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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得一秀才、得一举人、得一进士翰林，无论今日已作为废物，即前此又有何实际？有何宠荣？而或有掷千金以买秀才，掷万金以买举人者，不得则大痛焉。今出洋求学可得富贵名誉，较之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不能必得，得之亦为侥幸，而又与学问无关系者，相去远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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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道理由游学演绎出来，而移用以说学堂之“富贵名誉”，正同样丝丝入扣。因此，相比于上个世纪严复在心路茫茫中“应募为海军生”，20 世纪初年入学堂的人都是挟所愿而来的。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沿着等序从农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府城，从府城到省城，而后入南北都会。其中一部分脚力更健的，则能够游学彼邦，愈走愈远。在当时的名人中，章士钊是由“长沙东乡和佳冲”走出来的；宋教仁是由桃源“上香冲”走出来的；蒋智由是由诸暨走出来的；陈独秀是由怀宁走出来的。他们都在学堂和游学的路上走得很远，并就此不再回去。27 从那一代知识人开始，这种一去不返渐成负笈远游者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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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学堂把有志进取的读书人一群一群地召到城市里来。这些人因学堂而与“中外历史”、“中外地理”、“高等数学”、“解析几何”、“天文地质”、“地文地质”、“博物学”、“兵事学”、“理化”、“法政”、“财政”、“东文”、“英文”、“俄文”、“法文”等等结缘。28 由此学得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和欧罗巴、亚细亚都是来源于西学的新知。但时当 20 世纪初年，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城市的，它们与农村社会不仅隔膜，而且遥远。因此，读书的过程便会成为疏离农村的过程。同这些东西相比，晚清最后十年滚动于文字之中的思想潮流与农村社会更加疏离。然而弄潮于沤浪之间的，则大半都是学堂中人。其间的潮头健儿常常是热心人与优秀者。历史学家顾颉刚后来以疑古成名，但当他在苏州读书的时候却还不知道世间事之可疑和应疑，并因之而非常容易地被思想潮流卷入江亢虎的社会党，做了一个认真的信徒。他多年之后说当日曲折，以第三人称的笔法追叙过一段祖孙对话，非常传神地描绘了潮流中的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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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热心于新社会的开创，（顾颉刚）常常工作到半夜。祖母问他：“你忙的什么？”他说：“要实现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金钱的社会。”祖母说：“既经没有家庭，把我放在那里？”他说：“请你住在养老院。”这一句话触犯了她，禁不住大怒道：“我这般喜欢你，你竟要把我送到养老院去过活，成什么话！”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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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不是从内地和农村走向城市的。但他身在学堂而为潮流所牵引的思想经历则写照了一种知识人共有的社会相，20 世纪初的学堂中人大半都可以从那里照出自己的青春面容。顾颉刚学来的那一套道理他祖母全不能懂，然而他的祖母却代表了中国人的多数。这种祖孙之间的不可沟通，非常明白地使人看到：那个时候的思想潮流总是走在多数人的前面。十年之间，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天演大同、拒俄运动、抵制美货都是先起于报馆和学堂最多的城市，而后由一个城市传向另一个城市。呼声起于城市，回声也起于城市。而中国最大多数人口所在的农村社会则漠漠然而且懵懵然，犹如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思想潮流使知识人急速地趋近于演变中的世界和正在重造的中国，两者都以城市为自己的天地。然而近代化过程已经使城市与农村分离，前者用来达意的语言常常是后者陌生的。因此，为思想潮流所吸引的知识人便不能不与农村社会越来越疏，越来越远。旧日的士人从农村起程远走，他们大半都会回来。但为学堂召去的读书人一经从农村走入城市，却大半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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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人疏离了农村社会和下层社会，与之对应，农村社会和下层社会则视知识人为异己。在已经过去的千年历史里，传统士人的源头和归宿都在农村。他们天然代表了那里的利益。旧时以四民（士农工商）分人口，就群类而言，士与农最相熟而且相亲。十年兴学促成了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但与旧日的士人相比，万千农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学堂和学生。王国维冷眼看世，曾叹“小民之疾学堂，殆视教会为尤甚”。30 因此，与兴学同时发生的常常是乡民打学堂。1910 年，江苏宜兴因调查户口而引发谣言，“愚民无知，转辗传述，以调查者均系学界中人，遂触发其仇视学堂之积忿。鸣锣聚众，将各学堂焚毁，兹捣毁办理学务诸人之房屋。”毁学能得一呼百应，正说明了仇学不止一家一户。“其后地方绅士立将学堂匾额除下，改悬书院匾额”，绅士用这种办法来息众怒，而反照出来的则是“愚民”对书院和学堂的喜和恶。31 在这个故事里，学堂和学生都是被牵连的。与之相比，同一年起于直隶易州的打学堂则更多学生与乡民的直接冲突。地方官的奏报叙述其来龙去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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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天气亢旱，有高陌社等处十八村民众，于六月二十日祈雨进城，由学堂门前经过，该堂学生在外聚观，私议愚民迷信。祈雨人闻之，即与辩论。斯时人多势重（众），遂拥入学堂，将门窗器具均有砸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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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祈雨为迷信其实并无大错，但当大众仍在祈雨时代里的时候，道理的是非与人数的多少便成了反比。随后的砸打都是由这一类对比而引出来的。留心世务的《东方杂志》曾说：“甲辰以前，中国闹学毁学之事，见于学生；甲辰之后，中国闹学毁学之事，见于愚民。”33 学生毁学，指的是学潮，“愚民”毁学，则专打学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种独有的景象。而士与农之间曾经有过的相熟和相亲则在“闹学毁学”的过程里被打得粉碎。虽说知识人曾在辛亥革命前十年的中国一时独亢，但自农村社会里的人看去，他们始终来自彼岸而不在常人和常理的界度之内。所以，在鲁迅笔下的未庄，辛亥革命后的知识人便成了阿 Q 眼中的假洋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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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兴学造就了一个与农村社会日去日远的知识人群体。然而他们中的多数人又很难融入城市社会。1917 年，李大钊作《学生问题》，把学生视为“社会日日培养”而“自造之阶级”，而后既忿且哀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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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分之后，乃以此阶级身分之故，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所学无论其为何科，社会皆不能消纳之应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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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处之学生吾不敢知，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当诏旨兴学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从学堂里育出来的知识人会过剩。