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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写在康有为到日本活动的时候，后者是在广州光复党人起义失败之后写的，书中竭力宣扬民族思想，并有章太炎的序文；与史实尽多不符，在当时却是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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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史实尽多不符”正是不可指实的叙述扩展到历史范围中去的结果。在 20 世纪初年的反满印刷物里，小说是当作论说来写的，两者之间并无太多立意上的区别。不符史实而可以成为“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自非中国士人的本来传统所能想见。然而历史中的变迁常常是正面连着负面，知识人的近代化是由政治化开始的，因此，从士大夫到知识人的嬗蜕，近代政治的正面和负面都会成为一种改造群类品格的力量。与此相对应而造成了一世文风之转移的，是 19 世纪的经世文编演为 20 世纪的“政治宣传”。两者虽同出于用世济时之心，但后者更自觉地依傍于一种既定的思想。在那里，既定的思想代表了最终的真实，所以思想便成了可以安排情节的东西，而政治文字中的叙人与叙事则常常因此而经不起认真的钩稽和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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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叶以来的六十多年里，中西交冲催发出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演化为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的源头在彼邦和彼族，所以民族主义的锋芒所指也在彼邦和彼族。六十多年之间，虽然社会在变迁中前后嬗递，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主张各不相同，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共有的精神，则始终是连续于前后之间，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接起来的东西。但在排满汇成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运动里，民族主义的名目和锋芒都是指向满人的。于是，一面是中国由“变局”而入“危局”，一面是涨起的满汉矛盾正在淹掉久成中国人心头之愤的“外衅危迫，分割洊至”。由此产生的论题和论旨，便成了近代思想历史脉路中凸起异峰。当日东京留学生以“拒俄”起风波，张继在上海作时论评“拒俄”而笔下别立是非，说的全是另一套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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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愿人自今之后，莫言排外矣。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如以主权归异族为亡国，则中国之亡，已二百六十年矣。满洲游牧，有何高出于白人者？不愿白人之来分割我、支配我，而甘为满族之奴隶，其汉人恃以不亡之道乎？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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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满洲人和外国人一同归入“异族”，则东西洋的侵逼与“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历史相比而成了轻重不能相称之物。因此排满比排外更要紧。另一个志士在《民报》上说，“夫排外之特质，立国于天地之所极不可缺者也。特今日而言排外，当先用之于满洲”，137 其持论出于同一套道理。被这一套道理移到后面去的民族矛盾，其实是近代中国最激烈，并因此而最突出的一种矛盾。与知识人翻出来的满汉旧事比，19 世纪中叶之后的六十多年里，累次民族战争留下的都是还没有愈合的伤口。生当 20 世纪初年，这些场面犹在泪血未干之际，比之“扬州十日”那一类层层转述的故事要切近得多，其创深痛巨也真实得多。因此，章太炎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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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社会政治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万倍于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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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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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军中约法，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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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不知道“西人”的新祸比“满洲”的旧祸更猛烈，但事涉“种族革命”，则不能不把“白人”放在一边而专向“清人”下手。这两段话构成的是一种思想矛盾，说明了排满的人群生于此世此时，不会没有一点心头的趑趄与回徨。而“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又说明了趑趄和回徨最终都不会成为排满一群的心理障碍。