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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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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群类，20 世纪最初的知识人是由新政催生的。因此，游学与学堂从一开始就不在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之中。作成于 1901 年的《江楚会奏三折》曾以疆吏的臂力倡兴学，而思虑所注，则在“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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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急需才，恐难久待。查日本文武各学校皆有速成教法，于各项功课择要加功，于稍缓者量加省减，刻期毕业。应旨饬出使大臣李盛铎切托日本文部、参谋部、陆军省代我筹计，代拟大中小学各种速成教法以应急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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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开先，意在寻取一种捷径。然而用国家力量为捷径作导行，则“速成”很容易广罩多数而变为兴学的常态。六年后，学部的奏议统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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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在日本游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展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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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日多一日的留学生大半喜欢走捷径。但与捷径相对称的往往不是学问，而是世人眼里的“来去飘忽，作辍靡常，毕业者仅计年期，后来者又循故辙”。5 其间的重心并不在科目与知识。由于速成的急迫，游学日多一日，学堂也日多一日。郭沫若后来说，辛亥年之前，方圆只有二十二里的成都城里单单法政学校便已办了好几所，而且还在越办越多。叙述之中夹带的正是讥嘲。彼时他正在成都“久负盛名”的中学堂里做学生，“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已经使人不能餍足，而“新学”更次，“讲理化、数学的教员”连“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6 这些话里有文豪追说往事的睨视之态，但比照当日庙堂议论中所说的“盖以未受教育之人，强之行教育之事，支离蔓衍，谬种流传，其弊殆不能悉数”，7 则他在成都所见到的景观别处也能见到。十年兴学造出了成千成万的学堂而造不出一种为学之序。因此，学生常常要脱出学堂的课程范围，各是其是，神游八方。其间的重心也不在科目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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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知识相比，十年兴学中更富有笼罩力的是思想。游学中的知识人与学堂中的知识人虽然以受学为业，其实是被思想哺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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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南洋公学退学风潮里露过身手的伍特公，五十八年后回忆旧事，印象最深的情节之一是“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人看”《新民丛报》。8 《新民丛报》的本色即在思想。以退学风潮喧腾而起的 1902 年为例，次第见于其篇目之中的《新民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格致学沿革考略》、《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政治学学理摭言》、《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欧美各国立宪史论》等等，都是以文字述思想之作。全年二十四期（号）《新民丛报》里，与之相类的论说共有一百八十多篇。9 欧西的人物，欧西的历史，欧西的理想，欧西的论争，先后被牵到了中国，对于众多读报的知识人来说，由此得到的无疑是一种扑来的思想浸灌。钱基博后来说：“《新民丛报》播被尤广，国人竞喜读之，销售至十万册以上。清廷虽严禁，不能遏也。”10 在“播被尤广”的过程里，学堂提供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阅读群体，而《新民丛报》则以思想的浸灌培育了这个阅读群体。而后，《苏报》、《民报》、《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黄帝魂》挟着更见激扬的思想波涛而来，使那一代知识人由浸灌而浸染，一个一个地被卷入了纷争的思想旋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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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以慷慨一击名动天下的吴樾曾作《暗杀时代》，自叙心路陂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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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清议报》）未终篇，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向人则曰西后之误国、今皇之圣明，人有非康梁者排斥之，即自问亦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阅得《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孙逸仙》、《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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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的支配力来自于思想，《警钟报》、《自由血》的支配力也来自于思想。前者用“主义”塑造了他；后者用“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重塑了他。塑造和重塑都说明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无所逃于思想之间。与吴樾的不肯游移相比，身在浙江高等学堂的蒋梦麟则有过一番兼容：“我们从梁启超获得精神食粮，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则使我们的革命情绪不断增涨。”12 梁启超和孙中山各以旨义立说，也各以旨义相歧。但对学堂中人来说，两者都为当日的中国划出了一种既定的思想范围。蒋梦麟乐于受用“精神食粮”而又脱不出“革命情绪”的呼唤感召，正写照了自己受浸灌和受浸染的模样。因此，“精神食粮”与“革命情绪”兼容于一人之身，同样说明了那个时候的知识人无所逃于思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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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中的知识人接受思想，报馆中的知识人制造思想。与十年兴学相对应，是“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于是“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携此牵彼而来，成为推陈出新的一种壮观。据后来的历史学家统计，1900 年至 1918 年之间，先后面世的“各种期刊约有七八百种之多”。13 由此产出的多量文字，能够动人之心的大半不是叙事，而是“向导国民”的说理。因此，身在局中的人物直指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矣”。