旧日的士人在落第以后可以回家，但这一代本应属于城市的知识人已经无法返归农村了。由此而来的是一种长久的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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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学生者，又不能不谋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劳。于是无问其所学为工、为农、为商、为理、为文、为法政，乃如万派奔流以向政治之一途，仰面求人讨无聊之生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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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写出了深深的怅惘和落寞。同诏旨兴学的庙堂中人很少会想到知识人的过剩一样，当那一代知识人扺掌而谈国运和世运的时候，也很少有人会想到自己后来的无所依傍。社会造就了知识人，但社会又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造出来的知识人，这是近代化变迁中的脱节。于是，怅惘和落寞都预示了士的时代过去之后，无所依傍的知识人在 20 世纪中国的前途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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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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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珠江行役苦，只忧博浪锥难铸。”35 在晚清最后十年里，知识人以文字作大波唤来了急剧的社会变迁。但后人读史，过目而不能轻忘的，常常是一现再现于那个时候的知识人的轻死剽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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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期的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然而在失败之后从容断头的谭嗣同却为后世催生出一种轻死的精神。时人说：方祸难初作之日，“有西人重其人，请与俱奔某国使馆避祸。嗣同谢曰：‘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36 他自愿地选择了死，以四溅的颈血向天下昭示了读书人的强毅和壮烈。戊戌年过去之后，时序代谢。当继起的革命正在热力四射之际，维新人物留给 20 世纪的影响便只有梁启超的滔滔议论和谭嗣同的人格感召。后起的革命群曾与梁启超以文字争锋，但谭嗣同的感召则能够穿越维新和革命，长久地引发忧国之士的心底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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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间的这种感召和共鸣都是从勘破生死之界开始的。吴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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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有言曰：“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又曰：“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至哉言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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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由“任侠”引申，深信“今欲伸民气，则莫若行此暗杀主义”，37 其轻死之意是非常明显的。于是而有前门车站刺杀五大臣的一场爆炸，而行刺的吴樾则在“肠腹崩裂，手足皆断”中一时绝命。从谭嗣同的轻死到吴樾的轻死，折射了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汹涌盛涨的心底波澜。这种波澜出自信念，为急迫所摧动，而在一挫再挫之后激越奔腾。因此，与吴樾相类的，还有徐锡麟杀恩铭，彭家珍杀良弼，史坚如谋刺德寿，刘思复谋刺李准，熊成基谋刺载涛，等等。这些事都曾经震动一时，使人目睹书生操刀的轻死剽急。在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过程中，知识人与圣贤意态越离越远，与豪杰意态越趋越近。知识人的近代化因之而与知识人的志士化常常叠合。由是，在晚清最后十年里，一面是学理与学说的激荡播扬，一面是知识人以侠气点燃个人意志，焚烧出一团一团的烈焰，倏然腾起，又倏然熄灭。在意志燃起的烈火面前，对手和自己都是很容易被焚毁的。《革命逸史》里有一则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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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侍郎铁良南下，搜括民财，急于星火，东西（南？）各省，元气大损，怨声载道。有鄂人王汉谋阻击之于顺德府，卒以戒备严密，无从下手。乃愤而遗书一通，并将所携手枪存于逆旅，自投井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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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燃起的烈火没有烧掉对手，所以他在烈火中焚毁了自己。王汉出耕读之家，父兄“俱名诸生，少受庭训，年十八通五经大义”，本属名教门户里的规矩人。但在 20 世纪初年一经融入知识人的蜕变之中而为风会所煽，却成了一个枪手并因此而一去不归。其间的变化，有如脱胎换骨。38 作为志士群里自生自灭的一员，王汉在当时和后来都不算名人。正因为如此，他所走过的路迹能够真实地以殊相映照共相，为彼时的志士风貌作写真。意志燃起的烈火造就了崇高和悲壮，也造就了极端和孤行。陈天华作《警世钟》，而投海于日本；杨笃生作《新湖南》，而投海于英国。他们的文字唤起过许多国人，但自己的一腔忿郁却全部掷进了万里波涛。知识人中的优秀者一个接着一个为扑满死，为醒世死，为信念死，为愤怒死，他们的血灌溉了理想主义，也灌溉了轻死剽急。遂使那个时候的理想主义因轻死剽急而高涨，轻死剽急因理想主义而激扬。汪季新当日曾作“革命之决心”一文，说“贞”说“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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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爇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煨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镕，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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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革命党人将以身为薪乎，抑以身为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尽所能而已。”39 他在办《民报》的过程里曾经做过多年的“釜”，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则渡海北上，去谋刺摄政王了。显然，他在说“贞”说“烈”之际已经选择了做“薪”。理想主义与轻死剽急的交相感应，使理想主义与轻死剽急都会感染更多的人。于是，“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40 便不仅成为意气的发舒，而且成为常理和常谭。久在感应和感染之中，出身翰林的蔡元培，文章冠多士的章士钊以及日后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作前驱的陈独秀，都曾在密室里用功夫，做过“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热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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