中西交冲的历史和现状使内卷的排满意识面对着外向的民族意识，从而迫使他们在排满的过程里要对满人和外人作类比，然而种族革命所给予他们的理路又实在太过褊狭。所以，当日以文字作排满，便常常会产生非常奇异可怪之论。吴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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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观联军之入北京乎？称英、法、德、美之顺民，夫亦可见我同胞之不以满洲为存亡与俱之政府矣。盖前此之为满洲顺民者，乃屈于满洲之权力而不胜；今满洲将为英、法、德、美所倾，则称为英、法、德、美之顺民者，亦屈于英、法、德、美之权力而不胜。若后此满洲之为革命军所驱除，吾知吾同胞其必称为革命军之顺民，可深信者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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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向八国联军称“顺民”本不是一件有脸面的事，而一经排满之旨深作开凿，则居然别成意义而自有光华。然则以排满论时事，人间的道理有时候会酸咸异乎常味。章太炎也喜欢深作开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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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自族民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载在历史粲然可知。自国民言之，则日本隔海相对，自然一土，而满洲之在鸡林靺鞨，亦本不与支那共治。且其文字风俗之同异，则日本先有汉字，而后制作和文，今虽杂用，汉字犹居大半，至满洲则自有清书，形体绝异，若夫毡裘湩酪之俗，与日本之葛布鱼盐，其去中国，孰远孰近，然则日亲满疏断可知矣。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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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比吴樾更有学问，而一旦笔走偏锋也更狭更拗。在他用“鸡林靺鞨”和“毡裘湩酪”描画满人的时候，满人其实早已脱出了“鸡林靺鞨”和“毡裘湩酪”。在他用“文字风俗”与日本人叙亲近的时候，日本人却正在以自己的欧化鄙视中国人的文化和种族：“试观留学生与游历考查官绅，一履日本之境，其上流社会视为奇货，辄甘其言曰同文同种；中流社会视若无知之白痴，辄津津而道甲午战胜之故事；下流社会则嘲骂无所不至，言及支那人，辄含有轻薄愚弄之意。彼初不知有所谓满、汉者也。”141 因此，“日亲满疏”虽然以倒叙历史为“粲然可知”，但由直观而见的事实作衡量，则错得非常厉害。章太炎的毛病在于学问用得不对路数，所以一面把满人与汉人分开来，一面把“白人”与日本人分开来，凭空攀亲弄出许多曲折，使人看了诧异而且肉麻。在那个时候的知识人当中，像这一类因仇满而致亲外的趋向虽属极端，却并不是主流之外斜生出来的东西。《浙江潮》第 7 期有《四客政论》一文，统说“当日人士执持之宗旨”为四派，其中之一便是排满人而佞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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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白人之文明，非过于满人远耶？均之为奴，吾宁戴体面之主人翁矣。且夫为满人所管领之土地，与其与白人所管领之土地，其治理之必不能及白人，可断言之。彼印度者，于已为英人所得以后，与未为英人所得以前，则后者固已胜于前矣，惟失者自立之权而已。且夫白人虽暴，蔑视异种，或不以人理待；然如今者，满人屠戮新党之惨刑，愁天地黯日月，彼白人者犹以为过，而动其不忍之心。盖不肯以屠戮兽类之道屠戮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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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文字出自移述。作文字的人并不崇奉其间的宗旨，所以移述有如临摹，一旦把握不住尺寸，下笔之际便太过酣畅，使这个题目应有的含蓄之趣一一变作恣肆淋漓。然而由文字识读思想，则其本来的面目和本来的取向仍在显然可见之中。作为一种能够被归入“当日人士执待之宗旨”的东西，它所代表的当然是既有呼声又有回声的群鸣。以情理而论，被裹入其中的人物未必都能与排满革命的志士同归一类。但排外的民族主义既为反满的民族主义所遏，则以此遏彼之际，其内在的理路便会催生出满人与洋人之间由比较而抑扬，由抑扬而取舍，由取舍而终至一面排满一面佞洋。这个过程由排满意识中内含的“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发为端绪，虽然越来越浮泛化和单边化，却越来越有影响力和支配力。所以《四客政论》一文在叙述之后特为标记曰：置身于此说之“旗下者，不知凡几”，142 以说明影响力和支配力都在化作规模的可观。于是，随反满意识在彼时社会思想中的腾越摩荡，附着于排满意识的人口日多，用反满淡化外侮的杂议旁出也日多，而后则是排外的民族主义日弱。彼时多次聚众起义，而曾经用过的口号之一便是“保洋灭满”。143 当《民报》与《新民丛报》交争之日，梁启超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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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国外之诸族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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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斥为“其言有类梦呓”。