14 言论时代以说理经世济时，播扬思想的文章一派五色斑斓，而题目都在世运与国运。自由、平等、博爱、民权、进化、权利、竞争、欧化、国粹、尚武、保种、保教、立宪、革命，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生主义、军国民主义、虚无主义相会于同一个题目之中，而后有言论的呼应与言论的抗争，犹如万窍怒号。言论的呼应与抗争用输入的观念为向慕新学理的知识人开智，也用输入的观念汇聚了知识人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传统士人与近代知识分子的嬗蜕正是从这种思想的搓揉和淬砺中开始的。然而用输入的观念说中国人的国运和世运，常常容易引出人心中的焦炙与涉想，使“向导国民”的言论在呼应与抗争中促声急笔走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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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梁启超执言论界牛耳之日，曾以“极端之议论”为倡率，“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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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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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激和极端本是一种由盲目而致片面的思想过程，但在梁启超笔下，偏激和极端都是自觉的，清醒的，理性化的，千言万语由此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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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始焉骇甲也，吾则示之以倍可骇之乙，则能移其骇甲之心以骇乙，而甲反为习矣。及其骇乙也，吾又示之以数倍可骇之丙，则又移其骇乙之心以骇丙，而乙又为习矣。如是相引，以至无穷。所骇者进一级，则所习者亦进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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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觉的偏激和极端已“近于刍狗万物之言”，而“我佛说法，有实有权，众生根器既未成熟，苟不赖权法，则实法恐未能收其效也”。15 他在“权法”和“实法”之间寄托了一片苦心，然而苦心所托的那些道理其实都是一厢情愿。偏激与极端一旦羼入言论以“向导国民”，则其“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既会以独具的“魔力”促成言论的急走远播，也会以独具的“魔力”促成偏激与极端的四散弥漫，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这个过程不仅养育知音，而且养育论敌，“至与梁氏政见相反之人，其初实多赖梁氏文章而启发志气。”16 思想虽由笔端表述，而一旦流布，便已不能收发由心。在那个时候，偏锋易成世间的强音。因此梁启超笔走偏锋，章太炎也笔走偏锋。章士钊多年以后说革命掌故，留下过一番深思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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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持论，都未免受时代性之拘束。盖当时论家好以将来之未知数翻作前提，以折服人。此在逻辑，直犯倒果为因之悖。而论者不顾也。卒之此类论点，往往助长少年人之朝气，于革命里程有益。如太炎《狱中答新闻报》，公然以五十年后之铜像为樗蒲大注，其著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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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由此而发议说：“刘秀凭仗谶纬，恢复大汉，近今公羊家颂言三统，悬想太平，凡此都是革命糇粮，可得长养革命体质。”17 这些道理显然都不能用学理来衡量。与偏激和极端相比，章太炎的毛病在独断。比“樗蒲大注”更典型的是“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18 用来说服人心的，纯是一派不可证明的磅礴刚猛之气。而章士钊以过来人的眼光估量当时，这种把“未知数翻作前提”的毛病，在革命“论家”里其实不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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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的前十年里，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是以文字动天下的人物。他们的笔走偏锋代表的是那个时代。因此，在同时的报章言论里，“杀人”、“毁家”、“排孔”、“无圣”、“亡国”、“复仇”、“破坏之教育”、“激烈的好处”以及“为外人之奴隶与为满洲政府之奴隶无别”、“强陵弱众暴寡亦有合于公理”等等，都曾是醒目之作。十年之间，一批一批的知识人通过阅读别人的文章而接受思想；当他们各立宗旨之后，又一批一批地转化为写文章的里手，再用自己的文章和思想去影响别人。于是，随着思想的一传再传，偏激和独断也会在一传再传中化为各有特色的激昂与凌厉。1912 年春，戴天仇作短评于《民权报》，满纸都是杀气：“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19 这一年他刚刚二十三岁。当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被天下目为革命言论之巨擘的时候，他还在成都的新学堂里读书，是个十四岁的孩子。而相隔九年，革命“论家”中的学生辈人已经提刀而立，向老师辈的人作怒目而视了。其间的相逐和相迫当然起于政见之争。但在他挟杀气作政争的一腔血脉贲张之中，可以看得见的却正是老师辈人传下来的独断和偏激。历史代谢自有因果，而历史的因果常常会走出情理之外。为笔走偏锋开先路的梁启超和章太炎后来旨理渐变，先后敛手，不复再以文字作风雷。然而多数人不愿意回归。“见夫今之号称志士者，陈义惟恐其不高，立言惟恐其不激”20 ，在传统士人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过程里，笔走偏锋遂常常成为一种内在理路，起伏于主流思想之中。输入的观念经偏激与独断的截长补短而被再造和重组，又因再造和重组而变得简约明了，慑动人心。所以，笔走偏锋往往更容易感染众生。严复说：“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21 “骄嚣”与偏激对应；“不根”与独断对应，都是不能入眼之物。但 20 世纪知识人的历史正开始于这样一个思想（政论）淹没知识（科学）的时代，作为初生的群体，他们的蜕变与思想之独亢一时相连为因果。思想的一时独亢使晚清最后十年的知识人一时独亢，而其间的理路则在一遍一遍的复制中积为知识群体的一种思想惯性。后来的岁月里，学理和学说因嬗递而不断翻新，但思想惯性却能够穿行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与不同的学理和学说相榫接。于是，在 20 世纪的思想史里，常常可以看到知识人用偏激和独断烧出来的火与光。他们大半各据学理，而烧出来的火与光则非常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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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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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最后十年在朝野之间独亢一时的知识人来路大半在游学与学堂。与惯见的传统士人比，学堂与学生都是世人眼里的异相。因此，在知识人以文字作议论声动天下的时候，他们自身也常被别人拽入笔下，成为议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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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年初，御史徐定超作奏议，由“天下竞言学矣，而瘠邑穷乡之间，反以学堂既设，而学者更鲜”起讲，为朝廷说人世间的上下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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