”。两者虽同出于用世济时之心，但后者更自觉地依傍于一种既定的思想。在那里，既定的思想代表了最终的真实，所以思想便成了可以安排情节的东西，而政治文字中的叙人与叙事则常常因此而经不起认真的钩稽和对证。

1703045026

1703045027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六十多年里，中西交冲催发出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演化为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的源头在彼邦和彼族，所以民族主义的锋芒所指也在彼邦和彼族。六十多年之间，虽然社会在变迁中前后嬗递，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主张各不相同，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共有的精神，则始终是连续于前后之间，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接起来的东西。但在排满汇成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运动里，民族主义的名目和锋芒都是指向满人的。于是，一面是中国由“变局”而入“危局”，一面是涨起的满汉矛盾正在淹掉久成中国人心头之愤的“外衅危迫，分割洊至”。由此产生的论题和论旨，便成了近代思想历史脉路中凸起异峰。当日东京留学生以“拒俄”起风波，张继在上海作时论评“拒俄”而笔下别立是非，说的全是另一套道理：

1703045028

1703045029 吾愿人自今之后，莫言排外矣。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如以主权归异族为亡国，则中国之亡，已二百六十年矣。满洲游牧，有何高出于白人者？不愿白人之来分割我、支配我，而甘为满族之奴隶，其汉人恃以不亡之道乎？136 

1703045030

1703045031 他把满洲人和外国人一同归入“异族”，则东西洋的侵逼与“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历史相比而成了轻重不能相称之物。因此排满比排外更要紧。另一个志士在《民报》上说，“夫排外之特质，立国于天地之所极不可缺者也。特今日而言排外，当先用之于满洲”，137 其持论出于同一套道理。被这一套道理移到后面去的民族矛盾，其实是近代中国最激烈，并因此而最突出的一种矛盾。与知识人翻出来的满汉旧事比，19 世纪中叶之后的六十多年里，累次民族战争留下的都是还没有愈合的伤口。生当 20 世纪初年，这些场面犹在泪血未干之际，比之“扬州十日”那一类层层转述的故事要切近得多，其创深痛巨也真实得多。因此，章太炎曾说：

1703045032

1703045033 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社会政治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万倍于满洲。

1703045034

1703045035 又说：

1703045036

1703045037 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军中约法，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138 

1703045038

1703045039 他不是不知道“西人”的新祸比“满洲”的旧祸更猛烈，但事涉“种族革命”，则不能不把“白人”放在一边而专向“清人”下手。这两段话构成的是一种思想矛盾，说明了排满的人群生于此世此时，不会没有一点心头的趑趄与回徨。而“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又说明了趑趄和回徨最终都不会成为排满一群的心理障碍。中西交冲的历史和现状使内卷的排满意识面对着外向的民族意识，从而迫使他们在排满的过程里要对满人和外人作类比，然而种族革命所给予他们的理路又实在太过褊狭。所以，当日以文字作排满，便常常会产生非常奇异可怪之论。吴樾说：

[ 上一页 ]  [ :1.7030449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