144 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无疑延续了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回应西潮的苍茫心路，而在晚清最后十年盛涨的反满意识面前，却成了被刻薄奚落的对象。但与反满意识相比，“大民族主义”内含更多历史的真实和时代的真实。因此，武昌起义的枪炮声响过之后，迁延十年的反满意识戛然而止，在后来的岁月里没有留下一点余响。而回应西潮的苍茫心路却一直在历史中延伸，一次一次唤出中国人锋芒外指的民族主义。思想之有根和没有根，其区别盖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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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的思想潮流中，反满意识所体现的是一种毁灭性的批判。它以毁灭性地批判中国现状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然而当后起的无政府主义自张一帜之后，惯以批判和攻伐为常态的反满意识也成了被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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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群类大半是从排满的知识人里走出来的，因此，两者同属“秀才造反”而常在别有渊源之中。《新世纪》里曾有一段话说，“凡吾辈今日主张社会革命与大同主义者，昔皆曾主张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此二主义非相反，惟今之主义较昔之主义为进化耳”，145 正是在自叙次第。但“大同主义”与“种族革命”虽在这一群人身上因“今”“昔”而相连，前一种道理和后一种道理其实是不能兼容的。如果各就本来面目，则两者不是“非相反”，而是正相反。所以无政府主义中能够深入义理的人物，常常要对排满的种族革命施以反手一掌。与立宪一群对反满意识左推右挡以作招架相比，这种反手一掌由造反派批判造反派，常能别成精彩。《天义报》第 3 期有《保满与排满》一文，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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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彼之排满者，非尽恶政府也，特恶满洲耳。其昌言革命者，特希冀代满人握统治之权耳。故革命尚未实行，已私立总统之名，或利用光复之名，以攫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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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以此度量排满的人物和思潮，其批评大半都是从道德开始的。“希冀”、“私立”、“以攫重利”罗举的都是不纯不净，而抉发的则是伦理上的没有正当性与公信力。由此深入一层，便是用“公理”扼种族主义之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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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以汉人视满，则满人为异族；以苗民视汉人，则汉人又为异族，使实行民族主义，在彼满人，固当驱逐，即我汉人，亦当返居帕米尔西境，以返中国于苗民，岂得谓中土统治权，当为汉人所独握。故知民族主义，乃不合公理之最甚者也。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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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满以种族之辨为大义，但这又是一种没有彻底性的大义。无政府主义一派用彻底性演示了一遍，结果便是否定了种族之辨本身。而后，在观念中被整体化和抽象化了的满人与汉人重新成了可以分析的具体对象。李石曾说：“夫排满，则私矣，满人非尽恶也，有革命思想谋社会进步者，固不乏（人），不可因其满人而一网打尽。”移同一个道理说汉人，则“汉人非尽良也，助纣为虐，为桀作犬者，今日之当道皆是也，不可因其汉人而置之不问”。147 他仅仅把常识常谭引回了思想之内，却已从弥漫于暴涨和暴热的反满意识中获得了一片清凉。而在舆论世界里没有还手之力的满人，则借助于这片清凉讨回了一点公道。这种由革命党为满人讨回来的公道特色地折射了清末中国的纷杂多态。彼时反满意识喜欢锐利，无政府主义也喜欢锐利，于是批判便成针锋相对。《民报》曾刊“祝辞”，其中有一段呼唤祖宗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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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有灭，星球有尽，种族神灵，远大无极，敢昭告于尔丕显皇祖轩辕列祖金天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圣帝，相我子孙，宣扬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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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引为大谬，迎头一击说：“此文实具三种迷信：一崇拜帝王，二崇拜祖宗，三仇视异族。此实吾辈所谓旧世纪之革命矣。”并追问：“即使轩辕果可崇拜，其灵何在，即使种族自应无极，所谓神灵何解？”这种推论用科学主义解构了精神感召，文不对题而又咄咄逼人。受到解构的一方遂被归入“凡此类文辞，皆野蛮时代用之惑众，乘机利用，以图利己”，148 成为一种过了气的东西。排满的知识人曾把满人圈进“野蛮”之中，而代表了更“进化”的无政府主义一旦起来，又把反满意识圈到了“野蛮”里面。此可谓一种思想的跳踉遇到了另一种思想的跳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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