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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718—7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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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197、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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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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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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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章太炎：《邹容传》，《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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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章太炎：《邹容传》，《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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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256 页；《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6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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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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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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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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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革命家的良心：民生主义的历史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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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西交冲以来，富强之想便由议论而成思潮，支配了几代中国人。产生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民生主义虽由这种思潮孕育催生，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却是一种别立新义的东西。两者之间由递连而嬗蜕，折射了历史变迁中的沤浪相逐，也为后人留下了思考诠释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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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传统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起点。但这个过程又带着两次民族战争失败的伤痛，是在西方人俯视的炮口下逼出来的。因此当其发轫之初，主持洋务事业的人们心力所注的都是“自强”。而后，制器练兵推及铁路、航运、开矿、织布，“自强”一词的旨义也延展为“富强”，并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时务中的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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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强”是对西人逼迫的一种回应，因此，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以民族主义为源头和指归（其中既有夷夏之辨的延续，也有近代民族主义的萌蘖）。“富”和“强”既因中华与泰西的对峙对比而显，则“富”和“强”的意义与价值都是同国家连在一起的。洋务运动为寻求这种与国家连在一起的富和强而向西方人“借法”，移来许多古所未有的东西，促成了传统中国的变化。这个过程为后来的历史造就了进化之势。然而这个过程又常常要顾此失彼，使国家的富强淹没社会和民生。光绪十四年（1888），礼部尚书奎润等因廷议修筑铁路而奏疏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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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轮船通行江海，东南舟车已多失业。现在津通失业之民，以车为生者约一万人，以船为生者约三万人，以行店负贩为生者约二万人。此六万人中，以一家五口计之，已三十万人。平日赖此为生，上以养其父母，下以畜其妻子。铁路开行之后，此项人等作何安置？将使码头运货，则码头一隅之地，所需之人力无多。将使分运乡村，则乡村偏僻之区，所用之车辆有几？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散于四方，凡此惨苦之情形，亦岂圣明之本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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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由铁路之争而总论洋务，统括言之曰：“今之谋国者，第知夺外洋之利，而不知所夺者止为中国穷民之利。”1 这一类议论常常与固守旧物的意态交融在一起，使西方移来的物事不容易进入中国，并因之而在历史变局面前显得不识时务。但透过新旧之争，他们用民生反照富强的文字以矛攻盾，却是一种能够触到痛处的东西。儒学原典多以民本立论，经二千年逐层累积之后，传统中国的政治遂与民生连在了一起。所以，清代设置在东南的几个织造府，除了为皇家提供衣料之外，还要随时打听地方的民情、物候、收成、雨旸，在奏告中回答这些帝王挂心的问题。2 君臣之间的问答不惮细小，而显出来的则是重心所在。但自西潮东灌之后，中国人被外力拽入了一种无法用历史经验来比说的危势。由此形成的“海国环伺”逼扼日亟，不能不使国家的至上性在人心中放得很大。然而至上总是由舍弃来实现的。因此，为国家造富强的人们便常常会顾不到民生。由儒学原典传下来的政治传统在他们手里被弄断了。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洋务为范围的近代化每一步都会引发纷争。站出来为民请命的人，大半出自旧垒里面。虽然他们一弹再弹的都是老调，但由老调引出来的问题，却是为国家造富强的人们没有办法回答。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使人非常明白地看到，外力逼迫下的近代化过程已经衍化为国家与社会相脱节的过程。在三十年洋务运动之后，顺次而起的维新变法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时序。“自强”的内涵也随之而演为立议会、改官制、变科举、办学堂、设报馆、兴学会、开民智。议变法的维新人物从西方人那里移来了更多古所未有的东西，并常常以此非议上一代洋务人物“不知本原”。这些人更富进取的热心与热血，然而就国家和社会的脱节而言，他们与上一代洋务人物又是一脉相承的。康有为说：“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3 这些话表达了宗旨所托，于是，变法所广涉的议会、官制、科举、学堂、报馆、学会、民智都失其本义，融入了至上的国家观念之中。其间的“图霸”无疑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国家观念，但这种极端又使国家在观念里变得非常悬空。因此，其百日高亢和戛然而止都与尘世苍生离得很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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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有为用他那一套道理游说于京城的公卿之间，以言辞“摄力胜人”的时候，孙中山已在海外和南国结会谋革命了。作为一个 19 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孙中山受过富强之想的乳育，由此形成的抱负，是他终身不能去怀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与图自强的洋务人物、谋变法的维新人物能够形成一种历史递进中的前后接续。然而在富强之说正骎骎乎激议论而动人心之际，孙中山的眼界已经越过国家的富强而触到人世间的“贫富不均”，并因之而“对于社会问题尤热心研究”。在筹划革命的同时，他常常上溯历史，注目于“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等等，5 想在中国寻出一条酌富济贫的路来。由此产生的民生主义，使久被至上的国家观念淹没的天下苍生重新回到了世人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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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的脱节是在效西法的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在四十年自强和维新之后，开新的中国人回头审视民生这个老题目，也是效西法的近代化过程促成的。孙中山后来追叙伦敦蒙难脱险之后，在欧洲“考察其政治风俗”，而思想由此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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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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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世纪西学东渐的过程里，洋务人物是带着委屈效西法的，维新人物是带着惊羡效西法的。虽说委屈与惊羡情态各别，而两者反映的却都是以中国的弱势看西方的强势。在他们眼里，西方那个世界里的物力厚富和制度昌明是一片亮色。孙中山也留意物力厚富和制度昌明，但他又从那一片亮色的阴面里看到过贫富“悬绝”之下的种种“惨境”。7 因此，他不再会有“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8 的那种一厢情愿的独面亢进。孙中山相信“世界潮流”，然而在“世界潮流”的引照下由欧西返视中国，则不能不催生怀想将来的忧思：“吾辈为人民之痛苦而有革命，设革命成功，而犹袭欧美日本之故辙，最大多数人仍受痛苦，非吾人革命之目的也。”9 由于“最大多数人仍受痛苦”凸出于怀想将来的忧思之中，四十年来被富强之想弄得非常悬空的国家观念便不再具有唯一性。比之“惟企强中国”的“近时志士”，孙中山更多一重为社会谋“平均”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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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剂于平均，可断言也。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此固仁者所不忍出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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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民生能够成为一种“主义”而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连缀为一体。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中国，“仁者”和“志士”都是使人起敬的人物。然而志士不知不觉地把国家与社会掰开来，仁者自觉自愿地把国家与社会接起来，两者的历史活动留下来的痕迹，又成为一种久耐咀嚼而意味深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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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民生这个题目曾久被旧垒里的人据为守护传统之物。但在民生主义里，这个古老的题目已融入图改革的开新之中。孙中山回答了洋务人物和维新人物都没有回答过的问题，也使民生的旧义在时代的变迁之中发生了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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