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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由“任侠”引申，深信“今欲伸民气，则莫若行此暗杀主义”，37 其轻死之意是非常明显的。于是而有前门车站刺杀五大臣的一场爆炸，而行刺的吴樾则在“肠腹崩裂，手足皆断”中一时绝命。从谭嗣同的轻死到吴樾的轻死，折射了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汹涌盛涨的心底波澜。这种波澜出自信念，为急迫所摧动，而在一挫再挫之后激越奔腾。因此，与吴樾相类的，还有徐锡麟杀恩铭，彭家珍杀良弼，史坚如谋刺德寿，刘思复谋刺李准，熊成基谋刺载涛，等等。这些事都曾经震动一时，使人目睹书生操刀的轻死剽急。在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过程中，知识人与圣贤意态越离越远，与豪杰意态越趋越近。知识人的近代化因之而与知识人的志士化常常叠合。由是，在晚清最后十年里，一面是学理与学说的激荡播扬，一面是知识人以侠气点燃个人意志，焚烧出一团一团的烈焰，倏然腾起，又倏然熄灭。在意志燃起的烈火面前，对手和自己都是很容易被焚毁的。《革命逸史》里有一则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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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侍郎铁良南下，搜括民财，急于星火，东西（南？）各省，元气大损，怨声载道。有鄂人王汉谋阻击之于顺德府，卒以戒备严密，无从下手。乃愤而遗书一通，并将所携手枪存于逆旅，自投井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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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燃起的烈火没有烧掉对手，所以他在烈火中焚毁了自己。王汉出耕读之家，父兄“俱名诸生，少受庭训，年十八通五经大义”，本属名教门户里的规矩人。但在 20 世纪初年一经融入知识人的蜕变之中而为风会所煽，却成了一个枪手并因此而一去不归。其间的变化，有如脱胎换骨。38 作为志士群里自生自灭的一员，王汉在当时和后来都不算名人。正因为如此，他所走过的路迹能够真实地以殊相映照共相，为彼时的志士风貌作写真。意志燃起的烈火造就了崇高和悲壮，也造就了极端和孤行。陈天华作《警世钟》，而投海于日本；杨笃生作《新湖南》，而投海于英国。他们的文字唤起过许多国人，但自己的一腔忿郁却全部掷进了万里波涛。知识人中的优秀者一个接着一个为扑满死，为醒世死，为信念死，为愤怒死，他们的血灌溉了理想主义，也灌溉了轻死剽急。遂使那个时候的理想主义因轻死剽急而高涨，轻死剽急因理想主义而激扬。汪季新当日曾作“革命之决心”一文，说“贞”说“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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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爇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煨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镕，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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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革命党人将以身为薪乎，抑以身为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尽所能而已。”39 他在办《民报》的过程里曾经做过多年的“釜”，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则渡海北上，去谋刺摄政王了。显然，他在说“贞”说“烈”之际已经选择了做“薪”。理想主义与轻死剽急的交相感应，使理想主义与轻死剽急都会感染更多的人。于是，“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40 便不仅成为意气的发舒，而且成为常理和常谭。久在感应和感染之中，出身翰林的蔡元培，文章冠多士的章士钊以及日后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作前驱的陈独秀，都曾在密室里用功夫，做过“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热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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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当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之中，新知与旧学常常相染。20 世纪最初十年里的范型知识人因之而具有一种自成一格的面目。他们在革命的催化下一面志士化一面近代化，手眼所到，常常会着力撕破传统。然而在血脉之中，他们那一代人与二千多年历史积成的士人精神仍然相通。作《革命军》的邹容从日本来到上海，出入于新人物群聚的爱国学社，而“性倜傥，喜詈人，谓诸社生曰：‘尔曹居上海，在声色狗马间，学英文数岁，他日堪为洋奴耳，宁知中外之学乎？’社生群聚欲殴之，乃去”。41 邹容率性而言，以“中外之学”作尺度，对“声色狗马间”的人物无分新旧皆任情咳唾，流露的正是一种蔑视商业社会的士人本色。后来章太炎致书孙中山，追叙“同盟、光复初兴，入会者半是上流，初无争竞，不图推行岭表，渐有差池。盖被习文教者寡，惟以名号为争端，则两会之公咎也”。42 他以“文教”为尺度，在革命群里显分人等，笔意中横泻的，则是士大夫独有的精神上的贵族气。自戕于辛亥年间的杨笃生既能写文章，又善做炸弹，是革命人物中的翘楚。而“夙沉浸于词章旧学”，游学多年之后，“书生本色犹在”。因此，他在《新湖南》中说历史，直言“洪杨剽窃天主教之绪馀”，其同情并不在为反满开先河的太平天国一边，而在“讨粤匪”的曾国藩一边。43 由此显出来的褒贬和评判，仍然出自传统那一脉。在这些人身上，知识和观念的近代化并没有消解历史留给他们的文化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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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革命曾经卷入了工商社会和秘密社会。但能以轻死剽急为天下张大义的，则大半正是背负着历史情结和文化心结的知识人。章太炎作《訄书》，列“儒侠”之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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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侯生之完赵也，北郭子之白晏婴也，自决一朝，其利及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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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扞国之大患”者乎？得志有夏后，不得志有比干、豢龙逢，儒者颂之，任侠之雄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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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颂之，任侠之雄也”，非常明白地说出了士气与侠气的相印与相通。他后来入西牢，以“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为吟咏之词，气象正在儒与侠之间。自司马迁作《游侠列传》之后，他所指述的“救人于厄，振人不瞻，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45 便积留于中国的文化史之中，常常被士人引来寄托向往和感慨；燕赵之地的屠狗者因之而成为他们笔下怀念的对象。士言义，侠行义。因此，在以义利之辨区分等类的时代里，士人以贱商为常态，然而贱商的士心中都尊侠。二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叙述和复述的过程，由此留下的应是一种精神上的心传。当 20 世纪来临之后，知识人正在蜕变中分化。其间背负历史情结与文化心结最多的人便常常成为最喜欢作说大义的人。他们已经开始向新知识分子转化，但在精神上他们又是最后一代士人。因此，在鼓荡革命的百折艰难里由言义而行义，他们比别人更热诚地召唤侠魂，也比别人更容易为任侠精神所导引而走向轻死剽急。1908 年，汤增璧作《崇侠篇》说：“往者吴樾一弹，徐锡麟一击，风雨为泣，鬼神为号，祖宗玄灵于是焉依。毡裘之族，震慑而丧所持守，有甚于萍乡之义举。”46 他对吴樾和徐锡麟的歌颂与礼赞，用力处全在侠风和侠气。显然，其笔下既有革命人物的心声，又有历史和文化的回响。心声与回响震荡于 20 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以知识人的豪杰意态和知识人的轻死剽急为后来诞生的民国助产。由此留下的种种悲歌慷慨在文字记述中常读常新，但在传统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过程里，轻死剽急终究不是一种能够升华的东西。随后而来的年代容纳不了它们。因此，在随后而来的年代里，他们便成了历史视野中消失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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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 1989 年版，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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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倡学生军说》，《苏报》1903 年 6 月 24 日，《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1 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3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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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中华书局 1958 年版，（总）4733—47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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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奏定日本校事项章程折》，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1 集，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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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9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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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郭沫若文集》（一），卷上，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155、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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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9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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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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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1 集，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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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 1986 年版，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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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 1963 年版，7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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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湖·新潮》，岳麓书社 2000 年版，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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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梁启超：《鄙人对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大众报》1912 年 10 月 24 日，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1 集《说明》，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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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8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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